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创于孔子的中国儒家学派，在孔子生前死后，情形大为不同。孔子生时，以其为核心，形成一个非常有凝聚力的学派；及其死后，其后学没有一个似孔子而作为学派的核心，遂四分五裂，散于四方。此种情形，作为一个学派，未免不是一桩憾事，但对于一派之学说，又未免不是一桩幸事。孔门弟子的分散，使的原始儒学向各个不同方向纵深发展，使得儒学更臻完善，影响更加显著。

关于早期儒学的发展演化，历来不乏探讨者。早在先秦，韩非子就提出“儒分为八”，对此后人或考证、或批判、或另有新见。在古史辨讨论中郭绍虞先生曾偶有启发以为孔门学风只有务外、主内两派，并就此问题和顾颉刚先生探讨。顾先生认为这是个大问题，要考虑的因素颇多。有待详细讨论。[1]后也未见郭、顾两先生探讨。有的学者认为，战国时代的儒学基本上有三条发展线索：一是本地之儒，即齐鲁缙绅之儒；二是南传之儒，主要是楚地的儒学：三是西传之儒，即以子夏为代表的三晋儒学。[2]但只是提及，未见详细论述。有人据新发现材料认为早期儒家似乎可以分为四派：一是子游、子思、孟子一系的“弘道派”，二是子夏一系的“传经派”；三是曾子一系重孝道的“践履派”；四是子张一系的“表现派”。[3]本文暂不讨论早期儒家到底分为几派，而是就其规模和对后世影响言，认为孔门弟子中最显著的莫过于子夏、曾子二人。本文就子夏、曾子的贡献和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务外、主内不同风格形成的原因和子夏对荀子、曾子对孟子的影响作一个考察，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一、孔门弟子及其后学略论

孔子弟子极多，有姓名可考的约八、九十人，来源几遍当时各诸侯国，而尤以鲁为最。孔子卒，弟子传其学于四方。如子夏、曾子、澹台灭明等，这些都是史有记载，且一定程度上形成流派的。但我们也应注意：没有见于记载的孔门弟子，就并不能说在孔子死后，他们便不言“孔学”，只是言的程度和影响不同罢了。这就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为言说者之才能，一为言说者所处之环境。最终对儒学的发展贡献突出者惟子夏、曾子二人，便是此两因素共同作用所致。在此，我们不得不提及韩非提到的儒家八派。关于儒家八派，论说者颇多[4]，仍未得出一个令人十分信服的结论，八派之儒，众说不一，遽下结论，有恐失真，尚待进一步研究。

但在韩非的儒家八派中，却没有见到子夏、曾子、子游、澹台灭明等的身影。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学者们对此已有所讨论。郭沫若先生认为韩非不论子夏，是把子夏当作法家的始祖，也就是自己果如此，则为何不载曾子、子游？也有认为是指那些打着孔子招牌而兜售私货的假儒或俗儒或贱儒。[5]果真如此，则为何不见子夏、子游之儒？因为荀子明确把子夏子游列入贱儒之列。《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澹台灭明……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可见这是一支南传的儒学，且规模亦不小，而韩非又只字不提。对韩非关于“儒家八派”的划分，近于情理的解释应该是：韩非只是记录了当时所存在的儒家流派和他自己听说过的且他认为能够称的上流派的儒家学派。因为韩非是法家人物，故他未对儒家流派的内在传承渊源做详尽的考证，也是合乎情理的。

总之，孔子死后，儒学依靠孔门弟子及其门人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孔门弟子中，最初对儒学的传播贡献突出者至少有子夏、曾子、子张、子游、漆雕开、澹台灭明等。但随着时代及环境的变化，子张、子游、漆雕开、澹台灭明等所传之学在后世无甚大影响。此种现象，原因有二：一是其无著作，或有而亡佚。一是其弟子中无突出表现者。无著作，后世则不能观其学。弟子无突出表现者，则不能对其学进行继承、批判、总结和发扬，以至于其思想为他派所吸收而不彰或趋于消亡。而子夏、曾子则不同。二人皆有著作，虽后亡佚，但各有大批弟子，且弟子及其后学有突出者。如子夏弟子门人有：魏文侯、李愧、吴起、田子方、段干木、禽滑厘、商鞅及受其影响的荀子，曾子弟子门人有：子思、乐正子春、阳肤、公明仪、公明高、公明宣、曾元、曾申及受其影响的孟子等。而荀、孟又与后世儒学发展的格局息息相关，这就奠定了子夏、曾子在儒学史中的地位。子夏、曾子所做的努力，到战国末期由荀子、孟子分别进行总结。儒学便呈现出两条发展线索：一个是由孔子、子夏到荀子，注重于“务外”的礼学，另一个是由孔子、曾子到孟子，注重于“主内”的仁学。在孔子和荀、孟之间，子夏、曾子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二、子夏在儒学发展中的贡献及对荀子的影响

