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不过，任先生对儒教的看法后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从积极面评论、批评儒教；强调从宗教角度研究儒教的重要性；肯定儒教的历史作用等。[5]任先生之后，对儒学之宗教身份进行学科性论证的要数他的弟子李申了。李申在其巨著《中国儒教史》中，对儒教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在他看来，儒学是信天命、信鬼神的，因而有信仰；儒学是有彼岸世界的，儒学是有组织的，儒学是有祭祀仪式的。而且，李申强调“儒教”角度研究儒学的意义是：“揭示儒教的存在，仅是确认客观已存在的历史事实；而只有弄清历史本貌，才能正确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指出儒教的作用，也决不否定任何一种传统文化的成果。”[6]虽然也肯定儒教的作用，但认为儒教整体上是会衰亡的：在总体上，儒教文化不可能适用于现代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它的君臣父子之论、三纲五常之说、天命鬼神信仰及祭祀制度等，都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7]
其三是人文儒教向度，以唐君毅、牟宗三、刘述先为代表。唐君毅认为，儒学之宗教性，既表现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教言，也表现为气节之士的心志与行为。儒者之所能以从容就义为最高理想，就在于他们有绝对的信仰。而儒学之为宗教的特点是人文宗教，他说：“儒家骨髓，实唯是上所谓‘融宗教于人文，合天人之道而知其同为仁道，乃以人承天，而使人知人德可同于天德，人性即天命，而皆至善，于人之仁心与善性，见天心神性之所存，人至诚而可成圣如神如帝’之人文宗教也。”[8]牟宗三认为，文化生命之基本动力当在宗教，所以儒学必须具有宗教性，但儒学只是在“尽日常生活轨道之责任和作为精神生活之途径”两方面满足其作为宗教的要求，而且儒教的重点在于“人如何体现天道”——“落下来为日常生活之轨道，提上去肯定一超越而普遍之道德精神实体”，此实体通过祭天、祭祖、祭圣贤而成为一有宗教意义之“神性之实”、“价值之源”，所以与人文世界没有隔阂，故可称为人文教，而肯定儒学为人文教，乃是面对国家之艰难，生民之疾苦，欲为国家立根本。[9]刘述先说：“儒化家庭祭祖，历代帝王祭天，似也不乏其宗教层面。吾人自当更进一步追问，由纯哲学的观点省察，依据儒家内在的义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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