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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和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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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指导和影响中生存和生活。寻找民族根文化，实现与根文化的连接，必须要经过 一道桥梁，撇开这座桥梁去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化、道德思想，那是比较困难的，也有可能在许多的理念、名词、观念上混淆其中的深刻内涵。马克思主义虽然在中国盛行几十年了，但是作为一般百姓而言，对他的理论能够系统地去研究和解读的确又不多，大家都还是一种被动性地接收。
我曾经花了三年时间来读西方的哲学著作和马克思的著作的，当时就觉得非常困难。他行文的方式、思维的脉络，与东方人的方式完全不同。我到了德国以后，跟德国人在讨论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哲学领域想起来就头大，要深入研究就必须重新去掌握那些专用名词、单词，由此可见我们东方人再根据原著的翻译来学习是多么困难。所以在这里，我只将一些理论性的内容作一个简要说明和展开。主要使我的哲学思维理念，能够通过这一座桥梁而回归到我们的根文化之上。
总而言之，如果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道德经》的哲学思想相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老子和马克思都是“以百姓之心为心”，胸怀苍生，在这样一个坚定的理念之下，从而创立了目标一致但是路径不同的哲学思想。这个终极目标都是相似的，但是也有差异的。差在这个不同的路径上，而在终极目标上却和谐一致殊途而同归。对这个结论，如果我们深入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和《道德经》的哲学思想，然后再加以比较，就会自然地得出来。而且我们也不难发现，《道德经》的哲学思想，已经将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天然地囊括在其中。
对这个结论，有些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可能感觉到奇怪。但对真正把《道德经》展开来、并且实践了《道德经》的人来说，却会露出会心一笑：的确是囊括在其中，而且是把其中的精华囊括无遗。所以，学习、实践、研究《老子·道德经》，对于我们这个已经按照马克思思想建设多年的国家，在目前的社会基础上，进行民族精神复兴、社会道德复兴，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而且，学习《道德经》的哲学思想，复兴民族的根文化，复兴社会的道德，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如何深刻地、全面地去认识《老子·道德经》的哲学观呢？把诞生于两千五百多年之前，接近自然大道的伟大思想、哲学观，让现代人来学习和研究，的确有很多的困难，因为我们离道失德已经甚为久远了。对于离道失德久远的现代人而言，必须要跨越历史的长河，回溯到中华民族的根文化中，在根文化的土壤中，在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进入《老子·德道经》的深刻哲学思想和理论之中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真实地用“修身明德”的方式来实践身心，才能获得真知。
“修身明德”四个字，正是两千五百年来我们丢失了的关键内容。人类社会在这两千五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已经失去了“修身明德”的基本实践，所以难以解读《老子·德道经》，难以全面地掌握我们民族的根文化。如果我们要想真正地、全面地、科学地去把握好民族的根文化，就必须重新将“修身明德”四个字，老老实实地、勤勤恳恳地进行刻苦的实践。这样才能架起通往民族根文化的桥梁，从而自由地翱翔在《老子·德道经》这一部万经之王的海洋之中。
《老子·德道经》一书中的这个“德道”一词，是道家哲学思想的精华，是老子为了引领人类修德归道而设立的一个名词。但是，“德道”一词在魏晋时代却被人颠倒成为“道德”，而且沿用至今。老子的著作《德道经》，是因为他站在道的境界，在那个“O”里面，运用“一”。“一”是什么？是“德”。老子正是运用德的演化规律分析人类，分析人的生命，预见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而撰写的一部“万经之王”。
今天，由于现代人思想中的人文精神的失落，这个“道德”一词已经被人们“泛义化”或称之为“泛义伦理化”。文字承载的信息发生嬗变，改变了老子当时提出的这一名词的本意。现代人仅公将“道德”理解成为人的“德性”和“德行”，被人们视为一种符合伦理规范的品行，将它降格为后天的意识认识的伦理规范标准，成为伦理行为正确与否的一个鉴别名词。例如，我们常常谈论某人说：“这个人有道德，那个人不道德。”或者说“某人无德”、“缺德”等等。实际上都已经把“道德”这个根文化的灵魂降格了。那么“道德”是不是伦理？可以说既是伦理又不是伦理，不是伦理的这一部分应该恢复它的本来面貌。
有人听我作《老子·德道经》讲解的时候，提出了一个疑问：“老师，你所讲的《德道经》怎么与社会上其他人所讲的《道德经》不一样？”的确是不一样。这个“不一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体之于身而知道”；第二是“明德”。这是讲解《德道经》的一个基本前提和要求，有人将道德泛义化、伦理化，没有上升到以“德”阐释万物化运动的规律。这两点差异正是我们寻找祖先根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对这个分水岭一定要弄清楚。
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首先就必须要抓住道德的复兴。抓住道德的复兴，首先又必须抓住每个人德道的复兴，真正具体落实到每个人心中、身内“德”的复兴和对“一”的认识。“得其一，万事毕”，不明“一”，不能够体悟、感知、窥见“一”，就很难明德复兴、振兴道德。
