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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与中国图书馆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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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间，孔子曾前往向老子问礼求学，事见《史记》、《礼记·曾子问》、《庄子·天道·天运·田子方》、《吕氏春秋·当染》等。
值得注意的是，周王室的图书典籍在2500年前神秘地失踪了，以致我们今天还要下大力气去搞夏商周断代工程，为的是搞清楚西周的编年史、商代的编年史、夏代的编年史。不过，笔者认为我们今天还有希望找到上述早已失踪的周王室图书典籍，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这批图书被人有计划地秘藏起来，并一直静静地躺在那里。
事情是这样的，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因嫡长子不久亦去世，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内乱，嫡次子王子丐被立为周敬王，庶长子王子朝将王子丐驱逐出王城（今日洛阳）并自立为王；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际，晋国出兵支持周敬王复位，王子朝见大势已去遂携带周室典籍投奔楚国。此事件有《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曰：“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由于管理周室典籍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而王子朝又是有计划地撤离，因此我们有理由做出如下推论，即与王子朝同行的应当还有原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官员和学者，其中应当包括老子。这是因为，老子长期供职于周王室图书馆，有着强烈的敬业精神，以及相应的保护图书典籍的责任感和大智慧；因此老子很可能直接参与了周室典籍的拣选、包装、分类、运送和秘藏的工作，而老子之所以辞周退隐亦与此事件有关。
至于王子朝携带周室典籍的主要目的，乃是为了表明自己仍然是周王室的正统继位人。那么，王子朝奔楚之后定居在什么地方，周室典籍又到哪里去了 呢？目前流传下来的史书中都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线索是《皇览》（三国魏文帝时编写的百科全书）的记载：“（王）子朝冢在南阳西鄂县，今西鄂晁芪 自谓子朝后也。”也就是说，王子朝的墓在今日南阳石桥镇；此外，今日南阳地区的镇平县有地名晁陂，这些地方可能都是王子朝后裔的聚居地。
据此，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王子朝奔楚之后，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没有定居在楚国都城，而是选择在既安全又靠近周王室所在地的南阳定居。与此同时，王子朝也不会把周室典籍交给楚国君臣，而这样做的目的仍然是要保持自己是周王室合法继位人的宿求。当然，不能排除交一些见面礼，毕竟是客居在别人的地盘上；例如，将帝禹时代的《五藏山经》、夏代的《海外四经》、商代的《大荒四经》、周代的《海内五经》编辑成《山海经》一书，送予楚国（参阅全彩绘大画册《经典图读山海经》，上海辞职书出版社，2003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相信王子朝会把周室典籍秘藏起来；为此笔者在1992年撰写长篇历史探索小说《老子隐迹》（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出版）时，特意设计了老子劝王子朝将周室典籍秘藏于深山的故事情节。
众所周知，老子对周室典籍的整理和分类工作，奠定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基础。与此同时，老子撰写的《道德经》则开创了个人撰写著作的先河，而老子之所以能够撰写《道德经》，则与他的上述经历有关老子主张回归自然，上帝主张回归动物，孔子主张人就是人，佛祖主张人可以超越人，参阅我的《探寻圣人的足迹》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
公元前505年，周敬王派人入楚刺杀了王子朝，《左传》在记录此事时没有再提及周室典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此之后的2500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文人学者去追寻周室典籍的下落，这批人类文明史上的无价之宝就这样被国人遗忘了。值得注意的是，《庄子》记有孔子曾准备把自己的著作送到周王室图书馆，似乎表明周敬王有意征集天下图书重建王室图书馆；此外，所谓孔子五十岁才读到《易经》的说法，以及孔子删编《诗经》的记载，均表明着周室典籍的外传。事实上，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兴起，恐怕更是直接受益于周室典籍的外传。
墨子，名翟，出身于百工家族，其姓顾名思义当是制墨之工匠（兼制简、抄书之职），笔者推测其先人当年追随王子朝奔楚（墨子老家，一说在山东腾州，一说在河南省鲁山县）。事实上，当年支持王子朝的主要群体即百工，墨子能够组织秘密结社，应与百工支持王子朝，以及百工追随王子朝奔楚后隐居割据有关。
墨子约生活在春秋之末、战国之初（或谓生于公元前480年九月初八，属鸡），是当时活跃的思想家、政治家和社会实践家。他制作的木鸟，与鲁班的不相上下，都能在天上连续飞三天三夜不落。他有条件读到许多书，相传他出远门的时候，车上总是放满了一捆捆的简牍（《贵义》“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关中，指车上的横栏）。也许正是由于墨子有条件读到许多书，才使他从普通的工匠生涯中脱颖而出，成为工匠（包括广大社会下层群体）利益的政治代表。
笔者愿意进一步指出，当时外传的并不是全部的周室典籍，而且也不都是周室典籍的原本或原始文献，而是有选择的抄写本。也就是说，追随（自愿或被迫）王子朝奔楚的原周王室图书馆的官员和学者（及其后裔），为了谋生而开始了抄书、编书、卖书的生涯，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图书出版业了，它的出现正好与私学的兴起同步当然也在情理之中。
笔者愿意强调的是，两千五百年前发生在我国的图书失踪案，对人类文明文化史来说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能够重新找到它们，那将是人类文明史的一大幸事，也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一大盛事，许多千古文化之谜都将迎刃而解，中国的周代、商代、夏代以及先夏史都将清晰起来，笔者乐观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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