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翻译并出版了泰戈尔的《飞鸟集》后,反响还不错,但梁实秋却不以为然,他写了一篇文章:《读郑振铎的<飞鸟集>》,指出,仅前十首译诗就有四处误译。此外,《飞鸟集》共有326首诗,而郑振铎只译了其中的250多首,梁实秋认为:“一本诗集是一个完整的东西,不该因为译者的兴趣和能力的关系,便被东割西裂”,
“我们可以说这位选译家不忠于原集,因为他译出来的只是一堆七零八落的东西,不是原著诗集之本来面目。”
郑振铎有何反应呢?晚年的梁实秋写有《旧笺拾零》一文,引用了郑振铎给他的几封信,读来让人怦然心动——
“实秋先生:十一月五日的来信,已经拜读了。我非常感谢你的这种忠实的态度。我的朋友虽多,但大都是很粗心的,很少有时间去校读我的稿子的,只有你常常赐教,这是我永不能忘记你的好意的。我愿意以你为平生第一个益友!……我向你认罪,当你的评《飞鸟集》译文出来时,我以为你是故意挑战的一个敌人。但我的性情是愤怒只在一时的,无论什么人的责备,当初听时是很生气的,细想了一下,便心平气和,常常的自责了……不管你当时做此文的动机如何,然而我已受你的益处不少,至少已对于许多读者,更正了好些错误。实秋,我是如何的感谢你啊!”
郑振铎比梁实秋大两岁,但他很能拉得下面子。听到批评,不但没有暴跳如雷,而是及时迅速地反躬自省。其实,这跟君子之风无关,完全是出于对学问的敬畏。后来,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要出单行本,还约请梁实秋给自己校阅部分稿子。同时向梁实秋约稿,让他为自己主办的《小说月报》撰稿。梁实秋对他的批评,语言刻不刻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确推动了郑振铎的进步。(《人民政协报》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