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22日，周恩来在为北京市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所作的报告中，谈到过好“五关”时也曾提到:“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一个亲戚也不来找我。解放后，来到北京，当了总理，都来了，有100多人。”这些人当中，难免有些人是想要得到特殊关照的。正因为如此，1964年6月，周恩来在京剧现代剧座谈会上再次谈到过“五关”时说:“我常说改造并不是把共产党除外，而是把我们自己摆在里面。每个人都要一直改造到老，改造到死，这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比如:“对亲属问题，建国以后我就下了个决心。我说，我那个家暂时不要回去。为什么？我是个封建家庭出身的人，你回去，你不一定见他，他就可以拿你的名字到处吹嘘，他说他是总理的什么人，那个地方就受压力。”由此可见，周恩来之所以没有再回故乡淮安，不是因为对淮安没有感情，而是不想让他家乃至家乡获得特殊照顾。

事实也确是如此。住在故居的八婶母一次患病，被县委送到淮安县人民医院治疗。周恩来获悉后，写信给淮安县委:“前几日接到县人民医院一信，知我婶母的病最近又复发。陶华来信说你们也常派人去看望和治疗。谢谢你们亲切的关心和照顾。”他在信中还特别提到:“我婶母的病我知道是无法治疗的，今后一切治疗还要麻烦你们(请县人民医院治疗好了)，不要向外地转治。如果治疗无效，一切后事也请你们代为办理。但要本着节约和简朴的精神办理。现寄去200元作为治疗和办理后事的费用。如不够时，请你们先垫付，事后说明支付情况，我再补钱去。”八婶母去世后，他再次致信淮安县委的负责同志，寄去婶母安葬费、善后费及尾欠垫款25元，并叮嘱:“我婶母家还有陶华等人，今后她的生活费用均由我这儿接济，请当地政府对她勿再予以照顾。”

周恩来的11个亲属都安葬在故乡淮安东郊的一块普通坟地里。他考虑到坟地会占用耕地，影响农业生产，多次提出平掉祖坟，坟地交公。1964年除夕，按照他的嘱托，周尔萃奉命组织人把祖坟平掉。春节后，周恩来还给淮安县城郊公社闸口大队第五生产队寄来70元钱，“支付生产队平坟工资和赔偿青苗损失费”。

心系人民安危，怕影响地方政府的工作

1941年春，周恩来在重庆曾作过一次情理交融、十分感人的露天演说。在演说中，他提到“母亲冷落的坟地还在日占区，自己多么希望能回家乡去清扫坟上的落叶啊”！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5月，国民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周恩来也率领中共代表团从重庆迁到南京的梅园新村。在重庆的送别会上，他对记者说:“36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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