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贤良寺里的反省

李鸿章并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但他在垂暮之年的一声浩叹，是真实的。李鸿章也不是一个有学问，会思考的人，但赋闲在北京贤良寺，他却思考了“同光中兴”的失败原因。几十年里，他打仗、办外交，没有时间思考。难得的空闲，跌宕的经历，加上他依然灵便的头脑，他的回忆与思考本来应该对正确认识中国之命运大有禆益，非常可惜的是，他还是那副“思拙于行”的秉性，卷入太深，反而不能洞穿他的时代。他还是把积怨都发泄在翁同龢为首的“清流党”头上，个人恩怨把他的思考框住了。

政治斗争总是包含很多个人恩怨。甲午年，李主和，翁主战，翁李矛盾不可开交。据说，战前李鸿章和小村寿太郎谈判，谈妥用一百万两银子作赔款了结 “东事”(中日朝鲜争端)。因为翁同龢的“帝党”“主战”而放弃，结果导致战后赔款二万万两。“主和”的李鸿章感叹地说:“小钱不花，要花大钱，我亦无法。”“和”、“战”两派的个人恩怨确实存在，历史研究不能忽视个人恩怨。我们不把它们作为审视历史时的终结，但却是要承认它们是事件的开端。

《纽约时报》说李鸿章要“请辞”的报道，有一点不确实。赋闲在贤良寺，李鸿章绝不辞去总理衙门的职务，他要与老对手翁同龢耗下去。一天，袁世凯登门为翁同龢说项，请李鸿章辞职，李鸿章大骂说:“你告诉他，叫他休想…… 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李与翁的矛盾，往复几十年，积怨极深。被困在家中的李鸿章，把“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翁同龢为首的“清流党”的“言官”、“词臣”们。他对伺候在身边的人说:“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李鸿章的意思是说，翰林院这些动口不动手的“言官”们只会唱高调，不切实际。

翁同龢与李鸿章有几十年的个人恩怨。有一本坐观老人的《清代野记》，记录“翁李之隙”，说苏州人和李鸿章特别地合不来，说者自有掌故。那是1863年，淮军攻克苏州，在拆毁李秀成忠王府一座歌颂太平天国的牌坊时，发现有翁同龢、潘祖荫、彭蕴章等人的题名。李鸿章命令追查这几位苏州京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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