子夏（约前507—前420年），姓卜，名商，字子夏。晋地温邑人（今河南温县），三家分晋后属魏。孔子死后，他到晋属西河（今山西河津一带）设教。

子夏开启了三晋儒学的先河，为三晋儒学的创始人。在孔门弟子中，子夏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对“六经”皆有修养的弟子之一。子夏对六经的掌握和运用，为其西河之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加之子夏极具个性的思想，为西河之学后来的多方面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子夏对儒学发展的贡献，也表现在他对儒家经典的传授上。对于子夏传经，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传统的说法，以洪迈为代表，认为六经皆传自子夏。他在《容斋续笔·子夏经学》中说：“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尽可信，然要于他人不同矣。”[6]但也有人否认子夏传经，以钱穆先生为代表。他说：“孔门传经系统见于史者惟《易》，而《易》之与孔门，其关系已最疏，其伪最易辩。其他诸经传统之说，犹远出史迁后，略一推寻，伪迹昭然矣。”[7]我们如果明确指明六经由子夏传下来，且传承关系如汉儒传经那样历历可考，则找不到确凿的证据，且不大可能。因为子夏的时代，尚不同汉儒那样重视派系及传人。汉儒的传经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汉代特有的现象。但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子夏对经学传播的功劳。

首先，子夏对六经的熟练掌握，为其传经提供了可能性。

其次，在汉代人确认的子夏传经系统中，其列于首传者的大多是子夏的弟子，且都有史可考。

再次，从现存文献中，也可以发现一些子夏传经的痕迹。如《春秋》三传的流传。《后汉书·邓张徐张胡传》记载徐防言：“臣闻《诗》、《书》、《礼》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这就是说用章句的形式注释《诗》、《书》、《礼》等经典最早是从子夏开始的。以及《春秋》三传的流传等。

子夏的思想在孔门弟子中颇具特色，试述如下：

〈一〉、注重“务外”。子夏注重务外（当然，这并不是说子夏及其后学完全放弃了“主内”，而是就其思想主流表现出的倾向而言是“务外”，下文论及曾子的“主内”亦然）。《论语·学而》：“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事父母、事君、交友，这些都是具体的实践，子夏认为这也是学习。可见其对“务外”的重视。《论语·子张》：“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也’”所谓“小道”即农、工、商、医等小的技艺。可观之处，便是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从外在世界学习，即使在一些小的技艺中也可学到知识，也体现了子夏重视从外在世界探求学习的“务外”思想。

〈二〉、学以致用。子夏强调学以致用。《论语·子张》：“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获得知识的目的是要运用，用知识来指导实践。“学而优则仕”也反映了其“学以致用”的思想。通过“仕”找到一个发挥“所学”的平台，用学到的知识去指导实践，而并不是把“学”当作“仕”的敲门砖。子夏的学以致用的思想也影响到荀子。《荀子·儒效》：“学至于行之而止矣。”也表现出“学以致用”的思想。

〈三〉、儒法兼容。子夏为孔门高足，有儒家思想自不必说。但在子夏的思想中也兼容了法家的思想。

首先，重视功利。《论语·子张》：“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何谓“小人儒”？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引谢氏言：“君子小人之分，义与利之间而已。”小人儒便是注重功利的人。《论语·子路》：“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可见在当时孔子就注意到了子夏的重功利的倾向。而重视功利一向被法家所重视和执行。

其次，对“势”的重视。《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有子夏言：“善持势者，早绝奸之萌。” 善于持势者，就能做到防患未然。可见韩非也承认子夏思想中有“势”的思想。韩非最后总结法家学说为法、术、势三部分。关于势的学说，主要来源于慎到的“势”的思想。而慎到是赵国人，时间距子夏较近，更容易受到子夏思想的影响。

再次，对“信”的重视。《论语·学而》中子夏言：“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论语·子张》中也记载“君子信而后劳其民”。不论是为民者，还是为君者，都应有信。尤其是为君者，更应先施信与民，然后才能使民。这种示民以信的思想，后来为法家及兵家常常使用。如吴起西河立木，商鞅的取信于民，都受到子夏的影响。