二十年多来，我们国家努力倡导道德复兴，如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学雷锋”等活动。但为什么就是不见道德的复兴呢？这是因为我们只把它当作了口号和运动，流于形式，囿于过场，而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道德”，没有自身的体悟，没有经过每个人本身的格物实践过程，而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道德”，没有自身的体悟，没有经过每个人本身的格物实践过程，所以就难以推广，难以落实，难以实现真正复兴民族。实现道德复兴，那就非得要避免这种不切实际的口号和运动形式，而落实到每一个人的心灵之中，落实到每个人的身国之内，去完成对道、修身明德，形成强大的社会道德风气，才能改变社会的颓废现象。只有形成真正实践之风，真正把握住根文化，道德复兴才会必然出现。每个人或者绝大多数人，从身国内到身国外逐层次地开展实践，才能达此目的，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记得在六十年代，当时，我大概在读小学六年级。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当时科就捡到宝贝一样，用一天一夜的时间把它读完了。我感觉，如果在全国范围内扎扎实实地学习这本书，国民的精神面貌绝对是另一番天地。可惜，连刘少奇本人都因为这本书而遭受了灾难。如果每个人都开展道德修养实践，必将会对社会释放巨大的作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否能真正地提高，并上升到民族复兴的高度上去看待，这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工作魄力。
道德的复兴，不论是伦理性的道德复兴，还是真正的归德返道的复兴，都必须首先建筑到民族的根文化，将我们的足跟立定于民族根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这样做才是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方法。因为只有这个文化之根，才是整个民族的源头活水和生旺之基。不找到这个根文化，只是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的、病急乱投医式的研究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不仅不能够实现民族复兴和真实意义上的道德复兴，还有可能使道德的本意继续被我们一颗不明道德的心灵，被我们一双充满了私欲、利己主义的漆黑的双手所异化、所玷污，进而失去民族道德复兴的机遇，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2、大道为根天下医
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全都蕴藏在博大精深的《老子·德道经》五千文之中，她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根文化的主根。在这个主根之上才相继诞生出中华民族的两大辅根文化——也就是儒学文化和释学文化。如果我们都平心静气的、客观的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来论证根文化的起源，这个结论我相信是任何学者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有文史资料记载的最早的人文学说是“黄学”（黄帝学说），在“老学”出现以后，我们后代人才将它们合称为“黄老之学”。这个“黄老之学”就是中华文化最初始的文化之根，是主根。此后，才相继诞生儒道的孔孟之学和后来又引进融合的佛学。共同一起组成了中华民族根文化的三大支柱。可以说是以道德文化为主根，而以孔孟之学和佛学为辅根（支撑帮辅），共同构成这三大支柱。谁将这三大支柱给否定了，那么他就不配称之为炎黄子孙。这三大支柱绝对不要抛掉，也不能够抛弃，而是要把它摸清楚。任何偏离主根的学说，任何偏离这个以“道德”为主根，以儒、释为辅根的这三大支柱的学说，都应当将他们称之为“杂学”，这样才能够比较准确地去把握中华民族的根文化。
我们后世的许多学者，一方面由于他们没有进行修身明德的实践，因而弄不清楚这个主根，认识不了她，只好将这个根放到一边；另一方面，由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纷呈，使人们认不清楚什么是主根了。当时的诸子百家学说，的确在中国社会历史上兴盛了一个时期，而且还留下了了大量的文字记载。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先秦百家学派，他们诞生的土壤是在春秋战国，是在周朝解体后，在周文疲敝时期。周朝当时是以“礼”为治的，周朝的子孙们没有很好地把老祖宗的这个“礼”治文化执行下去，“礼”被放弃了、搞疲了，社会也就弊了，弊病多端，导致了最终的解体。诸子百家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应时而起的，是以物为智的思想而产生的一些学说。可以说是“诸子各为天下医”，他们各自都看到当时社会的不同弊端，以医治社会和国家的理想信念，用不同的理论之“方”希望匡扶正气。。唯有孔子还是把握住了根文化的主根，从而逐步形成了一个能够辅助主根的学派，称之为“儒家学说”。
孔子的核心观念是“仁”，他的政治理想是仁政。孟子侧重的是“义”，他的政治理想是王政，想建立一个王道乐土。荀子的学说侧重的是“礼”，政治理想是礼治。还有一个著名的韩非子，韩非的核心思想是“法”，他个人的政治理想是法治。在当时可以说“仁、义、礼、法”，由儒而化为法，兼之百家兴起，各执一端。有的把握住了根文化，所以说他的学说就有很强的生命力，能一直延续发展下来；有的以个人的智识为用，没有经过修身明德或者修真明德的实践，那部分应运而生、参与争鸣的内容，大都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看一看先秦诸 子百家在我国历史上兴盛的时期，看一看各家各派最后的筛选淘汰结局，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谁把握住了“黄老之学”的主根，谁就延续下来，并且发展开来，成为对 社会进程有益的学说。
孔子是一位大家，他被后世尊称为“圣人”，也就是说相当于到达了圣人修为层次的一位儒学大家。他“圣”在什么地方？“圣”在紧紧扣住了“德”。孔子虽然提倡“仁”，但是他紧扣住“仁”，从“仁”向上紧扣住“德”，向下紧扣住“礼”，用这个“礼”来解释“仁”。孟子是将“礼”和“义”兼蓄并论，结合讲礼。荀子是尊礼重法。他们虽然都是儒家一脉，但各有特色。其他的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家，他们的理论方法、治世理念与大道文化有一个分水岭：凡是没有真正地进行体德，没有进行修明德或者修真明德的 这些思想家，他们就难以把握住这个“德一”。这个“德一”如果不把握住，那么始终就是盲人摸象，只能掌握局部的知识，难以产生像老子那么大的气魄，将整个宇宙“变化揽于手，乾坤运乎掌”。如果没有体德，没有把握这个“德一”，那的确只能是局部的解析。没有心灵的明亮，心中的光不能自燃就难以照亮自己，更难以照亮历史，照亮过去，照亮未来。仅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了解万事万物，认识有限，格物不全，所形成的学说和思想，也就难以称为根文化。即使后代强名它，那也只是大根上依附的细小须根而已。
