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则通过消融康德哲学与改造陆、王心学，创立了庞大的“新心学”思想体系。另外，还有金岳霖先生创立的“新道学”等等。这些哲学大师虽然用心良苦, 在哲学理论上也有重要贡献，令世人敬仰。但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创造出的新哲学往往远离中国社会实际,而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他们热衷于中国哲学中的“理学”、“心学”和“道学”等，将它们视为中国哲学的精华, 而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实学传统却不感兴趣。实际上，在宋明儒学中，除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外，还客观地存在着一个以气为本的实学流派。宋明儒学不只是“理学”与“心学”的“两足並行”的框架，而是“理学”、“心学”和“实学”的“三足鼎立”。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宋明理学居于主流地位和“理学研究范式”的深远影响，多把中国实学淹没在“理学”或“心学”体系之中，使之鲜为人知。明清之际，“实学”在同“理学”、“心学”特别是理学末流的辩论中，而成为明清时期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思潮。
中国古代实学如何由“旧实学”转化为现代A“新实学”呢？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並作出了榜样。他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他强调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这就是说,在哲学文化上，要使中国古代实学由“旧实学”转化为“新实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与中国哲学的民族形式相结合，也就是如何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代实学相结合的对接点和生长点问题。
应当指出,20世纪在中西文化结合的文化大潮中,中国古代实学传统就在不同层面对毛泽东发生着或隐或显的影响。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十分注重借鉴和吸收实学文化中的优秀成份，充实自己的思想，并用以服务于他对现实社会的改造。毛泽东同志不同于书斋学者的立场, 也不同于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的学风, 他立足于现实中国, 面向风云巨变的世界,融合中西文化,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古代实学文化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实学的优秀传统, 创造了当代中国的“新实学”，从而为现代中国哲学发展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