荀子的思想来源极其广泛，其具体的师承关系已不可考，但其受子夏“西河之学”的影响是有迹可寻的。子夏创西河之学，其成员众多，声势甚大，儒学始在三晋大地上流行开来。我们从曾子指责子夏的三条罪状之一，即西河之民疑子夏为孔子，就可看出当年西河之学的规模和气势。《晋书·束皙传》记载，晋太康二年，汲冢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有《纪年》、《易经》、《国语》、《名》、《师春》、《穆天子传》《图说》等。其中许多都是与儒家有关的典籍。这说明魏国此时书籍破丰，类目甚众。如是襄王墓，襄王元年至文候卒年相距九十年。这与子夏的西河之学在魏国的盛行有很大的关系。而魏襄王与齐宣王是同时代的人，荀子就是在齐宣王时去齐国的。如是安厘王冢，则说明书籍流传的时间更长久。荀子是赵国郇邑人。刘蔚华先生认为，“荀姓族人可能散居在古临汾至新绛、临猗、解县一带。荀况的原籍大约就在这一带。”[8]这与子夏晚年设教的西河相距不远，且荀子活动的年代距子夏活动年代为时不远。荀子在去齐之前就生活在西河之学的影响圈内，不可能不受其影响（但这并不否认荀子受其他学说影响）。高专诚先生也认为：“像李悝这样的人物，很可能担当起子夏与荀子思想之间的传递者的角色。”[9]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李悝为三晋法家的始祖，其变法在三晋大地上影响甚大，其事迹和思想一定在三晋大地上广为流传。荀子难免不受其影响。荀子学说中不少内容吸收了商鞅的学说。商鞅是吴起的学生，而吴起又是子夏的学生，由此也可窥见子夏对荀子的影响。

三、曾子在儒学发展中的贡献及对孟子的影响

曾子（约前505—前436），名参，字子与。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人（一说在今山东费县，一说在今山东嘉祥县）。《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以为（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以业。作《孝经》。”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曾子》十八篇，但传世的《孝经》并非曾子所做，已成定论，李启谦先生认为，《曾子》一书基本上保存在《大戴礼记》中。有的学者认为：“很可能曾子写过另一部《孝经》，它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曾子》十八篇’”[10]现主要依据《论语》，来考察曾子的思想。

〈一〉孝的思想。曾子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恐怕莫过于“孝”的思想吧。“曾子的孝在古代是很有名的。见于《孟子》中的曾子为孝的两个故事被人们广泛征引，即曾子伺养其父的细致周到和其父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曾子的这种孝在古代是被人们所肯定和赞扬的。《孟子·离娄上》：“事亲若曾子者，可也”，就是对曾子孝道的肯定和推广。

《论语·泰伯》载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这固然表现了曾子平日的小心紧慎，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极重孝道。因为《孝经》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可见对自己身体的保护，也是为孝的内容之一。这不仅是因为身体是自己的身体，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来自父母。疾病的出现，身体的受损，会使父母为自己担忧，为父母增加担忧，是为不孝。“父母全而生之，己当全而归之”，这便是孝，且是为孝之始。

《论语·学而》：“曾子曰：‘慎重追远，民德归厚矣’”。慎重，指死丧应尽礼。追远，指祭祀时要诚。丧祭之礼，是孝道的重要表现之一，这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的、固定下来的仪式，实包含着人类最真诚的感情。丧祭之礼，只是此种真诚感情得以渲泄的载体。且其结果是民德归厚，这就可使社会稳定，达到长治久安。

曾子“孝”的思想也影响到了孟子。《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对待父母的丧事，本来就该竭尽全力。这和曾子的丧尽其礼是完全相同的。孟子受曾子孝的思想的影响，且又有所发展。《孟子·梁惠王上》：“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把孝悌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之一，可见其对孝的重视。《孟子·离娄上》：“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这与曾子的孝能使民德归厚，是前后相承的。

〈二〉仁的思想。《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即仁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也就是“夫子之道，仁而已。”他领会了孔子“仁”的精神，而又使其更加明白易懂。“仁”是一个较抽象的概念，换作“忠恕”便易于理解，且在实际生活中易于操作。

曾子不仅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且有了进一步发展。《论语·子张》：“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怜而勿喜。’”可见曾子把仁扩展到刑罚之上，主张以哀怜之心执行刑罚。到了孟子，把仁又扩展到政治、经济上，要求实行仁政。可见曾子在孔、孟间的传承作用。