由于我们后世的许多的研究者，史学家、哲学家们同样丢失了体德知道、修身明德的方法和实践，所以在研究过程中也难以把握住主根，其研究的结果也同样像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一样，各执一端，纷纷纭纭，理念各异，繁衍成了近代的、复杂的各种政治观念、哲学思想。自古及今，许多哲学思想把我们弄得眼花缭乱。外行看热闹，内行就看历史中的门道。门道是什么？是《德道经》，是“黄老哲学”，将这个《德道经》和“黄老哲学”牢牢地把握住，这才是真正把握根文化的必由之路。
道德到底是一种伦理要领还是真正的哲学、社会学范畴，应当有一个重新的鉴定，恢复她本来面目。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努力，为了更准确地研究和实践中华民族的根文化，又要同时去避免近代人们对道德及伦理的狭隘认识和错误判断，我们花了一定时间将《德道经》的各个版本，包括帛书版、竹简版、道藏版，还有各个时期历史名人的点评版等等，经过一番慎重、深入细致的反复考证以后，才尽力将老子的《德道经》重新恢复成为魏晋以前的《老子·德道经》的原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学术举措，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努力，这个版本的面世，有利于民族根文化的研究和大系统性的展开。
《老子·德道经》——这个集中华根文化之大成的宝库，把握住她，那么我们就容易高屋建瓴、追本溯源，从而将中华文化的大系统由根到干，由主根到辅根，到细根、须根，根—干—枝—叶，把它理顺，从而全面地把握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有利于准确地展开和把握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大系统。这里面有一个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全面整肃道德纲纪的过程，期望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迎接真正的民族道德复兴，迎接中华民族道德的春天而奉献绵薄之力。我们要甘当垫路石、指向标，甘做众生孺子牛，尽力做个铺垫，开山劈路，这也是我们在《德道经》内在精神食粮的滋养下，通过修真明德获得一种精神解放以后，所产生的“以众生之心为心”的理念展现。
3、体身知道明真理
“道”和“德”的真正深刻的内涵，由于一些因素暂时的制约，我还没有全部地展开阐释。但是“道”和“德”都是必须“本之于身”才能体认的学问，“体之于身而知道”，是一个必然的实践过程，回避这个关键点，就难以真正地把《德道经》读通，只能绕过根文化，只能进行粗浅的为名、为利、为欲的研究。
“体之于身而知道”。“体之于身”就是“德”。用“德”在体内体会、研究，从而明白“道”。心里面明了、亮了，才明白“道”；心里面一团漆黑，没有自性的光明，怎么知道“道”？所以说“道”和“德”都是必须在身体内自我实践的“修这于身”的哲学。“道”和“德”作为“体认”而产生的结果是不可怀疑和推翻的，因为它是一种实践出真知的真理。人类意识中的怀疑只是一种理性行为，非常表浅，而实践后所诞生的体认则是超越理性的真实。因此，进入“天人合一”状态中去实践才能体认“道”和“德”，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存在。对那些不进行“道”和“德”亲身实践、体认的人，谈论“道”和“德”的具体内涵，那可累身累心，就像与夏天产生、秋天又死亡的昆虫坐在一起去讨论冬天会有冰雪一样的困难。因为这种昆虫它没有经过严寒、冰雪的实际体验，你描述得再惟妙惟肖，它也不见得能够认同。这是真正认知中华根文化的障碍。我们把握住关键点，真正像儒家那样也来一个体味、体悟，也能够格物、修身，去格去感，去感去应，破除这个障碍，不就慢慢地明“德”了吗？！
这种现象又反应出，我们人类对真理的发现，自古到今天都存在着两个途径：
第一类是最常见的、肤浅层次的发现，也就是在主观的后天意识主导之下，深入到社会和万物之中进行智识逻辑推理，反复验证、研究后的发现。在此基础上的真理发现，带有明显的“有之以为利”的局限性和阶段实用性，它们都不能够之为“永恒真理”。但是这种发现，可以说是人类非常普遍的发现一般规律的途径，而且这种发现方式在西方世界是占主导地位的方式。由于它常能给人产生快速而直接性的利益，所以这种发现最容易被人类所接受、所模仿、所学习、所效法。这就是为什么在近数百年间这种发现方式大行其道的原因。满足了私心，满足了欲望，满足了利益所得，所以它也是容易迎合每个人心中的阴我，而被人类普遍接受。
而另一类发现真理的途径则比较少见。因为这种发现方式，跟西方的发现方式完全不同，它是需要在心身全部放松，将自己的心灵全部溶入到社会和万物之中进行意识与灵感思维高度和谐统一，进而格物致知的慧观性观察和发现。这种发现常常能捕捉到“长效真理”和“永恒真理”，是对万事万物内部和外物“无之以为用”本质的一个根本性的发现。这种发现模式和方法，从古到今在东方的土地上是一种占有主导地位的发现。最典型的是《老子·德道经》当中所阐释的真理的发现，它是这类发现中最为杰出的代表。第一类智识性的发现，在东方历史上只占有辅助的地位。
4、七字真言民族魂
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根文化如何简而言之地予以介绍呢？很简单，就是“七字真言”：“道、德、仁、义、礼、智、信”，这是中华民族根文化的灵魂。传统文化以“象、数、理 、气 ”四个大系统，从各方面、不同的角度来对万物的阴阳属性进行全面阐释。我们要将这七个字解通、读懂，并且体之于身，那就容易理解和掌握。真言的“真”，就是要在体内实践，才能得其真味。在自己的心、肝、脾、肾、肺里面，在心里，在大脑中，要去实践才能把握“七字真言”。在理论认识上，又要运用“象、数、理、气”多角度的、多个方向地进行剖析。
在这里我简单提示一下，比如说用“数”来解释，七个字，七是是事物先天的变化成数，是人类精神世界大系统内的圆成之数，是这个太极“黑”里面变化的成就之数。逢“七”必变，在那个肉眼看不到的空间里面，就是这么一个规律。其实这个“七”，就完整地将人类精神领域囊括在其中。是顺行还是逆行，如果是择其中之一而行，在这“七字真言”面前可以说都会相形见绌。只有整体把握住这七个字，把她读完整、实践完整，那才是真正把握住传统的根文化。这七个字，的确是博大精深！在中国的历史上对这七个字的阐释，要是把那些竹简都堆起来，那真是汗牛充栋，车拉、船载不完，一生都难以读完。
东方道德文化理论的解析，是一个整体把握阴阳、执两用中的方法。那么对这七个字又要怎么把握？这七个数字中，道、德、仁、义、礼、智、信，“仁、义、礼”就是这七个数当中的“中”。“仁、义、礼”三个字在这七个字当中处了“中”。我们要遵从老子告诉我们的认识事物、研究事物的“执两用中，整体把握”的研究方法，认知“仁、义、礼”是我们民族道德文化的基石。掌握好基础，再来全面地展开道、德、仁、义、礼、智、信这七个字系统，那就比较容易顺理成章，自然像行云流水一般地把她展开。人类精神物质文明回归的必由之路，也就呈现在我们面前。
