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的一个很不重要的小职位。当周恩来几十年后成为总理时,他常常十分严肃地这样回忆他的父亲“一个地方小吏,月收入不足30元”。那时也称30美元。
这位父亲温文尔雅,与世无争。在几个更富有成就的兄弟面前,他便显得相形见绌了。他置生活的压力于不顾,对那微薄薪俸甘之如饴,以喝米酒和吟颂一本诗集来打发自己的日子。在淮安的故居里,墙上有一张已经发黄了的相片。从这张相片中可以看出,他身着老式大袖衫,神态玩世不恭,容貌粗糙,但却流露出安宁的圆滑老练。
如果周的父亲当初“成功”了的话,周或许获得的会是一种完全的上流社会阶层的观点。正如事实所示,周生活在像他后来所描绘的那样一个“破产的官吏家庭”里;或用他的中文传记之一的话说,生活在“没落的封建官僚”之中,他逐步懂得了财产意味着什么,并且也更进一步感到了什么是不公平。在中国的属相中,周是生于狗年,因此,一个算命先生认为他是个具有潜力的正义的斗士——谨慎、具有超凡的魅力,但却固执,是个爱挑剔错误的人。
周恩来的母亲万冬儿(1877~1907),是个有才干的女人,出生于一个杰出的地方官宦家庭,娴熟于中国传统的交往。家中房间里的照片显示出她的热情和漂亮的容貌及几乎容易感觉出的聪明,而这种聪明并不是通过受教育发展而来的。不幸的是,她的父亲在她生下周恩来的第二天便去世了,而她的悲伤或许使她失去了对孩子的兴趣。
这样一来,周氏家族特别是他的两个了不起的叔伯便承担起照料这个孩子的责任。富有传奇色彩的周攀龙——周的祖父,有着杰出的宦途经历,这曾使他于19世纪70年代在其哥哥的陪同下到过淮安。在故乡绍兴,攀龙与当地一个鲁氏女子结下了婚姻并养育了4个儿子。迁到淮安后,鲁氏曾经回到老家绍兴,过作客的生活。绍兴处于浙江省,距淮安南边有300英里,它因生产米酒、充满书卷气和拥有许多图书馆而闻名于中国。周恩来曾随鲁氏回过绍兴,但不久又回到了淮安同万氏家庭一块生活。
按照中国过去的常规,人们往往以父亲的原籍作为自己的祖籍。周恩来常说,尽管他出生于淮安,但“我的老家是绍兴”。后来,他曾经在1939年回到祖父攀龙的祖先家绍兴,向祖先的牌位表示他们的敬意并参观百岁堂。这是周氏家族六代人曾经一块生活过的地方。
如果周恩来的确如此关心绍兴的那些墓碑的话,那么这可能反映了他从小就对他的3个叔伯父们所怀有的感恩图报之情。这个家庭通常把同一代的4个堂兄弟——祖父攀龙的哥弟所生的7个孩子——与他们合拢在一起。这样,总共有10个叔伯父,他们中有的是很不平凡的人物,其中有3个中了举人——中国科举制度中的第二等级,一个成了地方高级官吏和地主,另一个成了商人,有一个曾经担任袁世凯大帅府的秘书,在当时国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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