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十月，有人建议把作为“三反分子”的两位院领导人的一些所谓“问题”正式上报军委和中央。院党委处境非常困难。粟裕同志对我说，现在他们的问题都还没有核实清楚，怎么好轻率上报？！我们按照粟裕同志的指示执行了。因此也引起了一场使人极不偷快的风波。

十月间，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粟裕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他书面请示叶剑英同志几个问题，其中一项就是两位院领导人的材料是否上报军委、中央的问题。叶帅在这一条眉批了四个字:“缓报为妥”。粟裕即将叶帅的批示给我看并送其他常委传阅。我满以为问题可以圆满解决了。但是在这之前起草好的两个文件已送交党委，党委还是照例讨论了这两个文件。一位党委委员首先发难，几个造反组织的代表齐声响应，对两个文件表示不满，认为只是客观地反映，没有党委的观点，矛头针对政治部和“文革办公室”，认为是在包庇两位院领导人。于是引起争论，不欢而散。粟裕同志没参加会议，会后听了汇报。晚间，我正在反复思索，电话铃响了。一听，正是粟裕同志亲切和蔼的声音:“我的工作没有做周到，使得你们做具体工作的人左右为难了。”我听了十分感动。他说明天星期天不休息，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那位坚持上纲的党委委员却推故不到。粟裕叫秘书再三打电话，还是不到，不得已，亲自打电话，他才勉强来了。会议不免又是一番争论。不过结果还不错，决定文件再加工，暂不上报，要进一步核实。

这是粟裕在“文革”中保护干部的一个事例，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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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秋，粟裕去广东，名为休息，实际上是在考虑许多国家大事。他以对党对人民高度的责任心，丰富的战争经验，渊博的军事学识，考虑到未来卫国战争中的一系列战略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的具体办法，要我同他的秘书，共同起草了一个文件，上报军委。当时，邓小平同志正在主持中央工作，他充满了信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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