〈三〉注重“主内”。自我内省的“主内”方法，是儒家的修身方法之一。曾子便属“主内”，且影响了孟子。《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朱熹引谢氏言：“诸子之学，皆出于圣人，其后愈远愈失真。独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故传之无弊，观于子思、孟子可见矣。”[11]姑且不论他所言是否完全正确，但他注意到曾子“主内”，则是正确的。曾子把外在的实践最后都由内省来进行总结。

《论语·泰伯》中曾子言：“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远信矣。出辞气，斯远鄙信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三者皆是正身而不外求，曾子盖以修己为为政之本。要求的是向内的自省，注重修己，强调内在的修养。

曾子发展了儒学中反求内心，注重自省的方法。曾子的注重“主内”又影响了孟子。《孟子·告子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以及《孟子·公孙丑上》：“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中可以看出，这种注重“主内”从曾子到孟子一脉相承而来。

四、小结

儒学的发展为何于子夏、曾子之间，荀子、孟子之间发生很大的分歧，甚至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为何子夏、荀子之间，曾子、孟子之间又明显看出后者受前者的重大影响？这除了与他们自身特点有关外，恐怕与三晋地区和邹鲁地区的文化特征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三晋文化表现出进取和创新。晋国始封时，“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由于与戎狄相杂，所以因地制宜。这就有很大的自由度，较少受周制的约束。晋国经历了大灭公族后，公室衰微，受宗法制的影响较少，这就使改革少了许多阻力。晋国从建国初便不断制定法律，且法律不断加以修改更新。这就使三晋文化表现出一种进取和创新，生于三晋的子夏和荀子就处于这种文化熏陶之中。子夏虽在邹鲁地区随孔子学习，但在子夏身上表现出了和曾子不一样的气象，形成“务外”的倾向，明显与三晋文化有关。荀子的思想极杂，但其主要倾向仍表现的是“务外”。

鲁文化趋于保守。鲁国受封时，“启以商政，疆以周索”。遵循该地风俗，依周制画经界，分地理。犬戎入侵西周，周王室的文物、典籍、礼器等几乎全部丧失，而鲁国则保存完好，因此有“周礼尽在鲁矣”的说法。因为鲁文化全盘接受了周农耕文化的传统，而农耕文化又易产生重守成的保守思想。整个春秋时代，鲁国几乎没有一次象样的改革。在此文化土壤中产生的儒家学派，到曾子更显出“主内”的倾向。多保守而少进取，必使学术走向更加精深，而不可能出现较巨大的转变，另辟它径。即使到了孟子，虽然由于时代变化的剧烈，使他接触吸收了不少别的思想，但其主要倾向仍表现的是“主内”。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创立儒家后，子夏、曾子二人对儒学的发展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而他们“务外”的礼学和“主内”的仁学，又影响了各自文化圈内荀子和孟子。后世儒学便沿着这两条线索发展着、融合着、创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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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53—257页

[2] 高专诚：《卜子夏与三晋儒学》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3] 姜广辉：《郭店楚简于〈子思子〉——兼谈郭店楚简的思想史意义》 《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

[4] 可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孔门后学各派考》，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批判》，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孔门后学各派考》，庞朴主编：《中国儒学·所谓儒家八派与先秦儒学的终结》

[5] 庞朴主编：《中国儒学》（第一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71页。

[6] 洪  迈：《容斋续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90页。

[7] 钱 穆：《前秦诸子系年·孔门传经辨》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01页。

[8] 刘蔚华：《荀况生平新考》，《孔子研究》1984年第4期。

[9] 高专诚：《卜子夏与三晋儒学》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10] 刘鄂培：《曾子在先秦儒学中的重要地位》，《船山学刊》2005年第1期

[11] 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页。

Talk aboutZi-xia,Zeng-zi learns the contribution in the development in theConfucianism

XIE Yao-ting

Summary:The Confucius establishes the Confucianism school of thought, gathering students to speak to learn, producing very great influence at that time.The Confucius is died, the pupil spreads it to learn in everywhere, its scale and to the influence speech of the future generations, the most important people are Zi-xia and Zeng-zi.Two people did hug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that the Confucianism, and become"the outside of the study" is two partieses with" the inside of the study ". Zi-xia and Zeng-zi for afterward of the Xun-zi,Meng-zi produced very deep influence again.This kind of phenomenon of the creation has close contact with three Jin cultures,the culture of Zoulu again.

Keyword:The Confucianism；Zi-xia；Zeng-zi；the outside of the study；the inside of the stu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