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孝文帝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范围极其广泛，内容也极为丰富。总体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第一，推行均田制。在均田制的同时又颁布了与之相联系的三长制和租调制。均田制使农民分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国家的编户，保证了地主们的基本利益及土地私有制。而租调制则相对减轻了农民的租调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从另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整顿吏治。吏治的败坏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同时也使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矛盾。在这项改革措施中，以“治绩”的好坏为标准。整肃了官僚机构，巩固了封建统治。第三，迁都洛阳。为了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加强对黄河流域的控制，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495年正式迁都洛阳。第四，实行汉制与移风易俗。主要内容有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复姓、定族姓、迁都洛阳等，这是孝文帝改革中最重要的措施。
魏孝文帝拓跋宏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位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他即位后，与他的祖母文明太后一起，对北魏社会着手改革，创立了均田制与三长制。文明太后死后，魏孝文帝拓跋宏进一步把儒家思想作为北魏王朝的统治思想，全面推行封建化改革，其中迁都洛阳是魏孝文帝拓跋宏封建化改革的一项关键措施。太和十七年八月己丑（公元４９３年９月７日），魏孝文帝拓跋宏选择白露季节天凉之际，以讨伐南朝萧齐为名，率领３０余万大军，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出发，大举南下。但一路上“霖雨不霁”［（１）］于九月庚午（公历１０月１７日）才行军到洛阳。此时，经过４０天的长途艰难跋涉的将士们已困乏不堪，不愿继续南进。魏孝文帝拓跋宏感到时机已到，便对随征人员说，这次行军规模不小，不能劳而无功，“若不南銮，即当移都于此”。那些代北将士、鲜卑拓跋贵族，虽然留恋北方旧土，“多所不愿”，但又“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２）］。第二年，魏孝文帝拓跋宏又“亲告太祖，奉迁神主”［（３）］，正式迁都洛阳。太和十九年（公元４９５年）秋，又将六宫及文武百官尽迁洛阳。从此，北魏将都城从代北的平城完全迁到了历代名都洛阳，定鼎中原。
魏孝文帝拓跋宏非常清楚，绝大部分拓跋旧贵族是反对迁都的。鲜卑八姓高门中只有于氏一姓没有参与反对迁都活动。不过，魏孝文帝也不是孤立无援的，广大汉族官僚以及拓跋族中倾向于汉化的革新派是积极支持并参与迁都活动的，如李冲、李韶、李彪、郭祚、崔光、张彝以及南安王拓跋桢和任城王拓跋澄等。魏孝文帝为了减少在迁都过程中的阻力，事先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并从历史上寻找依据，以证明迁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从而驳斥了拓跋旧贵族的所谓“九区未定”［（４）］，不宜迁都的意见。尽管如此，魏孝文帝拓跋宏仍然“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胁定群情，外名南征，其实迁（都）也。”［（５）］
