近现代变法维新之后，荀学再次遭遇劫难。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仁学》)一棍子将荀子打死。实际上，这种表述是严重不符合事实的。秦政只持续了二十多年，中国历代统治者悚然引以为戒。至于荀学与秦政之间，实在是有根本的区别：荀子与法家都尊君，但是，法家尊君不讲君权的来历，在没有取得君权之前，讲的是“霸术”，在取得君权之后，讲的是“权术”；荀子尊君，却始终坚持君主必须是道德的圣王：“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君道》）。法家尊君而抑民，并不认为人民是国家的基础和主体，而荀子尊君，却始终认为“君主”是人民的公仆，“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生君，以为民也”（《大略》）。又谓：“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正论》）法家管理国家，鼓励耕战的基本理路是建立在“不法古，不修今”（《商君书·开塞》）“反知识论”之上的愚民政策和“以刑去刑”的恐怖主义；而荀子则极力鼓吹通过努力学习，改造性情，途之人可以成为尧、舜，在政治哲学的根本理念上是孔子、孟子的同道。

荀子的学说是在战国末期新的历史条件下内补孔孟之不足，外应诸子之批评的必然产物。深究《荀子》文本，笔者以为，荀子尊君是顺乎历史潮流的正确选择，与秦始皇的劳民伤财、草菅人命，实行极端专制主义具有根本的区别；而且，相对于孟子“坐而言之，张而不可施行”的理论来讲，荀学植根现实，直面人生，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系统的政治思想，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近现代以来，新儒家依循程朱理学的老路，依旧崇孟而排荀，笔者以为，这是不顾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情况，一厢情愿，“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最终会再次招致儒家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灭顶之灾。

近现代的新儒家之所以崇孟排荀，关键是孟子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政治哲学理想，而荀子却尊君，与西方的民主制度相背离，用哲学史家劳思光的话来讲就是堕入了“权威主义”（《新编中国哲学史》）。但是，我们平心静气地说，西方的民主制度真的能够不折不扣地在目前的中国实行吗？没有权威主义，能够搞定十几亿熙熙攘攘的中国人吗？况且，当今的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等世界列强，哪个国家不是国家主义至上的？荀子之所以强调尊君隆礼，其真正的目的就是要“调一天下”，一民心，一四海，走出孟子迂腐的误区，富国强兵。不仅如此，荀子的尊君隆礼之术，既关照了每一个个体的人格修养，又突出了君权的至高无上。没有个人的道德修养，国家的一切工作就失去了意义；没有君权的权威性，就不可能调一天下；不调一天下，就不可能团结一致，富国强兵；不富国强兵，则内忧外患，人民的生活和一系列基本的权利就没有根本的保障。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在秦代末年农民战争的硝烟瓦砾中找到了血的教训，从李斯与韩非子回归到了荀子。中国千百年来的宗法传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过去以及现阶段的政治不可能真正贯彻孟子“民贵君轻”的理想，中国的政治只能走荀子的道路。因此，梁启超说：“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清代学术概论》）由此可见，荀子不仅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其政治哲学的精髓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