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在牛津大学学习已达六年的杨宪益，接到吴宓和沈从文的来信。他们邀他回国教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并附寄来西南联大的聘书。杨宪益欣然启程。正值二战紧张时刻，他绕道加拿大、美国，经香港终于抵达重庆。1934年漂洋过海时他独自一人，此次回国，却带回来一位女朋友——英国姑娘戴乃迭。几个月后，他们在重庆举办了婚礼。为他们做证婚人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从此他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一对堪称中英合璧的夫妻。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连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水浒》《红楼梦》，达百余种。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迭却一直把婆家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国家。戴乃迭学会了中文，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写得文字简秀。戴乃迭在努力融进中国。

戴乃迭的确成了中国生活的一部分。她与杨宪益相依为命，一同走进中国传统文学的宝库，当然，也一同走进生活中的快乐、满足、苦难、遗憾。最让他们刻骨铭心的是“文革”中的经历。戴乃迭是英国人，杨宪益本人留学多年，与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有着密切联系，这本是人之常情。然而，就是因为这一原因，杨宪益与戴乃迭招致了牢狱之灾，双双在北京半步桥监狱苦熬四年。他们在狱中互不知道对方下落的时候，唯一的儿子也因频受打击而精神失常，最后竟死于自己点燃的烈火中。

他们却坚强地生存着。一同播种，一同收获，一同走过快乐与痛苦。

此文根据我和杨宪益先生的谈话录音整理，并经杨先生审定。

问:你和戴乃迭“文革”中被捕是在哪一年?

杨:1968年五一前夕。那一年开春以后，江青提出来:有很多我们过去没有发现，现在知道了的人可能是潜伏的特务，这些人都是外国派来的特务，许多是解放前就到大陆来潜伏的。所以，不要看解放以前来的外国人都是好人，也真有好的，可是有很多是那时候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自从她说了这个话以后，就开始抓了一些早一点来中国的外国人。

问:你们那时候在北京住在外事局的大院里?

杨:住在百万庄的院子里。那天晚上，我们俩开了一瓶白酒正在喝闷酒，那瓶白酒喝了一小半，她困了就去睡觉了。十一点多了，我就一个人坐在那儿喝酒，突然，敲门了，我们单位的一个办事员就来了，办公厅的一个年轻人，他来了要我跟他一块出去。前几天他已经找过我好几次，就是要我揭发《中国文学》里的一个编辑，要我提供一些材料，他们想把那个人打成反革命。他要我跟他到办公室去，我想还是这样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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