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传统文化愈来愈受重视，各种被描述为“国学热”、“儒学复兴”的社会现象，目不暇给。既有学院中竞设国学院所、争开国学班之状况，也有社会上遍是文化讲坛、儿童读经班，乃至出现国学辣妹、汉服运动之类。各地又或祭孔、祭三皇、祭五帝，或大讲姓氏文化、尊祖报本，或抬出乡贤名儒，号召儒商。凡此等等，无法殚述，形成新时代最特殊的文化景观。

　　这种文化现象之形成，原因复杂，此处不予分析。因此现在我要谈的，乃是对它的一些反思。

　　不用说，我对内地的儒学复苏是赞赏的。我在台湾成长，当年之理想，便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期待儒学能在神州复兴。如今美梦成真，不胜雀跃。看见孔子重被珍视，圣经贤传又复炳炳琅琅于人口，一本于丹讲《论语》而竟可销行数百万册，全球且遍设孔子学院，不禁飘飘然又有文化大国国民之感。

　　然而，儒学复兴或许又来得太快太轻易了。学术界还没准备好、社会条件也不足，以致所谓儒学复兴不仅颇见乱象，真实内涵亦颇堪疑。

　　例如学界到处办国学院、国学班，可是国学中断或停滞了几十年，如今通晓国学的人有多少？师资何在？教材又在哪？过去批判孔子的人，如今俯徇时尚，转来讲儒学，当然没什么不好，但真正的研究又如何？80年代，通过对港台新儒家的介绍与对话，并整理章太炎、熊十力等早期儒者的文集，儒学研究确实奠定了点基础，也培养了若干人才。但新时代儒风大盛，儒学研究却其实并无进展。没有新学派，也无新理论。从前留下来的学术问题，看来也没人在意。因此虽然社会上儒学仿佛热得很，我们内行人却很明白：儒学研究目前甚是萧条，新意无多，学术社群也没什么活力。

　　而就在老成凋谢、中壮辈濒届退休、青年学者又还不成气候的这个时候，社会对儒学之需求却是空前巨大，要学界提供各式讲员、写各种书。学界根本无法应付，出版社遂只好大量翻印老书或出版通俗讲论（如张居正、南怀瑾及各大学各名师的讲记），以应时需。这类书，在盗版市场上更多，足征社会需求之殷。但通俗讲论本来粗浅，内中且多错误。出版社大出特出，无非图其方便，找个人讲讲，录音整理即可成书，不用等学者十年磨一剑。印老书，当然好，可是也往往欠缺学术考虑。如胡适《说儒》原只是一篇小文章，但现在配了图，包装成了一本大书。该文本是有争议的，就一本书而言，其内容亦显单薄。可是学界现今并没什么总说儒家较好的著作，出版社这么做，恐也出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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