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春，斯维特兰娜18岁时便同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生莫罗佐夫（犹太人）结婚，并于第二年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约瑟夫。对这件婚事，斯大林并不高兴，只是勉强同意，让她“愿意怎样就怎样”，给他们安排了一套房子，却从未与莫罗佐夫见面，而且规定不许他到斯大林家里去。1947年春，她和莫罗佐夫的关系破裂。1949年春，斯维特兰娜23岁时又和原联共（布）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日丹诺夫结婚，并住到丈夫家里。但这次婚姻仍然是失败的，在她生了一个女孩之后，双方于1952年离婚。随后，斯大林给她在莫斯科另外安排了一套房子，要求她“不能再使用公家的汽车和公家的别墅”，并给她一笔钱，要她“买辆车，自己开，但是要把司机证拿来给我看看”。

彷徨苦闷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斯维特兰娜经历了很长时期的彷徨苦闷。父亲的去世，一方面使她“肠断心摧”，悲痛万分；另一方面又使她“感觉到某种解脱正在来临”。此后，她个人的生活虽和过去一样“比较安定”，继续住着莫斯科的一套五居室房子，她自己以及膝下的两个儿女都享有不菲的抚恤金，但周围的环境却“一片动荡”，政治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使她无所适从。于是，她“把全部时间都用于思考往事”。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掀起一场批判斯大林的政治风暴。代表大会刚刚闭幕，在逐级传达之前，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便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交给斯维特兰娜阅读。她仔细看完这个报告后说：“这一切都像是真事……”米高扬十分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你会理解的。”在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下，斯维特兰娜的思想和信仰发生重大变化，并在1957年9月把“斯大林娜”这个姓改成“阿里卢耶娃”，随了母亲的姓。她说：“我再也不能用斯大林这个姓了，它那铮铮的钢刀声刺痛了我的耳鼓、我的双眼和我的那颗心。”

1962年5月，斯维特兰娜在东正教教堂接受“洗礼”，自称这是“一次巨大转变”。此后，她相信“主宰世界的是上帝的理智”，认为“不心怀上帝就不能活”。她说：“我从小受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残存物，宛如过眼烟云，消失殆尽”；“对我来说，共产主义的基本教条已完全失去它们自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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