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秋天，这种斗争渐趋白热化。1930年5月25日，鲍曼区的党委官员提醒卡冈诺维奇和《真理报》注意工业学院内出现的右派阴谋。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宿舍的电话铃声响了，有人想见他。

电话是列夫·麦赫利斯打来的，麦赫利斯曾经做过斯大林的政治秘书，当时是《真理报》的编辑。赫鲁晓夫说，麦赫利斯派了一辆车将他接到了《真理报》办公室。在那里麦赫利斯给赫鲁晓夫念了一封从工业学院写来的信，控告某些人在选举一个右派代表团去参加鲍曼地区党代会中所采取的政治手腕与非法行为。麦赫利斯要求赫鲁晓夫在信件上签字表示支持。赫鲁晓夫说，他犹豫了，因为他“没有参与信件的起草”，也“根本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他还是签了字。“第二天，《真理报》在通讯栏中刊登了这封信。这真像是一声晴天霹雳，学院立即陷入一片混乱。在党组干部召集的会议上，参加鲍曼地区会议的学院代表全部被取消资格。”

这起事件是一次考验。不管赫鲁晓夫在签字前是否真的犹豫过(还是他在很久以后针对当时的需要，考虑后才这么说的)，反正他通过了此次考验。工业学院党组书记A·列夫恰金谴责《真理报》的声明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两天后，赫鲁晓夫接替列夫恰金成为学院党组书记。

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党组会议很少讨论教学问题。相反，他们致力于惩罚被指控为右派分子的人，将他们清除出工业学院与共产党组织。他们运用各种方法逼迫被指控者承认自己有罪。赫鲁晓夫相信那些谣言与诽谤，但是对被指控者出于自卫而勇敢地说出来的让人心痛的辩解却充耳不闻。多年以后，他还坚持说这些措施(与接下来的血腥大清洗还是有所区别的)是根据“党组织的讨论与投票”作出的。

赫鲁晓夫坚持清除“政治异端分子”的做法不久就为他在党组会议上赢得了大家的推崇。成为鲍曼区党委书记后，赫鲁晓夫猜想斯大林肯定一直在关注着他的进步。

让他相信这一点的是在工业学院学习的娜杰日达·阿里露耶娃。斯大林的妻子在学院里没有公开她的身份，但是赫鲁晓夫在成为党组书记后不久就知道了。他对她极为欣赏，她“从来不滥用和斯大林的关系”，从来不“因为是斯大林的妻子而享受什么优待”。后来，在成为卡冈诺维奇的副手后，赫鲁晓夫被邀请到斯大林的乡间别墅里做客，斯大林说起了赫鲁晓夫很多在工业学院里的活动细节，这让他大吃一惊。

赫鲁晓夫后来说:“我始终一言不发:我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担忧。我暗自想:‘他怎么会知道这一切的呢？’但是当时我看到他露出了微笑。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娜杰日达·阿里露耶娃可能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我们党组织里的生活，并以积极的方式介绍了我作为党组书记所发挥的作用。”

再后来，当大恐怖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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