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下的残园中感受到一种近乎苍凉的使命感。蒯大富和罗岫这一对激进年代的狂热青年，一定会坚信自己肩负着“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使命。“造反有理”、“不破不立”的时代狂飙把他们托到了那场运动的风口浪尖。
“9 月底，我们成立了组织：‘井冈山红卫兵’。‘井冈山’的名字还是罗岫起的。当时有五六个人讨论，还起了别的名字，都没有这个好：星火燎原，一步步走向胜利。
就是从那儿以后，我和罗岫就天天在一起了。她非常有才气，文学非常棒。哇！那古诗词背得一溜溜的。给我背过。那时她写文章啊，写‘井冈山宣言’啊，写大字报啊，都是一把好手。才女嘛，相当有才气。
宣言也有我写的。是由她播出去的，在清华大学广播站。她的嗓子从学生的标准来说很不错，但和专业标准比还差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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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蒯大富
我赶到蒯大富在深圳29 层的总经理办公室是个星期天，整个楼层空无一人，他正仰在皮转椅上发出轻轻的鼾声，背后大红烫金的两幅对联把早年农家出身的“大富”和现今的“蒯总”融合在一起，惟独找不到文革时“蒯司令”的痕迹。
蒯大富拒绝一切媒体的采访，他会说：你到网上查去吧。那付40 年不变的深褐色眼镜框后面依然透出当年“我主沉浮”的自负。但我告诉他：在国家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38 年前有我签字的两派交换俘虏协议，我交出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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