二、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和思想
1、失道后德江河下
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和思想，可不像现在人们写的一些东西，她很精练。她发现和把握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律性，是认识社会发展、认识人类自己本身，决定人类何去何从取向的重要理论。所以别小看社会发展学说思想，那真是偏之一步，离题万里，谬误千里！科学地去发现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律性，认识这种社会发展的必然客观规律，认识人类自己本身，从而根据这个理论和规律取向，决定到底走哪条路。没有理论就难以诞生方法，也就难以指导实践。理论是提练方法的前提，是指导实践的基础，理通才能法随。理论的正确与错误，片面与全面，肤浅与深刻，都是性命攸关的，关系着亿万生命的生存和归宿，那真是责任重大，不能轻言。
关于社会发展学说，有的学者认为是马克思开创了历史的先河最先提出这一伟大的理论发现。对于这一学术观点是否成熟，我们暂且不作讨论。因为道家的思想和学说，在这个哲学领域不存在争论，也不存在着批判，也没有斗争的，她有的只是“知白守黑”的解析，“德者自得”的论述。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其实世界各民族历史上都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发展学说，只是这种社会发展学说的系统性、深刻性、全面性各有不同，他们的论证和表述的方法也不尽相同。谁更为正确、全面、深刻？看一看我们的自己的祖先是怎么谈人类社会发展学说的。
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学说，就明明白白地在《老子·德道经》五千言的开篇之中。《老子·德道经》一开篇，就浓墨重笔地揭示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学说。在《德篇》第一章的“论德”中，老子开宗明义地以无比巨大的气魄，在阐释了决定人类何去何从的根本物质——“德”的存与失的现象之后，预见到了人类和民族“德”的必然丢失性。因为人都有私心、有欲望，照这样发展下去她肯定会丢失。那么，丢失后的现象，他都观察到了，看到了。在体内外都看到了，所以他就紧接着一气呵成地、气势磅礴地揭示了人类失德离道后的必然社会发展规律性，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发展学说。
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非常精炼、深刻而又全面，她令人百读不厌，可以反复在大脑里、心中、身中咀嚼。对于我们把握自己生命和冷静地观察世界社会，她简直是游刃有余，悠然自得。如果我们不深入其中，不把《德道经》的“德篇”第一章解析开来，那是体悟不到的。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富有纲领性，这个纲领性具有揭示性。不能说只有老子能发现这个规律，因为这个规律就在我们体内，人就是自然的缩影，知其内而达其外，不必去发现，你能够明德的时候就能观到。所以，他一气呵成地就把它揭示出来，社会历史无情地发展，已经证明和正在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的正确性！
老子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可以说，仅仅四十四个字，就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性，一览无余地揭示在世人的面前。只是可惜“鲜有识者”。也就是说，很难找到认识她的人！“识而疑者”者居多。
人类离道失德以后，就进入了一个心性无明而逐步下滑的社会发展规律之中。这个“一”，这个“德”散失、散开来了，融解开来了，就化解成了“仁、义、礼、愚”四个大的历史阶段，就是其必然的规律性。老子在这里是用“愚”来代替了一个时代和时期，这一点非常重要。许多的史学家、哲学家、思想家都没有发现这一个关键点，非常遗憾！
这个“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应当如何解读？人类发展在有象的世界里面，眼睛可见、身体能体，置身其中的发展阶段是四大阶段：“仁、义、礼、愚”。“忠信之薄”怎么回事？：“而乱之首”又是怎么回事？如何去解读它？这是由于老子在揭示社会发展史的过程当中，始终是站在道境之内，运用“德”来解释社会。“忠信”两字我们怎么去解？一方面是用这个“忠”来表现出其中还存在着一定成分的五德能量物质；另一方面这个“忠”与“中”在古字中是通假共用的。“忠”也暗示中央戊己土，就是指“信”——“信德”。如何去解释这个“信德”？有信德时代吗？没有！因为信德的五行属性为土，是黄色的土。土寄旺于四季，寄旺于木德、金德、火德和水德之中，给这四德奠基，它很自然地就分派到这四种德性里面，去烘托他们。就像人离开了土地一样，跳到空中呆不长久。哪怕你飞上天，住到宇宙飞船上也还得回来。所以土是其他四德不能离开的基础物质，信德分散地、均匀地分布在社会发展时期的仁德时期、义德时期、礼德时期、水德时期。水德时期就是“愚”——愚智的时期。信德她本身并不会形成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但这个信德却支撑着这四德时期的产生、发展以及消失。因为土为地，有基础之意。那么当社会滑落到礼德时期以后，信德已经随着仁、义、礼三德的相继丢失，也同样地丧失了四分之三，仅仅剩下那么孤独的一分，她就很薄了，所以“乱”也就必然开始了。
2、民之难治多愚智
老子为什么用“愚”给本应当是“智”的社会发展第四阶段定名？同样的原理，老子是用五德含量的多寡来解析各个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本质的。老子所指的是本质而不是表象。这个“愚”是“智”的反义词。当其他四德都丧失得差不多了，仅信德微弱的一分在支持智的时候，这个智已经不是智德了。
老子在论证的时候，从没有离开德，从没有离开阴阳。“一”非常重要，理念上要掌握这个“一”，认识这个“一”。在分析、解析任何事物的时候，你把握“一”，把握“德”，很多问题都会在你微笑间得到解答。根据德的多寡、升降、浮沉，她的成、实、蓄、散来进行判断，就能够八九不离十，比较准确地掌握事物变化的本因。