都城终于迁了。但是，围绕着迁都问题，北魏朝廷内部的斗争是相当激烈的。在该不该迁都的问题上，朝廷内部因此而分裂为革新派、保守派和中间派三种意见。中间派虽然不愿意迁徙，但对于寒冷而荒凉的平城并不怎么留恋。主要斗争是在以拓跋旧贵族穆泰、陆＠①、拓跋隆等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魏孝文帝拓跋宏为代表的革新派之间进行的。针对这一情况，魏孝文帝拓跋宏一方面下诏全国，“喻以迁都之意”［（６）］，同时，为了消除有些拓跋贵族及其子孙畏暑热而“难於移徙”的畏难情绪，魏孝文帝拓跋宏特许他们“冬则居南，夏便居北”，时人谓之“雁臣”［（７）］，以此来缓和矛盾，减轻来自保守派方面的压力；另方面，魏孝文帝拓跋宏对阴谋叛乱者给予坚决镇压。如：迁都后旧贵族恒州刺史穆泰与定州刺史陆＠①联合安乐侯拓跋隆等共推阳平王拓跋颐为主，以平城为据点，作乱反抗。魏孝文帝派任城王拓跋澄很快平息了这场叛乱。太子拓跋恂也在保守派的煽动下，轻骑逃回平城，公开反对迁都。魏孝文帝毅然将拓跋恂废为庶人，不久又将其赐死。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冲请求郝免太子之罪，魏孝文帝回答说，你们所请求的是为“私”，而我所坚持的是为“国”，“大义灭亲，古人所贵。今恂欲违父逃叛，跨据恒、朔，天下之恶孰大焉！若不去之，乃社稷之忧也”。［（８）］这样，狠狠地打击了保守势力，保证了迁都的顺利进行。但是，反对派的潜在势力影响仍然存在。为了不致于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活动，魏孝文帝对代都的一些勋旧元老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如元丕为朝廷元老重臣，但他“雅爱本风，不达新式”，对迁都等事表示不满意，魏孝文帝以其为宗室老臣，“亦不逼之，但诱示大理，令其不生同异”［（９）］。魏孝文帝拓跋宏胸怀全局，镇抚兼用，采取灵活对策，收到了巩固迁都成果和安定人心的效果。
魏孝文帝拓跋宏为什么要将作了北魏９６年（公元３９８－４９４年）都城的平城放弃，而迁到洛阳呢？对这个问题，过去史学界已有不少论述。而著名的魏晋南北朝史专家王仲荦先生的意见集中代表了史学界在对待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问题上的观点。王仲荦先生在《北魏初期社会性质与拓跋宏的均田、迁都改革》一文中，认为魏孝文帝拓跋宏所以要迁都，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拓跋宏为了更好地镇压中原的汉族和其它各族人民，进一步地巩固拓跋族的统治权”；二是“迁都洛阳是解决塞北一带严重粮荒的唯一办法；三是为避免“柔然人的势力”。“有了上面三个理由，不得不迁都”［（１０）］。这种观点基本上为史学界所共认。我认为，这些论述没有抓住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的真正原因，有的甚至与史实不完全相符。
先说“镇压起义”说。据王仲荦先生文中所引证的从太武帝拓跋焘到孝文帝拓跋宏近５０年间各族人民的反魏起义共计２１次，其中：首都平城１次，秦州、雍７次，齐州、兖州７次，朔方１次，冀州１次，怀州、洛州、豫州和徐州各１次。从以上各地起义的数字可以看出，其中起义地点在今山东、河北、陕西、内蒙、甘肃等广大北方地区达１７次之多，而中原地区的起义只有４次，占不足１／５；而且，规模大、影响深的起义是发生在今陕西北部的杏城（今黄陵）。王仲荦先生以这样的史料而得出了“拓跋宏为了更好地镇压中原的汉族和其它各族人民（起义）”而迁都的结论，未免显得证据有些不足，论证不力。当然，从魏孝文帝拓跋宏所代表的阶级本质来说，迁都洛阳为更好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巩固北魏统治是符合阶级分析法的。但是，这样的阶级分析法放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任何一朝一帝都可适用，而对于迁都这个具体问题来说，它的针对性不强。因此，所谓“镇压”起义说，不能作为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的主要原因之一。诚然，在迁都前，爆发过各族的反魏起义。但是，从延兴到太和年间，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逐渐趋于缓和。