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重要作用，可以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大家知道，中国在传统王朝时代，作为政治精英的官僚，作为文化精英的士绅阶层，以及作为经济精英的地主乡绅之间，存在着相当频繁广泛的横向流动，另一方面，社会底层向社会精英层的流动同样十分频繁。这种纵向与横向的社会对流是前现代人类社会中极为少见的。这个对流是怎么实现的？主要是通过科举制来实现的。因为中国古代，任何人，除了贱民以及少数规定人群外，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能够通过学习儒家的经典，然后参加科举考试，取得秀才、士绅等地位；士绅又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科举考试，成为官僚阶层；官僚到一定时候要退休，退休后虽然还有士绅身份，但已经是一介平民了。同时，在中国还有一个特别的制度，就是均产制。一个地主有一百亩土地，他有五个儿子，在中国古代，他的财产一定要平均分成五份，从一百亩到二十亩，就是一代时间，如果再有五个儿子，他就变成四亩土地了。均产制是使社会阶层往下流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流动频繁，频繁到什么程度呢？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统计表明，宋朝的官员中，50%以上，三代前没有人当过官，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宋朝官员是贫寒家庭出生。另一个例子，就是整个明朝 276年中，大约有两万名举人，两千名进士，在这些举人和进士中，43%的人出生于贫寒家庭。这些数字足以说明社会阶层间的对流程度。这个对流造成了什么结果呢？那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成为阶层开放度高的社会。在古代，一般都是贵族社会，包括日本、印度和欧洲，阶层与阶层之间非常封闭。而中国古代社会的对流程度很高。对流程度高，对儒家文化的生命力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首先，统治阶层一直处于吐故纳新的过程中。科举制度至少对形成这种延续王朝生命的新陈代谢，起到了一定作用。其次，科举制度所产生的流动性，使得文化与知识的普及面高于一般的贵族社会。由于读书的功利性激励，教育覆盖面大大扩展，整个社会具有了获取强大知识的激励机制。第三个方面，科举制度使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能够广泛地被大众社会接受。中国也成为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一统天下。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科举制度具有强化文化大一统的功能，而文化的大一统也强化了同化能力，它起到一种对社会各阶级的“虹吸”作用。
另一方面，科举要求的是求同思维，久而久之，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群体心理，重守成而轻创新，甚至把一切变异都看作是对儒家经典的背叛，这就造成文化变异能力较弱，社会文化缺乏活力。这个问题大家都很清楚，这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二十世纪中国近代化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梁启超1894年曾走遍北京的书铺，想买一张世界地图，居然没有找到。那时候，鸦片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为什么会这样？当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学世界地理没有用，因为科举考试不需要考世界地理。这就造成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客观知识的认识，要远远低于日本人。有人做过统计，在甲午战争时代的日本，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写过一本小册子，是介绍西方文明的，一年时间里销量达到25万册。但是在中国，洋务运动派在江南制造局印行的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各种书籍，三十年来只卖掉一万多册。这个数据很有意思。当时日本人口只是中国的十一分之一，日本的领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这些数据非常深刻地说明，科举制度给中国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整个士绅阶层对西方文化没有任何兴趣，尽管西方那时候已经强大到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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