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精卫发表“七一五反共宣言”后，文强奉命离开武汉，到南昌参加八一起义，任第二十军（贺龙为军长）第三师司令部少校特务连长，党内职务是第三师师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经香港辗转逃到了上海，按中央统一安排，疏散回乡待命。这样，文强潜回长沙老家躲藏了三个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8年2月，文强第二次入川寻找党组织，但在重庆、成都都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一个偶然的机会，文强在成都公园里碰到了黄埔军校的同学廖宗泽。廖宗泽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正是他，改变了文强一生的命运。廖宗泽使文强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将他派入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合旅第二团（团长是邝继勋，中共党员）开展兵运工作，任该团的支部书记，公开身份则是副营长、手枪大队长、团附等职。一年半后，文强被提升为旅委书记、中共江巴县兵委书记。

1929年底，文强被四川省委派往川东农民革命领袖李家俊领导的万源起义军，任党代表兼城口、万源、宜汉、达县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起义军在四川军阀的重兵围剿下被打散了，无奈之下，文强在陕西境内的一支土匪队伍里混了一段时间，后经巧妙周旋，脱离了这支部队。

1930年10月，文强回到重庆向四川省委汇报工作，遂被省委留下工作，先后担任过省委委员、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

三个月后，四川省委进行改组，文强被派任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也是文强在共产党内达到的事业顶峰。然而，文强的人生悲剧就在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发生了。

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中山公园被捕了，后经党内特工人员营救逃脱。由于此时省委机关搬到了成都，文强冒险到达成都，向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如实汇报了整个被捕和出逃经过。罗世文刚从上海接受了新的中央精神归来，正满腔热情地开始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他误解了文强在整个过程的表现，批评文强不该暴露四县游击区的情况，并给予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申辩无效，一气之下，与时任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一道出川，决定到上海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

等文强夫妇到达上海的时候，正赶上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先后叛变的特大恶性事件，周恩来已被迫切断所有对外联络关系，废止旧的联络方式，并于1931年底潜赴中央苏区。因此，文强夫妇按以往的联络方式和地点，根本无法找到党的关系。这样，他们原想找党中央申诉的出川行动，却成了事实上的脱党。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至此，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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