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孔子的思想中，“君子”和“小人”获得了更多的道德内涵。一部《论语》合计不过两万字左右，其中“君子”两字出现了110次之多，与另一个《论语》的核心范畴“仁”出现的次数一样多，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以下我们以《论语》为基础来建立对于君子人格的认识。 

一、君子人格的道德内涵  

在关于“君子”的诸多论述中，《卫灵公第十五》中孔子的一句话综合了君子人格的道德内涵：“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1、君子义以为质。

孔子反复强调，“君子义以为上”（阳货第十七），“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第十五），“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第四）。 君子把利看得很轻，穷不失义，弱不丧志，并把义利之辨看成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线。儒家强调君子应该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追求道德的完善和心灵的净化，鄙视那些只顾蝇头小利的人。重义轻利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原则贯彻到现实生活和人际关系中，就是重视道德境界的提高，反对对物质生活享受的追求。

但这并不是说君子不懂得利与义的关系，一概反对利，而是强调正当谋利，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过，利固然不可一概排斥，但利的追求始终必须处于义的制约之下。正是在此意义上，孔子一再强调“见利思义”（宪问第十四）；如果不合乎义，则虽有利，亦不足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第七）；相对于义，利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甚至“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述而第七）。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卫灵公第十五），君子应把弘道作为人生的追求的最高目标，提倡精神追求重于物质享受。因此，“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第十四）。“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第四）。

2、君子礼以行之。

君子以“义”为质，是就君子内在的道德品质而论。就生活和人际关系而论，则“君子礼以行之”。

儒家所说的礼，是指作为当时社会道德规范的一套生活行为准则。守礼，社会才能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第十二）的局面，实现上下和谐的社会环境。所以，遵守“礼”是君子最首要的要求。孔子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颜渊第十二）。“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第六》），如果行为处世只知动机上的善意，却不知遵守一个人际互动中的规则，那么在社会活动中将会产生许许多多的冲突与争执，这就是不智的行为。孔子警告说：对人恭敬却不重分寸，就会反而因过度恭敬而举措多余，不必要来礼的时候还一直多礼，这就浪费大家的时间了；做事谨慎是对的，但是不重视情境的需要、不知以礼节之，就会反而显得胆小怕事，令人讨厌；勇于任事是应该的，但是不重视适度的礼节，就会破坏大家共事时的和谐气氛，而显得自己是一个鲁莽无礼之徒，造成别人做事的麻烦；直爽耿正是对的，但是若不知道别人的处境，只是一昧地直来直往，那么对于他人的生存将造成极大的压力而使自己非常不受欢迎。所谓“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第八》）。

具体说，君子遵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辞让谦和。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在为人处世方面，君子与士是这样做的：“君子周而不比”（《论语·为政》）、“和而不同”、“泰而不骄”（《论语·子路》）、“矜而不争”（《论语·卫灵公》），“切切偲偲，恰恰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论语·卫灵公》）。

（2）恪守本份。君子的言行举止都符合礼制的要求，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此，他“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可以“固穷”，能“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是为有礼守节，不易志；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思不出其位” （《论语·宪问》），是为知礼守本，不逾矩。

（3）仁德风范。君子有礼，因为他能“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可见守仁才能行之以礼。对于君子之“仁”，孔子有“仁者不忧”的说法（《论语·宪问》）。他认为“内省不疚”，是以“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

关于“仁”，这里要特别提出来。因为，君子的追求绝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兼济天下，“仁”做为君子最根本的品德，它的实质就是爱人 ，即爱亲人、爱他人、直至爱一草一木、天地万物。行“仁”要从最基本的孝敬父母、尊重兄长做起，进而推广到他人和社会。所以，君子仅修身是不够的，还应“修身以安人”、“修身以安百姓”，把仁德推广于天下，济世安民，实现爱民、惠民、利民、富民的目的。平时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君子应具备的品德。

一个理想的君子人格的生命写照，是不为谋求自己的生活利益，而只关心公众事务，并且谨言慎行，希望作为社会的典范，一切行谊以能彰显伦理道德，及作为人民表率为目标。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第一》）。孔子说这就是好学，而儒者的好学当然就是学仁。孔子又说，生活中的富贵贫贱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仁德的遵从与否，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境下，都要以仁德的胸怀来面对世事，这就是儒者对于一个理想的君子人格的要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第四》）。仁是君子的内在品德，必须要具体地展现出来，孔子有一段话是赞美子产的君子风范，他说子产自己的行为恭正有礼，对君王敬重有礼，对百姓的照顾务使其能有好的生活，在劳动民力的时候，一定是为公益之事才去役使的，这就是一个良好的担任公职者的行为写照，也就是一个理想的君子人格应该展现的风范，“子谓子产：有君子之四道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第五》）。