由于丢失了德的智，没有其他四种德能扶生的智就已经不能称其为“智”。当“智”与其余的四德——仁、义、礼、信，共同存在的时候，她才可以称之为“智”——称之为“智德”。但是当其他的三德都丧尽了，信德也只剩下四分之一时候，这个智已经是孤立性存在，已经体无完肤了。因此，“智”完全可以用“愚”来替代，称之为“愚智”。因为心里无明了，没有光亮了，道光德能已经一息仅存了。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老子特意地在此将“智”字不用，而改用“前识”，用“前识”两个字来代替“智”字，而且还用“道之华”来强调这个没有其他德来扶生的，失德的“智”的虚华，的确道貌岸然！确是“嘴尖皮厚腹中空”，而且很容易用这种表象迷惑人心。当这个时代出现的时候，人类看似聪明，但是，由于身国内的道德能量丧失殆尽，心中无明，只是在用大脑在穷思，就会出现一个愚昧的时代。所以老子在这里毫不留情地就指出这个历史时期的本质，就用这个“愚”形象性地来警示人们，告诫我们这些后代子孙，要当心这个时代，可别把自己的性命丢在时代中而没有察觉。这的确是仁心慈悲，是“以百姓之心为心”的表现。
为了使大家容易掌握这一社会发展的最后时期，也可以将它命名为“愚智”的时代。把“智”先挂上，先不谈它里面的德气怎样，能量如何，先把它组合成一个词便于理解。概而言之，老子所揭示的人类发展有象有形的四个时代，就是“仁、义、礼、愚智”四个大的历史时期。
我非常高兴地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正处在这个愚智时代。当然，为什么高兴？为什么遗憾？这个内涵，将在后面慢慢道来。由于我们现在就正处在这样一个愚智的社会发展时代之中，用“德”来考察社会和我们的心身，也就正如老先生们一针见血所指出的，是“痴人的世界，愚昧的时代”，“痴子难教也，痴儿难养也”。现在要明“德”特难，比仁治时代、义治时代、礼治时代的人明德要难多了，真不愧是一个“愚智”的时代！
3、圣人之明悄然同
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思想将人类社会分列成为仁、义、礼、愚四个大的历史时期。非常凑巧，它还能够找到同伴。三千年前，古印度文化当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分期方法，而且在“理数”上两者不谋而合。我相信三千年前或两千五百年前没办法进行沟通，那时候既没有网络，印度和中国也没有信使，但是这种学说和思想却非常接近。据记载，三千年前的古印度文化就表现出了相同理数的社会发展学说思想。的确，东方的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古文化国家，在这一点上同样也表现出了一种相似性。这一种现象同样验证了老子的分期方法是正确的。
古印度文化当中，三千多年前就曾经提出了四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他们把它称之为：第一个时代为“黄金时代”，第二个时代为“白银时代”，第三个是“红铜时代”，第四个是“黑铁时代”。如果我们对道家的五行学说了如指掌的话，马上就产生了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用五行学说来解析一下古印度类比性的分列社会发展时期的方法，就不难看出其中的一致性。按照五德、五色的五行学说解析，“黄金时代”就是一个仁治时期；“白银时代”，白属金，属于金德为义治的时代，就是义德时期；“红铜时代”，红属火德为礼，也就是礼德时期；“黑铁时代”，黑属于水德不智，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愚智时期。
4、先天后天一鸿沟
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在历史上解读的人不算太多。因为真正得“一”的人的确比较稀少，有的得了“一的”又甘愿做自了汉，不愿意去入世来解析老子的学说。老子始终是将这个先天的“运论”和后天的这个“物运论”整体地把握着，共同阐述万事万物的德性本质，根据这个德性的本质再来展开。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像老子那样，同时把握“先天运论”和“后天物运论”，不能把握或把握不准，那么就难以完成其中理念的相应转换。当然把握住和把握准离不开修身明德，最好是修真明德。
老子以德来论世事兴衰，把握万物内部变化的本因进行论断，他是从社会五德能量分布和散失的本质而言的。我们解读了《老子·德道经》以后，必须要高度重视老子的哲学思想，他的确是立足在“以人为本”，慧观内视，通过揭示人体身国内在的道光德能的流量变化、阴阳转换，在论证如何复归德道的同时，推演开来兼论社会。因为人是社会之本，以人为社会之本的众生思想，是老子立论的基础。每个人身国内这个“德”的生、住、成、坏，集约起来才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就像政治家所说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社会的真正主人。老子是非常实际的大学问者，他从深层次进行解析，从能量推动上解析。比如说这个宇宙，当初怎么形成，在混沌的状态下，在道德还没有衍生之前，她是一种“道”，但是她是一种静的“道”。这个“道”一动，整个宇宙发生了爆炸，形成了动能。这个能是德能。道就是靠这个德来演化出了“天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的宇宙万物。德当然就含在万物之中。
虽然人类一代接一代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摸爬、滚打、挣扎，但是其中还是有许许多多的智者。这些智者，都在自觉地修德明道，他们是人类的精英，而他们的成就也充分地说明和验证了人类冲出这种一般规律，从而复归德道自然社会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这一批批通过自身性命验证的成就者，都在向整个人类展示着一条康庄大道。这两者，一种是个人行为，一种是社会群体行为。一旦现实社会中，一部分人的个体行为能够转换成为社会群体行为，到全社会都来修德明德、修身明德的时候，当复归于“德”和“道”形成了人类的共识的时候，道德修养实践成为整体的社会行为，也就是真正的“德治社会”的出现之际。这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就会在这种状态下必然消失。我们人类虽然在“仁、义、礼、愚”这个社会发展的怪圈中深陷久远还没有挣脱出来，从离现在最近的冰河时期，发展到现在还是没有逃脱，还是把“德”行了，还是在“仁、义、礼、愚”状态下打转。那的确是惨！虽然人类还没有挣脱出这种一般规律的束缚，但是，最终挣脱这种束缚仍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这个过程，这种必然性我们一定要把它保留在我们的哲学思想之中，保留在我们的学说之中，不要误导后人。“反也者，道之动也”。到了一个极限，那么就开始复返了。地球是圆的，道的运动轨迹也是圆的。而且先天变化之数是“七”，“七”当中离不了这个“道”和“德”。而不能单纯地在后天这个五行之数中研究，只讨论阴木、阴金，只讨论阴土、阴水，而障碍我们看到更高的、更大范围的力量。