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长期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康生领导过上海特科,在延安是中央社会部部长,他和这个部门的历史渊源是很深的。我头一次见康生是1940年在抗大听他的报告,讲托派如何从一个政治派别变成帝国主义的间谍。
当时,他从苏联回来不久,身穿黑色皮衣,头戴黑色皮制列宁帽,足蹬长筒马靴,夹着皮包,带着秘书,十分神气,和在边区看到的其他领导同志完全不同。讲起话来,慢条斯理,操着浓重的胶东口音,好像总是咬牙切齿,给人以毛骨悚然的感觉。他为什么如此强调托派问题呢,后来才知道他惯于把“反托洛斯基派”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来整人。他刚回到中国,便制造了诬陷陈独秀是“托派、汉奸”的事件。后来又把王实味打成“托派”,还用逼供的办法搞了不少冤案。
制造假案
1937年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1938年改设“中共中央社会部”,内部又称“中共中央情报部”,对外称“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这是继“中共中央特科”之后,中央一级管理和领导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机构。部长是康生,副部长先后有潘汉年、孔原、李克农等。
1938年机关从蓝家坪迁到枣园。枣园在延安北郊的小砭沟大平川,背山面水,是一片葱茏茂密的绿色园林。南面有延河的潺潺碧波,北面有山冈上高高低低的窑洞,西面有奔腾的裴庄灌渠。园里果树成行,春天桃李芳菲,花香鸟语,虽然不是世外桃源,也是延安少有的非常清幽、宁静的所在。中共隐蔽战线的总指挥部在这里度过了重要的战斗年代,枣园便成了中央社会部的代称,较早在中央社会部工作的同志常被称为“老枣园”。1940年毛主席和中央机要处、政治研究室等几个单位迁到枣园,更加密切了部里和党中央的关系。
我于1937年在冀中参加八路军,1939年底到延安抗大学习。后在抗大政治部负责保卫委员会的工作,1941年12月,调到枣园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保卫班学习,从而有机会了解和接触保卫工作方面一些案件。据知,延安时期,在保卫部门被关押的所谓“特务”、“叛徒”、“汉奸”、“托派”的犯人,其中有的经过审查已经证明完全是冤案,部门领导也作出“无罪释放”的结论,但送到康生那里便一直被压着,不予批准。
一位名叫蒋齐生的进步青年,1939年从上海经千辛万苦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到延安不久即被怀疑为“托派”,投入保安处监狱接受审查,1940年处长周兴即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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