君子是仁德的执着追求者和克己的典范。在儒家道德体系中，仁是最高德目，又是区分君子小人的重要界标。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小人本性嗜利，根本与仁无缘。君子虽说不一定必然达到这光辉的顶点，但“君子之行仁也无厌”（《荀子·非相》），能在仁德的追求中锲而不舍。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他们善能以身作则，“克己复礼”，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这既是仁德的要求之一，也是达到仁的修习途径。因之，“君子以细行律身，不以细行取人”（《默觚下·治篇》－），“修内”而“让外”，只关注自身德行完善与否，从不在意他人的评论。他们“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荀子·非十二子》）

3、君子孙以出之。

孙同逊。君子孙以出之，体现在他注重做而不说或先做再说。子贡问君子时，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就是此意。

《论语》中常提到君子要“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孔子把“古者言之不出”归于“耻躬之不逮”（《论语·里仁》），所以君子只会“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论语·卫灵公》），正所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

孔子时常提醒有理想的君子在社会实践时的谨言慎行之道，这是基于他对人性的透彻所亲身体悟出来的，孔子在这方面的话语不少。“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第九》）。“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宪问第十四》）如果大环境是可以让我们施展抱负的话，那么我们立身处事与应对进退就应该更加地谨慎恰当，务求民众福祉与社会教化双美并行，如果大环境中充满了小人得志与好人的陷阱的时候，那么立身处事仍然要守道正直，不可妥协，但是在言语之际就要非常小心地注意会不会被人家拿来当话柄而正中下怀了。

孔子又说：“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宪问第十四》）。社会中是充满了陷阱的，对于周遭的小人的防范是时刻要注意的，在不好的时代、不好的国家、组织、机构要小心防范小人的伤害，在小人面前要注意他的心思欲望所显现的细微的企图，在对谈之际要注意言语上的谨慎，莫要一时口快得罪小人而遭受莫大的伤害。

孔子又说：“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第十五》）对于同守正道的人，该说的话要实时告知，否则对义人不义，你可能害他作出错误的决策，而对于小人，有些话是不该说的，你因为谄媚或自保而说了，造成社会的伤害或民众的受害，那你就很不应该了，有智慧的君子应该不失去结合君子的机会也不会发生讲错话的情况。

孔子又说：“侍于君子有三愆（音ｑｉāｎ，过失）：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音ｇǔ，盲人）。”（《季氏第十六》）在面对好人的时候，该讲的话就要讲，但是有几种情况是不适合发生的，在情境上还不到该提的事情，自己因为爱表现就拼命地谈起，这就是犯了急躁的毛病，而当事件的进行已经到了该把一些状况让大家知道的时候，自己又因为私心想要从中取利而不实时告诉大家，这就犯了小人隐藏私心的坏心眼的毛病。总之，说话一定要看情势，因为社会的互动是一个复杂的力与利、公与私、善与恶、功德与灾祸的场域，有智慧的君子时刻警觉，随时掌握，作为周围的学习者，就应该更加谨凛，见机观色而动。

4、君子信以成之。

孔子用“文、行、忠、信”教导学生，他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因此，儒家讲求君子要守信誉。当然守信不是不求变通，应做到“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学而第一），因此“君子贞而不谅”（卫灵公第十五）。

诚信是君子为人处世的一个根本准则。所谓“信”，就是信用，即言行一致、恪守诺言。君子重诺笃信，提倡“言而有信”，把忠信作为立身之本，“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学而第一）。诚信有二义，一为言行一致，行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二为讲信用，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第二），没有诚信，言行表里不一，为君子所不齿。

君子能把握一个“诚”字。《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二十章）这里说的“诚”含有真实无妄、坦然无欺、恒久不怠等多种意义，作为道德修习过程中的一种高级精神境界，是通往圣化之境的捷径。圣人天生至德，生而有诚，《中庸》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同上）君子虽不及圣人生而有诚，但优于小人。他们能做到“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一心一意地追寻诚的境界。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不苟》）君子只要念念不忘一个“诚”字，就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在道德的阶梯上逐步向着圣人靠拢，最终升入圣化之境。

总而言之，作为士，要“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子路第十三），作为君子，则要做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罕第九），这样近乎完人的标准，只是儒家学者对人的品格的理想化。 

二、君子人格的现代道德意义

君子作为道德修身的楷模，是教化百姓的理想人物。教化是儒家最基本的治民方略，需由君子承担。孔子形象地指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孟子也说：“上有好者，不必有甚焉者矣。”（《孟子·滕文公上》）只要君子笃行礼义，以身作则，黎庶百姓就会弃恶向善。“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先进》）；“君子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不命而敬恭。”（《礼记·哀公问》）他们对君子教化功能的效力充满信心，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大学》九章），君子的表率作用能使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得到普遍提升。假如君子入仕为官，效果更为显著，“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日知录·俭约》）君子的教化功能甚至还能起到挽救危亡的作用。顾炎武就说过：“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日知录·两汉风俗》）王夫之也认为“国有君子，国可不亡”（《读通鉴论·哀帝》）儒家把君子教化黎庶看作建立理想政治秩序的关键，所以孟子说：“君子之守也，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下》）