道始终“无言胜有言”地在关注着人类的复归“德”和“道”，不论这个时间是以千年为时间单位，还是以万年为时间，甚至以亿年为时间单位计算，道始终以慈悲的胸怀关怀着众生。在道的眼中，人类德道的复兴、德道的回归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5、古来大义多慷慨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之中，还有儒学创始者孔子对社会发展所做的一些论述。他曾经在《礼运》中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把社会发展史分成为两个自然阶段：一个是大道行世的时候，天下为公；另一阶段，就是大道隐了，这个时候天下都为自己、为私家奔忙；把社会发展分为两个大的阶段。这有点儿类似“公有制社会”和“私有制社会”的说法，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但总而言之，孔子在当时的这个内证的深度和广度还没有达到老子的境界，所以他不能提出像《道德经》那么详细的，谁也无法推翻的学说思想。孔子对道、对德都非常遵从，他在“道”和“德”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仁德思想，并在这个方面是特别有建树。
中国在社会发展的前三个阶段当中，都留下了许多非常充满时代特点的、脍炙人口的故事。这些故事在现代许多人的眼中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德能层面断裂、流失以后的必然反应。现在就讨论其中的一些故事，帮助大家加深对“四大阶段”的了解和掌握。
这里不妨举个现代故事。有一位副总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跟着总裁在商界打天下。副总年富力强，而正总却已近暮年，所以副总的表现有点“功高震主”。一天，正总在办公室里召见副总说：“你看我的年龄这么大，精力也不足，身体也不行了，你说该不该退下来，给你们这些年富力强的人当当参谋把把舵，干干台后的工作。”副总就很关心地、老实地说：“老总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到了这个年龄是要注意保养，您功成名就，也该享受享受了。你老要是退休了，我就介绍一个玩太极拳的师父给你。如果你老人家天天坚持，肯定会健康长寿。”正总裁听到这，就干咳了几声，挺了挺腰板说：“噢，看来真是老了，人也不中用了。”起身离开了办公室。三天以后，这位副总收到了一封信，他被辞退了。正总没退，副总反面被辞退了。仁治时期的“许由洗耳”和现代的“年青先退、年老后腿”的现象说明了什么？我们可以用老子的《道德经》的哲学思想分析一下。
夏、商、周时代，表面看起来好像是“礼德治天下”的时期，礼仪、礼德方面的要求在这几个朝代里逐步丰富和完善，到周朝达到了“礼仪三千”。但实际上内在的还是一个“义”字在起着支撑的作用。例如，在周朝的初期就曾经发生过一个“义薄云天”的故事。这就是叔齐、伯夷“饿死首阳山”的历史故事。当时，伯夷是孤竹君的长子，叔齐是次子，这是兄弟俩。孤竹君想把自己的位子传给叔齐，让他来当继承人。等到父亲去世了以后，叔齐要让位给伯夷。伯夷觉得有违父命，所以他就提前逃了。而叔齐也不肯去承袭这个位子，他也走了。这两个人，后来听说西伯侯比较善，能够供养老人，就想到西伯侯那里去养老。恰巧西伯侯刚去世，他的儿子武王正在兴兵伐纣。这两人一听就叩马而谏，把武王的马缰拉住问：“你的老父亲都还没葬，你就动起干戈来，这是不是孝道呢？”又问：“你本来是一个臣子，现在却去杀群王，这难道是一种仁德吗？”武王的手下想动手杀他们，被姜太公及时地制止了。姜太公说：“此义人也。”意思说这两个人义德非常丰厚，出于义德而慷慨陈词，劝导武王不要兴兵。于是就把他们两人扶着离开了军队。后来，武王克商，建立周朝，天下宗周。伯夷和叔齐感觉到吃周朝的饭是非常可耻的事情，觉得周朝虽然建起来了，但后宁愿饿死首阳山，也不肯食用周朝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
这个故事发生在礼治时期，别看它表面上是礼，但是内在的还是义。这实际上也验证了老子社会发展学说所提示的发展规律是正确的，验证了社会演变的内在的源动力是义德而不是礼德。周文王制定一整套的制度和仪轨，社会表象是礼治时代的特征，但是人们的心身中的演变仍然是遵从着义德，是百姓们心中的义德在支撑着社会外象的礼治。
6、培植信土复兴基
难道我们人类自己就没有办法打破这种自我毁灭的因果链，求取一个走向新生的理论和办法吗？其实是有的！这个答案就在《老子·德道经》之中。
老子的学说，是对社会发展规律极其深刻的、大智慧性的揭示。这一点我们越学越觉得明朗，越实践就越觉得光明。老子的学说对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复归德道，是一种光明的开示。这种开示给我们带来的是清凉剂，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从愚昧转向智慧，从无德转向重视修德。
其实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论她从前遵循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发展学说，一旦拓展开自己的心念、理念，能够主动地将老子大自然观的社会发展学说纳入到国政方针中，真实地贯彻和落实，那么整个民族和国家都将会受益无穷。必将从此进入一种良性发展的轨道，真正实现民安国富和长治久安。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人和家庭，如果能够从心灵深处去认知她，那么将会一生受用无穷，从此将踏上勤修五德、复归上德合道的人生之旅。
“黄老学说”的重点之一就是要求执两用中、守中、修中、持中、用中、大中。要把握住万物载信而生，社会和生命都是一样的道理，要把握住修身之道和治世之道。离开了这个中央信德之土，万物也就失去了生根的基础土壤，再好的太阳也就不可能使它生长。光有一个太阳是不行的，五种德缺一不可。尤其是信德这个后天之本的基础不能够丢失。曾经有一支歌唱“万物生长靠太阳”，你没有土德之信，水德之智，虚长在空中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信德的承载，水德的滋养，再加上太阳的朗照。现在那首歌不唱了，为什么不唱了？因为没有土，没有水的问题都严重地暴露出来了。信德之土成了沙漠，怎么能够生长呢？我们都知道，在沙漠之中只能够长仙人掌以及细穗怪柳这样的稀有品种。这样的东西长出来不能够成材又有什么用呢？在精神信仰、信德的荒芜的沙漠上我们没有出路，精神世界沙漠化的问题人们还没有及时注意到。我们用铜钱做眼镜怎么可能看到我们就生活在沙漠之呢？！人们只要有了钱心里就美着了，但是这是一颗毒丸，它将社会和人们领入了精神的荒漠之中，这个后果非常严重！