从太和元年到十七年（公元４７７－４９３年）迁都前，有史记载的起义共十三四次，其中有２次为沙门起义。而从太和九年（公元４８５年）均田制颁行后，一直到迁都仅仅发生农民起义４次（其中含１次沙门起义）。太和十一年（公元４８７年），北魏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出现饥民，但未爆发起义事件。从史籍记载来看，这些起义规模不大，时间不长，属于地方性的，往往是起义不久，旋即被北魏地方官员镇压下去，可以说是随起随灭，影响不大，根本未危及北魏的统治。而且从魏孝文帝与文明太后的所作所为来看，“镇压”也不是其维护统治的主要手段。再从魏孝文帝在迁都后致力于汉化改革和南伐萧齐、立志统一的事实来看，魏孝文帝拓跋宏也没有把为“镇压”各族起义作为其迁都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于这一点，下面的事实也可以提供佐证：明元帝拓跋嗣时，有人建议迁都邺（今河北临漳），司徒崔浩就此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他对明元帝拓跋嗣说，迁邺“非长久之策也。……（若）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处榛林之下，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阻。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如此，则声实俱损矣。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伏。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１１）］。在崔浩看来，拓跋族人少，如南迁，恐怕拓跋族人不可能布满各群县，容易暴露自己的实力。加之不服水土，疾病死伤，会使南迁拓跋族人的意志消沉，遭到中原人对北魏朝廷的轻视和欺侮，这对镇服中原人民是有害无益的。只有居住在北方，才有利于保存自己的实力，才是“威制”华夏的“长久之策”。明元帝拓跋嗣认为崔浩分析得有道理，便采纳了他的意见，未迁都。此后，经太武帝拓跋焘、文成帝拓跋ｈｕì＠②、献文帝拓跋弘三代再未议迁都之事，这不能不与明元帝拓跋嗣时议迁都之事有关。魏孝文帝祖母文明太后听政近２０年，也从未提出过迁都中原。文明太后上距明元帝时隔不足５０年，她不可能不知道明元帝议迁都邺城之事。文明太后出身於汉族，有较高的儒学修养，她一心与魏孝文帝拓跋宏改革北魏落后的社会，为什么一直未讨论迁都问题？直到她死后，魏孝文帝拓跋宏独掌朝政时，才毅然将都城迁到中原。这里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各族起义规模比较大的明元帝到文明太后这５０年中不迁都中原，反而到了各族的反抗斗争有所减弱的魏孝文帝执政时才向南迁都呢？为什么从起义多的北方迁都到起义少的中原？南北都是北魏的领土，难道只为了更好地镇压中原各族人民的反抗，就不为了更好地镇压广大北方各族人民的反抗吗？前面已述，崔浩曾就迁都邺的问题对明元帝拓跋嗣讲了一番得失道理。崔浩还说如将都城南迁，“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事，阻隔恒、代，千里之际，须欲救援，赴之甚难”［（１２）］。拓跋嗣因考虑到迁都邺不利于维护北方统治秩序而未迁都。本来北方各族人民的反魏斗争就比较激烈，都城一旦南迁，北方的起义决不会因此而减弱，这难道不是同样威胁北魏统治政权吗？加之北边又有柔然，一旦各族起义与柔然进犯联合起来，那威胁不是更大、更危险吗？魏孝文帝拓跋宏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人，不是庸禄之辈，而且从他南迁后的所作所为，也决没有把精力主要放在镇压中原各族人民的反抗上面。因此，所谓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镇压起义”说，理由是不充足的，是站不住脚的。
