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带着浪漫色彩的非理性，其实他早已有之。但建国以前，在残酷的政治权力斗争的压力以及外部敌人频繁的强大挑战面前，这种非理性因素实际上处于隐性的被抑制的状态。一旦这些外部压力消失，他身上被抑制的浪漫主义就会苏醒并膨胀成为乌托邦主义。得天下日，对毛泽东来说，即是他所钟爱的浪漫主义出山之时，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尤其在他的权力与威望达到顶峰之后，现实生活中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制衡他的狂放的浪漫精神时，共和国时代的中国人的命运，就会成为他的政治浪漫主义的试验品。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某种意义上也正是浪漫主义乌托邦试验的灾难。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邓小平对中国的贡献。邓小平是使中国共产党人的常识理性得以真正恢复的第一功臣。他是中国革命史上乌托邦理想主义的真正的叛逆者。邓小平说的拨乱反正，其实就是拨乌托邦之乱，反务实政治之正。中国大陆的现代化也正是在大陆人摆脱了乌托邦心结之后才真正起步的。

(第一天)中午，在附近一家餐馆用餐，政治大学主任秘书W先生请客。G君、S君都参加了，还有几位刚才听演讲的研究生。

G君是大陆研究毛泽东的知名专家，大家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毛泽东的人格与政治思想等问题上。其间我谈到，我来台湾一路上在读蒋介石副官翁元口述的《我在蒋氏父子身边四十三年》一书，觉得可以从蒋介石与毛泽东各自在私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性格对两人作一比较，从中体会两人在政治上的根本性差异。大家都很感兴趣，说愿闻其详，于是我就说了以下的看法。

从蒋介石生活秘书翁元的口述来看，蒋介石晚年怕死怕到了极点。发现尿中有血，就会紧张得半死，脸上也黯淡无光，每次出一点血，就急声命令让人送医生看，即便医生说没事，他也还是不放心。翁元说，晚年蒋介石对医生，就像乖小孩子对父母一样听话，可算是任何医生都喜欢的好病人。

而毛泽东则完全相反。越到晚年他越是固执，即使身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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