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行书时珍墓志跋。

梁启超像。

政治活动与学术研究是梁启超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书法对于他的政治活动及学术研究来说，梁氏自认为只是“余事”，然而，纵观梁启超的一生，他在书法艺术上所花的时间相当多，研究书法艺术及其相关活动并非他生活中的余事，而是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是把书法艺术作为一项事业来看待的。

对于梁启超一生中的书法创作活动及其在书法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笔者在拙著《梁启超的书法艺术》一书中已有较详尽的论述。本文着重列举梁启超日常生活中的书法活动，包括重大的公众书法活动，展示其书法人生。

以书法临池为日课

梁启超13岁时，在广州越秀山三君祠见到陶濬宣用魏体楷书写的一副楹联，赏心悦目，久久不愿离去，由此对书法艺术产生浓厚兴趣，之后便常以书法临池为日课，专心学习书法。梁启超18岁时(1890年)，受业于康有为主办的万木草堂，攻读经世之学，时逾数载。康氏是中国近代书学史上提倡碑学且卓有造诣的书法家，1889年写成《广艺舟双楫》，倡导碑学。梁启超正好在这时拜师康有为，自然对其书法学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出逃时，他身边不忘带上心仪的碑帖。在逃亡的14年间，虽然身居异国，但学习书法之兴趣依然不减。梁启超写于1910年的《双涛阁日记》，极具体地记述了他羁居海外读书生活和刻苦临池的情况，其中有每天临池的内容、数量、进度及其体会。

1911年9月间，他在跋自临《张猛龙碑》卷中也记述了这段日子里的临池经历:居日本14年，咄咄无俚，庚戌辛亥间，颇复驰情柔翰，遍临群碑，所作殆成一囊。今兹乌头报白，竟言归矣。世务方殷，度不复有闲情暇日以从事雕虫之技，辄拨万冗，写成兹卷，其末四纸，则濒行前一夕醉后之作也。

1912年后，梁启超回国。尽管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上，但在政务与著述之余，仍一如既往倾情于书法艺术。只要一有闲暇，他便用功书法临池。1916年7月14日梁启超在《致梁思顺书》中写道:“惟学书较前益勤，日常尽二十纸，经已钞完，顷方钞子，稍足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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