王仲荦先生的第二点“理由”，即解决“塞北粮荒”说，也有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他引用《魏书·成淹传》中魏孝文帝拓跋宏在迁都后对成淹说的一段话：“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平城）人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以此来论证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为了“解决塞北一带严重粮荒”问题。联系当时背景和全部讲话内容，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这段话是在迁都后说的，未见任何史籍记载魏孝文帝在迁都前关于这方面内容的言谈吐露。第二，王仲荦先生的引文不完整，理解也不正确。当时，魏孝文帝拓跋宏到徐州（今安徽徐州地区）巡视，而后准备坐船从泗水进入黄河，再沿黄河逆流而上返回洛阳，让成淹和闾龙驹“专主舟楫”［（１３）］，负责行船工作。成淹认为黄河水流湍急，恐怕途中发生意外，便上疏魏孝文帝，建议最好不要坐船。魏孝文帝因此而说了上面的话。但他接着又说：“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此行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对魏孝文帝拓跋宏的这段话完整的理解应该是：其一，魏孝文帝只是说，过去在平城，因没有漕运条件，所以，“京邑人贫”；现在迁都洛阳，应该“通运四方”，学会利用便利的水利交通。其二，迁都前，魏孝文帝只听说黄河难渡，现在，他要亲自逆渡黄河，以启发和鼓励人们很好地利用洛阳周围的水利交通，为新都服务。这里根本不含有要解决塞北粮荒的意思。第三，迁都前，也曾考虑过迁都邺，因为邺城地区盛产粮绢，是当时北魏主要的粮食产地，所谓“国之资储，唯籍河北”［（１４）］。而洛阳在迁都前号称“荒土”［（１５）］，太和十七年魏孝文帝至洛阳，周巡故宫基址。对群臣说：“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废至此，用伤朕听。”［（１６）］遂ｙǒｎｇ＠③《黍离》诗，并为之流涕伤感。试问：魏孝文帝拓跋宏为什么舍弃富庶的邺城而偏偏选中当时已萧条不堪的洛阳作为迁都的目标呢？这说明了魏孝文帝所以要迁都洛阳，不是着眼于解决塞北的粮食问题，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的。
更为重要的，迁都前，北魏境内虽然发生过灾荒，甚至有时还相当严重。但是，灾荒不仅没有影响北魏的统治，而且，由于魏孝文帝与文明太后的精心治理，社会秩序逐渐趋于安定，经济出现了上升趋势。据载，均田制颁行后，“课调省费十余倍，上下安之”［（１７）］，出现了太平景象。二年后，即太和十一年（公元４８７年），平城一带遭受严重旱灾，甚至出现了“饿死衢路”［（１８）］的现象。魏孝文帝与文明太后针对这一严重天灾的袭击，及时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下诏让公卿内外大臣献计献策，“以救民瘼”；“诏所在开仓赈恤”；“罢北山苑，以其地赐贫民”；“听民出关就食”；减轻刑罚；并下诏“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１９）］，对州县民众进行封建伦理道德教育。这样，比较顺利地度过了难关。至于史载民有饿死的现象一事，魏孝文帝有解释，他说，这是“由本部不明，籍贯未实，廪恤不周，以至于此”［（２０）］。换言之，所以有人饿死，主要原因是由于主管部门的疏忽或失职所致。虽然此话不一定是真，但从如此严重旱灾（从春天到六月“野无青草”）而没有引发农民的反抗起义这一事实来看，北魏的统治是比较稳定的，粮食储备也是较多的。第二年，即太和十二年（公元４８８年），北魏社会在大旱之年后不久即出现了“公私丰赡，虽时有水旱，而民不困穷”［（２１）］的好年景。太和十四年（公元４９０年），京畿少雨，但“关外诸方，禾稼仍茂……一岁不收，未为大损”［（２２）］。可见，农产品的积储已相当丰富，社会经济逐渐恢复与发展。终于，到迁都前后出现了“四海晏清，八荒率职，缥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马之衣”［（２３）］的“太和之风”。应该说，迁都后是“太和之风”的顶峰，“于是，国家殷富，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校数”［（２４）］。