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周秉德。 中新社发 任晨鸣 摄

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到来之际，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第九届、第十届委员、原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女士。

周秉德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有很大提高，国际地位愈加重要，全国人民都有亲身感受。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先驱者和奠基者。

周秉德回忆说，我的伯父周总理从一九五四年就提出了中国要实现“四化”的目标，伯父身先士卒，和刘少奇、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一心一意抓经济建设、治理黄河、淮河、考察三峡大坝选址。推动原子弹、人造卫星等高科技研发，即使文革中还在指示交通部门，建起了一大批港口码头，造大船、租洋船、扩大外贸进出口,并解放大批领导干部、专业干部，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伯父卓越的新中国外交，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他五十年代出席万隆会议，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观点，一直沿用至今，从而使中国开始广交世界朋友。

他六十年代一次出访亚非十四个国家，所到之处，欢呼一片。使中国声威大震，就是这些亚非拉的穷朋友，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七十年代中国打破世界僵局，与美国、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震惊了整个世界，伯父那张机场迎接尼克松的照片永远定格在中国外交史上。

周秉德说:这些都是中国对外开放最好的例证，中国在外交大舞台上的良好形象，逐步得到了世界大家庭的认可。应该说，周恩来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先驱者和奠基者当之无愧。

周秉德感慨:伯父周恩来对中国的对外开放事业，付出的太多太多。而对我们亲属后代，在工作上生活上要求又很严很严，伯父常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能搞封建主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要自我奋斗，一切靠自己，不能依赖家庭。

周秉德回忆:多少年来，我们一直过着极为普通的“平民生活”:我的父亲是周恩来的亲弟弟，对父亲的工作安排，伯父曾专门指示他的领导对其工作安排:职务要尽量低，薪水要尽量少。我们的父母先在两间小平房里居住，后改为六十平米的楼房里住到过世，他们多年挤公共汽车上下班。

我们姐弟六个人，我曾离开北京去了三线陕西，在贵州工作了十年。文革前，二弟秉钧、四弟秉华按照伯父的精神、放弃了青年们首选的考大学的机会，都去当了兵。而文革中，总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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