就现代社会而言，君子人格的合理内涵是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合理资源。

儒家君子人格之于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意义，着重体现在其伦理精华与当今市场经济价值导向之间存在可以同构的方面，有着内在的契合性。它的一些合理性思想，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道德人格体系中的合理资源。

1、仁爱

君子人格中的“仁”、“爱”思想，有助于加强当代不同群体的合作关系。“仁”既是道德范畴的核心，又是一种人我关系的准则，而且还是人生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君子以“仁”为核心，“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其中就包含着某种人与人互助的内涵。我国现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就需要在全社会提倡和鼓励社会成员向需要帮助的人们奉献一片爱心，热心公益，扶危济困，救难怜贫。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体制的转型，在很多方面会引发新的利益、观念、心理等冲突，再加上市场经济带来的消极作用，人际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日渐增多，见死不救，见义不为，见利忘义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应该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君子人格的仁爱思想，并将此作为人之为人的最起码的处世道德原则。

2、坚毅

儒家君子人格中自强不息的乐观进取精神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健康、全面的发展。君子反对消极无为，提倡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的奋斗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意识，都是强调奋发向上的大无畏开拓胸怀和对社会、对民族、对真理的奉献精神。这些思想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无愧地可以称为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这种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与市场经济主体所需要的精神品质是可以融通的。市场经济要求经营主体必须有一种勤奋进取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此外，由于现代工业和经济的发展给人类生存环境和人际关系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也使人类对自身缺乏信心，对自己的未来深表忧虑。而君子人格中自强不息、乐观自信的精神，可以提高人们生活的信心，增强人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奋斗拼搏的精神，乐观豁达的气度，它是一种生命力的表现，培养这种精神，社会和个人才能得到健康和全面的发展。

3、以义制利

君子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义利统一，追求高尚人格的价值观，有助于从社会心理上遏止金钱拜物教的滋长蔓延，弱化追逐物质价值的动力，优化和稳固精神需求的支柱。改革开放前，由于收入水平的相对平均化、固定化和供给短缺、物品匮乏，人们的利益欲望维持在普遍低下的水平上。今天，随着收入水平和消费档次不断迅速地拉大差距，追逐金钱财富，沽名钓誉，崇尚享乐的物质实用主义和名利思潮冲击着现代人的观念与生活，人们的利益欲、享受欲急剧膨胀，由此出现了人情冷漠、人格沦丧等一些丑恶、阴暗、卑鄙的社会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避免金钱成为衡量人的唯一尺度，人沦为物的奴婢，成为纯粹的物化了的人，避免人的主体性逐渐地全面丧失。要清除市场经济的这些负面影响，大力挖掘传统文化中合理的价值观资源，不失为古为今用的捷径，对金钱拜物教无疑具有消解的作用。在利益至上、物欲横流的商潮中，要不断提升个体人格家园，利用传统文化设定的人格境界，也许更为有效而持久。君子轻利的观点固不可取，但是“义然后取（利）”、以义驭利、因义生利的思想，强调人们应该在合乎道义的原则下，采取适当的方式去取利的观点，对于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正确地去求利有着重要意义。它有利于促进人们在市场活动中把义和利结合起来，谋利而不失义，循义以生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高效、健康地发展。还有，像“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这些亘古流传的人格操守箴言，如果能内化为每位生命个体的精神境界，那么，市场经济固有的负效应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金钱拜物教滋育蔓延的温床也就会被有效遏制。

4、诚信

君子诚信为本的伦理规范与市场经济中信誉至上的原则是相通的。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一种信用经济，讲求信用，注重信誉，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根本要求，也是企业获得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企业界流传一句格言：“商海无涯‘信’作舟”，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信誉尤其是产品质量信誉，常常决定一个企业的兴衰存亡。诚实守信、言行一致的价值观，能够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有利于培养市场契约精神，通过契约理顺经济主体之间的产权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良性循环运转提供顺滑的人文软环境。对诚信为本的道德准则的提倡与弘扬，将有利于培养和形成人们的信用意识，从而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完善。 

我们当然不能对儒家君子人格思想中封建性的糟粕兼收并蓄，但是我们更不能对其中的精华视而不见，甚至走向文化虚无主义。儒家的人格思想应在合理的继承中，针对中国的国情，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际，给予创造性的转化，推陈出新，使二者形成一种互补优化，使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焕发出时代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