社会财富增加了，人口也不断增长，在魏孝文帝死后２０年，北魏人口比西晋太康年间的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可见，在迁都前，虽有灾荒，但“粮荒”问题不是持久的、普遍的，也不是无法解决的，更没有形成对北魏统治的严重威胁。事实上，从以上论述可知，起码从太和十二年起，北魏境内不仅没有发生过能够危及其统治的“粮荒”问题，而且，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呈发展形势的。不然，怎么能够出现“太和之风”的繁荣景象呢！
王仲荦先生在魏孝文帝迁都原因上的第三个观点是“避柔然”说，同样与史实有出入。
柔然，又称蠕蠕，是公元４世纪兴起于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政权。柔然通过对四邻不断地侵掠扩张，很快地就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北魏建国后，受柔然的威胁很大，柔然首领社仑曾多次南下入塞骚扰。北魏政府为了防御柔然入侵，在北边修长城，设重镇，派重兵把守，同时，不断出兵进攻柔然。特别是魏太武帝拓跋焘于公元４３９年和４４９年两次北伐柔然，取得决定性胜利，俘获柔然成百万人口、牲畜和大量辎重，柔然首领吐贺真率残部“远遁”，“怖威北窜，不敢复南”［（２５）］。“焚庐舍，绝迹西走”［（２６）］柔然实力被挫败。从此，柔然政权开始走向衰落。魏献文帝时，柔然再次兴兵犯塞，献文帝拓跋弘于皇兴四年（公元４７０年）分兵三路出击，大败柔然于女水，并追逐３０００余里。这次战争又使柔然遭到很大打击，降者万余人。柔然政权在其势力江河日下的情况下，内部分裂，冲突斗争不已。所以，在魏孝文帝即位后，柔然政权就派使者到北魏朝贡，并请婚，但被魏孝文帝拒绝。太和元年（公元４７７年），柔然又向北魏朝廷献良马、貂裘，朝贡请婚。魏孝文帝为了招抚柔然，便答应其请求。迁都前，柔然向魏孝文帝朝贡有史可考者达９次。迁都前一年，魏孝文帝拓跋宏趁柔然内部分裂之际，派遣斛律桓等１２将率７万骑兵北征柔然，再次给柔然以沉重的打击。此时，柔然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政变，相互残杀争夺王位的斗争更为激烈，柔然势力进一步衰落，基本上已失去了大举入塞的能力。迁都后，柔然首领阿那环归降北魏。一直到北魏末年，柔然向北魏朝贡不断，再未大规模进犯北魏边境，虽然此时北魏政权对其北边的防御力量已大大地减弱。另外，从魏孝文帝对北边六镇防务的不重视，也可从侧面说明，在迁都前，魏孝文帝已基本上不以柔然为意，在他与臣下的刀啻翁致矍ǘ脊讨幸泊游刺峒叭崛坏耐惨皇隆?
总之，魏孝文帝时期，柔然虽有侵边活动，但迁都前，柔然势力已衰微，而且与北魏的关系由以对抗为主转向以联姻、对北魏朝贡为主的臣服关系，此时的柔然政权根本构不成对北魏政权的威胁问题。因此，魏孝文帝也实无迁都避柔然的必要。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魏孝文帝下那么大决心，克服重重阻力与困难，甚至不惜杀掉自己刚立的太子，而坚决迁都洛阳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魏孝文帝拓跋宏具有“经纬天地”、“复礼万国”［（２７）］的雄图大略，迁都洛阳是为实现这一政治目标而采取的关键性行动。洛阳自东周以来为东汉、魏晋历代故都，虽经晋末丧乱，宫室荒废，但在南北士人的心目中，洛阳仍不失为神州正朔的中心，华夏文化的根本。迁都前，汉族官员李韶曾对魏孝文帝拓跋宏提出洛阳的地理位置与政治地位的重要性，李韶说：“洛阳，九鼎旧所，七百攸基，地则土中，实均朝贡，惟王建国，莫尚于此。”［（２８）］这对于正致力于“经营宇宙，一同区域”［（２９）］、立志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魏孝文帝拓跋宏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魏孝文帝拓跋宏是很有政治头脑的，他非常明白塞外的平城不是名都，不仅其地理位置、经济文化地位不及洛阳，而且其政治地位更不能与洛阳相比，平城不为民望所系，其号召力自然也不大。