我们全面研究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将不难看出，人类和社会返归德治和道治社会，又有“渐法”和“顿法”两条道路可走。什么叫渐法？那也就是逐渐地逆返归德，那就需要再次地经历礼治、义治、仁治，再归于德治，最后才归于道治，这是循序渐进逆返的社会发展方向和方法。什么叫顿法呢？就是如果人类社会真正牢牢把握住《老子·德道经》的德道思想的引领，将它贯彻到每一个人的灵魂和心灵之中，就可以使整个社会跨过智而礼、礼而义、义而仁、仁而德、德而道的漫长的社会逆返复归发展阶段，可以一步就复归于德治的社会状态中，将整个社会归道的发展时期，浓缩于“唯德主义”的发展阶段中。这也就是“得其一，万事毕”。这个“一”就是这个“德”，整体地把握住五德就是“一”。如果能够实现，那就是一个最佳的结果。有人总在向我讨教这个“顿法”怎么弄，总想寻找一个修身明德的捷径。实际上这身国中的顿法和捷径和社会发展中的顿法与捷径高度相通。离开了德，一切都会迷失方向。所以我们说《老子·德道经》的学说思想，就是一部“唯德主义”的辩证法思想。
7、盛世皆出德道源
汉朝初期、中期，曾经也是以自然性的信仰道德作为社会的准则，崇尚黄老之学而产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文景之治”的辉煌，是直接在道德人文自然信奉的状态下出现的，它跟当时的文景两代太后、皇帝们都极力地提倡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就发展成了“内道外儒”。汉武帝为了使自己的权利能够集中，就必须要推翻由他奶奶所把持的权利格局，寻找一个新的途径替代，所以他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片面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这个国策执行以后，由于儒术里面对信德，对仁、义、礼、智，它始终没有跨越太极弦，它局限在太极白里面，所以也就自然而迅速地诞生了张道陵所创立的道教，对其失误的国策进行补偏救弊。这就是应运而生！正是张道陵创教，对信进行了强有力的补救以后，才为唐代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信德厚土。对这一点，我们的史学家、文学家品出其中的三味没有呢？大家都是从政治为用的角度上去解析历史，当然难以发现其中深层次的真理。民族宗教的诞生，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汉代，佛教传入了中国，它强化了人们身国中五德基础之一的信土的培生。这也是必然的增强和补充现象。此后，道、佛两家在我国就逐步地形成了两大信仰支柱，共同构成了中华社会的信德厚土。在这个厚土上，才能够应用儒学作为入世的应用。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个厚土，光用儒学试一试，肯定会以失败告终。没有厚土载德，那么仁、义、礼、智、信就无法生根，无法根深蒂固。道、佛、儒在我国历史上共同地形成三大文化支柱，同时构成了治国的文化基础。中华的历史就是以此三家共同形成文化的三大支柱。我们许多的史学家和哲学家由于离开《老子·德道经》而研究人文历史，所以常常会胡子眉毛一把抓；或者避而不谈，未能分清主根文化和辅根文化各自的功能和作用。
我们转过来看一看近代我国的信仰状态。如同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其实是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的信仰历史时期。信仰马列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了近几十年社会全民的共识。由于我们的社会历史经历了“文革”的严重创伤阵痛以后，再加上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等外部作用力，因此国内国外许多学者对这种信仰颇有微词，但是我觉得不尽其然。正如黑格尔当年所说过的：凡是存在的总是合理的。这就是说，当一个事物客观存在的时候，就必然有其合理性；当它消失的时候，也就必然有其内在的原因。分析评判任何事物的存在与消失，都必须要整体把握，执两用中地进行全面分析，并且透过表象用老子的“唯德主义观”进行本因上的研究，才能得出中肯的结论，而不会失之偏颇。
8、马老结合正之邦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在政党的全面推动下，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形成强大的信仰力量。这种哲学思想加政党强化的信仰，在近代社会发展史中是一个新的现象。这种信仰，在早期由于恪守马克思的道德人生观，诚如马克思自己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如果我们选择了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会把我们压倒，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就会属于千百万人。”（《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为人类工作”是马克思的第一句人生的格言。对于这种哲学思想的信仰，用上面的分类方法进行判断，无疑它是正信，是符合众生利益的信仰。所以，人类只有坚持大公精神原则的信念，以百姓之心为心，以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利益而建立的信仰就是正信。那么马思克和无数为人民解放而抛头颅洒热血牺牲的英烈们，他们所释放的德性能量，不论他们是生还是死，这种能量都会扶生你、帮助你、滋养你，引领你顺利正向发展。因为“德一”的物质能量是不灭的，这有物理学“能量守恒定律”佐证。在革命阶段和建国初期，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人们的精神面貌和道德情操的表现，都不可抵毁地证明了这种正信的强大力量和文明成果。不要抹杀了这一段正信的力量和成果。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可以达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精神境界，不就是这个强大的正信在起着灵魂净化、精神支撑的作用吗！
老子的“唯德主义”思想是解析人类社会的一把金钥匙。我们的社会在信仰雪崩以后曾经进入了一个正信丢失，但是却没有任何正信及时接续的漫长时期。这个时期竟然长达二十多年。失信于德，失信于社会，失信于人心，是一切“乱”的祸根。可惜没有人发现这个祸根就是在信上面矫正。这才是最大的遗憾！是最大的民族沉痛！我们表面上、口头上还在信仰马列，但是实际上转而信仰“孔方兄”，一切向钱看。提前消费，先来满足自己个人的或者是集团的私心和欲望，满足对金钱财产的需求，却没有注重到自己脚下面土的根基。加上法制根基没有确立，没有注意到大量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已经悄悄地流入了私人的口袋。未能从深层次去注意到，如果没有正信善土的规范制约、又没有法律的制约的时候，人类的私心和欲望是不可扼制的魔鬼。人的正信之阳土和邪信阴土，本来就是一对阴阳的太极图。这一个太极图非常容易产生阴进阳退现象，更何况我们主动去放弃信德了。