他说：“今代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３０）］若久居平城，是很难实现统一大业的。魏孝文帝拓跋宏明确地认识到“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只有迁都于“王里”洛阳，才能“光宅中原”［（３１）］。因此，他说：“迁都嵩极，定鼎河，庶南荡瓯吴，复礼万国”［（３２）］。这里，魏孝文帝拓跋宏把他迁都洛阳的真正用心不是说得十分清楚了吗！其实，他的“复礼万国”的雄心壮志，早在与任城王拓跋澄酝酿迁都时就已表露无遗，所以，任城王拓跋澄对魏孝文帝说：“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经略四海，此周汉所以兴隆也”［（３３）］魏孝文帝拓跋宏对拓跋澄如此洞察他的迁都本意非常高兴，把拓跋澄当作他迁都的得力助手，并把拓跋澄比作曾劝汉高祖刘邦迁都长安、以定西汉２００多年基业的张子房。此外，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这一政治目的，从他迁都后的实际行动也看得很清楚。迁都后，他接二连三地南征萧齐，虽然连遭失败，但他的“欲饮马于江”、［（３４）］“期于混一”［（３５）］的壮志，直到他临终前仍念念于怀。
第二，魏孝文帝拓跋宏深慕汉化，“欲变易旧风”［（３６）］，锐意改革北魏社会，是其迁都洛阳的又一重要原因。早在迁都前，魏孝文帝拓跋宏就“精勤庶务，朝夕不倦”［（３７）］，致力于变革图强之大事业。他认为，要彻底改革自拓跋焘以来的“胡风国俗，杂相揉乱”［（３８）］的落后的拓跋族社会，首先是迁都。他在迁都前对任城王拓跋澄说：“今日之行，诚知不易。但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３９）］又说：“今将移风易俗，其道诚难，朕欲因此迁宅中原。”［（４０）］这里，魏孝文帝拓跋宏将他迁都的用意说得十分明白，平城虽富，但只是“用武之地”，很难“移风易俗”。因为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４１）］。寒冷与荒凉注定了平城不会成为魏孝文帝拓跋宏统一全国的政治中心。王肃曾作《悲平城》诗，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平城一带的悲凉气氛，诗中说：“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４２）］平城不是汉族文明所在，这就严重地束缚了魏孝文帝拓跋宏施展其雄才大略。另外，平城是拓跋族的集居地，拓跋贵族的保守势力强大，严重阻碍魏孝文帝拓跋宏改革的顺利进小ｎ税谕淹匕暇晒笞宓念堪恚瓿筛母铮匦肭ǘ嫉胶鹤逦拿鞴识悸逖簦蒙碛诤鹤逦拿鞯耐艉４蠛ｖ校猛匕献遄铀锞∏槲蘸鹤逑冉幕逶∪寮医逃锍匕献宓穆浜蟆⒂廾恋穆祝源锏健昂街艘嗫汕兹缧值堋保郏ǎ矗常莸暮湍拦泊γ雇匕献逡圊疑碛谖拿髅褡逯帧ｇǘ己螅盒⑽牡弁匕虾甓宰谑抑爻妓担骸半扌薨俟伲死窭郑渲竟逃品缢住！庇炙担骸半尬熳樱渭僦性坑钋涞茸铀锊┘嘀ｈ粲谰雍惚保挡缓梦闹鳎涞茸铀锊幻饷媲揭病！保郏ǎ矗矗萸ǘ己螅盒⑽牡弁匕虾甑囊幌盗泻夯母锘疃薏凰得魉坝ǘ家员渚煞纭保郏ǎ矗担莸那ǘ贾傅妓枷搿ｇǘ悸逖艉螅盒⑽牡弁匕虾炅⒓创蟮独馗锍匕献寰伤祝桌鞣缧械赝菩泻夯叽胧破鹆艘怀『浜淞伊业娜娣饨ɑ暮夯硕岛夯埃┖悍ê褐疲鹊取?br>总之，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魏孝文帝拓跋宏所以迁都洛阳，主要是为移风易俗，以便从文化、生活方式上消除鲜汉差异，缓和民族矛盾，“复礼万国”，实现其统一中国的壮志，使北魏王朝以华夏正统王朝的姿态雄据中原，更好地号召、笼络广大汉族士人效忠于北魏朝廷，以求北魏王朝的长治久安。
魏孝文帝拓跋宏不为时俗所左右，排除万难，毅然将都城从塞北迁到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洛阳，深化改革，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的一次壮举，它充分表现了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战略思想、果断决策以及开明的政治才华与博大胸怀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