在各类信仰中，只有自然性的道德信仰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信仰最为接近，也应当最容易被崇尚所谓“无神论”者的一颗狭窄的心所包容，也应当容易被反对“封建迷信”而本身就是迷信的人难以断然拒绝。我们一定要清醒地看到，信仰雪崩以后，要想再重新恢复它，那就必需具备“聚水成雪”的相似性的社会环境条件和无比强大的动能。谁有这个能力把已经成了水的这个信仰重新再恢复成为“雪”呢？没有这个相似性的社会环境条件和无比强大的动能，这个恢复是很难的。否则一切努力都将是难以秦效的，一般而言都会回天乏力。所以，不如当机立断，另辟蹊径，重寻出路。我们应当真正地敞开胸怀，从这个“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信仰理念和管理模式中掐脱出来，采用扶植多种正信的陪生信仰法，“放而不乱，管而不死”，多途径多渠道地医治社会之疾和人心之病，使人们的心灵尽快地从愚治状态早日转化到智治和礼治状态中。这才是真正的根本性地扭转多乱状态的百年大计。
我们共同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处在一个没有历史与以经验可以供给我们借鉴的时代。幸而有《老子·德道经》为我们引领，我们才具有希望。这正如几十位诺贝尔资金获得者共同签署的《巴黎公告》所忠告的：人类的出路只有回到中国根文化中，才能看到希望。从《老子·道德经》社会发展学说的理念上看，我们现在正是一个失德最严重的“痴人的世界，愚昧的时代”。 我们作为龙的传人，炎黄的子孙，真诚地祈愿我们多难的民族能够早日良性地进入“反也者，道之动也”的德治社会环境之中，摆脱时纪转换的因果链环。如果得以实现这一祈盼，那就是世界之福、百姓之福，民族之幸，民族之大幸！我不是政治家，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史学家，只是一个小小的学生，只是本着《老子·德道经》的精神来阐释这些认识。德者自德，失者自失。
9、修身明德观天下
我们再看一看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对个人修身明的指导意义。
社会有社会的发展规律。人的生命虽然与社会紧密地相连，但是人们的身国也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是以剖析生命中性命双重结构内的“德”的变化，将“德”作为精神食粮而展开的“大唯物论”和“唯德论”的学说思想。因此，他的社会发展学说也同时就是生命规律学说，是生命复德归道的一门高级的学问。我们只要把握住这种同一性，在对整个社会进行了解析以后，也就不必再过多地对体内的作用做过多的论述。只要我们掌握了举一反三的方法，修之身，那么一切都可以找到答案。我们每个人和家庭都是社会的细胞，因而老子才说：“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这五个“观”，即可以顺观也可逆观，它是一个科学的方法论。观什么呢？观其德就知道身怎么样、家怎么样、乡怎么样、邦怎么样、天下将会怎么样。因此“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余”就是分析的前提，修与不修才是其中的关键所在！无数个人和家庭的修德之“真”和“余”，就是社会德治的基础。
再来看看我们的生命在老子的社会发展学说当中的意义。一个人的一生同样也分为四个阶段，这也就是少儿时期、青年时期、中年时期、老年时期四个阶段。少儿时期属于“仁”，青年时期属于“义”，中年时期属于“礼”，老年时期属于“愚”。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我们深入地去分析、探讨一下，同时对照先天元炁的不断丢失的过程，就可以看到这个规律的同一性、一致性。
由于人体内的“德”的储备是以元精的形式存在，这个元精神就是德的一种表现。所以人体身国内的“内社会”变化与社会外象表现是一致的，它就是仍然按照仁、义、礼、愚的时序进行排列。这 一点必须完全遵从《老子·德道经》中的揭示进行研究和实践。
少儿时期纯朴敦厚、天真无邪，可塑性比较强。古代“孔融让梨”的故事，就表现了儿童那种天然的“仁”的心理。那么，这个道德教育就是最好的途径。用经典诵读的方法进行德道奠基，那是完善我们新一代儿童道德人格最好的方法，是最简单易行、安全可靠的重要方法。我们前人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儿童时期、少儿时期，就是奠定“自明德道”的最佳时期。从我们开展的少儿诵经、青少年诵经实验取得的成果可以反映出，少儿时期的确是他们完善道德人生、提升体内道德能量的最佳时期。
我们现在推广、落实、扩大学习《老子·德道经》，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善行举措，是建立正信的必然途径，是修身明德、格物致知、齐家兴国的最佳路径。《老子·德道经》说“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有馀；修之乡，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博。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虽然严冬还没过去，但是德治春天的脚步已经临近了。所以我们要振臂疾呼，迎接这个德道春天的到来，迎接这个道德的复兴！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张开双臂去迎接她的降临！我们相信当我们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都形成了一个“不诵《德道》枉少年，不明《德道》痴百岁”的共识之时，也就是道德春天的到来之时！我们自己和我们民族，必将会用德道的心身观天下之道德的出现！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希望我们都是大丈夫、烈女子，能够共同地去处信德之厚土而不居其薄信，处阳水智慧之实而不居于阴水之愚华，复归德道之境。觉悟的人们，看清楚了《老子·德道经》所阐释的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的人们，寻找必然归宿的人们，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踏上这条自然大道，在回归德和道的路上迅速前进！
(弘扬老子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选 引用本文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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