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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孙思邈的医德思想和境界是什么文献

时间:2010-2-3 专题:孙思邈
反映孙思邈的医德思想和境界是什么文献
本文试图用史学的观点来探讨孙思邈医德观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笔者认为孙氏医德表现形式如下:1、薄名淡利,济世救人;2、扶危济困,救助弱者,不急财利;3、博极医源,精勤不倦;4、精益求精,尽职尽责,谦恭礼让;5、见利思义、道义相砥,关爱妇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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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邈医德观探析
袁国华尹媛媛*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武汉430062)
[摘要]:本文试图用史学的观点来探讨孙思邈医德观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笔者认为孙氏医德表现形式如下:1、薄名淡利,济世救人;2、扶危济困,救助弱者,不急财利;3、博极医源,精勤不倦;4、精益求精,尽职尽责,谦恭礼让;5、见利思义、道义相砥,关爱妇幼。
[关键词]孙思邈医德

“医德”一词尽管时人已耳熟能详,当代学者对这一课题研究也有所涉及,但深入程度显然不够。就中国传统医德而言,诚如余新忠先生在《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程、现实与可能》一文中指出“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刚刚兴起,薄弱乃至缺乏探讨之处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医德与医疗中存在的不正之风问题等等,几乎无人涉及”。[1]从史学角度来看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医德部分,尤其是探讨唐代的孙思邈的医德思想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中华传统医德的内涵与孙思邈的医德
医德是指从事救死扶伤这一神圣职业的人们所应遵守的职业道德。中国最早的医药文献《难经》中就载有“昔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非以之徇名,将以济人也。”[2]表明上古时代人们就注意到医德对于从医者的重要性。有关医德一词早在南朝·梁杨泉的《物理论·论医》一文中已有明确的表述:“夫医者,非仁爱不可托也,非聪明达理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医,必选名医之后,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宣畅曲解,能知天地神祗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数,处虚实之分,定逆顺之节,原疾诊之轻重,而量药剂之多少,贯微达幽,不失细小,如此乃良医。”杨泉对医德的定义可谓十分精确了。重视医德是中国医者的传统,在唐人王勃的《黄帝八十一难·序》中将能否知医与儒家道德标准之一的“孝”道相提并论,“人子不知医,古人以为不孝”。这里的知医当然包含遵循医德之意。甚至古人已经认识到了施行医德能利国、利民;而不存医道,民难活也。“夫医,近儒者活人之道,故善医者医国,今吾民病且甚,而有司治之不以其道。存信行四方,有问者,具以道告之,吾民其庶几有疗乎!由是存性医大行,吾道行矣。”[3]这表明医德的实施不仅仅有利于解除黎民百姓的痛苦,更重要的是能够赢得民心,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
由此可知,重视医德是祖国医学的传统。孙思邈正是将这一传统加以总结,以昭后人。他的传世之作《备急千金要方》中《大医习业》、《大医精诚》篇堪称为医德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医德教育的指南针。在这两篇文章中孙思邈指出“普救众生者”应具备的道德素养和业务能力,“凡欲为大医,必谙素问、甲乙黄帝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言于医道者矣。”“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4]作为其传世绝作,逊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序言部分中以较大的篇幅来阐明他的医德观,何也?这与孙思邈的幼年遭遇有关——疾病的折磨和庸医的不良徳行所带来的心灵创伤。他在序言中写到“吾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5]。其切肤之痛,促使一代“药王”立志从医,立志施医德于天下苍生,所以才有“……青矜之岁,高尚兹典,百岁之年,未尝释卷。至于切脉珍侯,采药合和,服铒节度,将息避慎,一事长于已者,不伏于里,伏膺取决。至于弱冠颇觉有悟,是以亲领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在身之患断绝医门。”[6]不难看出,他从医的艰辛和追求医技的至精至善。而且他从医的最终目标在于“在身之患断绝医门”即解除病人疾苦。这可谓是大医的一种境界。然而如果没有一种高尚的医德,这种大医境界恐怕就是空谈,药王的头衔也就非孙氏所属了。
由此可知孙思邈医德观中最重要的内涵在于“施仁德”、“廉洁自律”、“献身医学”、“博爱”,
这种“仁爱”、“廉洁”、“献身”精神就是历代医家从业的道德指南针。历世人们缅怀孙氏,毫无疑问就在于他的“医德”在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史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二、孙思邈医德观的表现形式
孙思邈的医德观内容,笔者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试将其分析如下:
1、薄名淡利,济世救人
孙思邈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经济、文化走向繁荣的时期。由于三省六部制的推行,科举取士制度的逐步完善,其时的封建士大夫们都热衷于投身“科举致仕”的道路。其流俗则如孙思邈所指出的那样“……未俗小人,多行诡诈,倚傍圣教而为欺绐,道令朝野士庶,咸耽心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医治之术,阙而弗论,吁可怪也,嗟呼,深乖圣贤之本意。”[7]在这种环境之下只有一种不慕名利、清心寡欲的心态,才会激起孙氏从医的重大责任感,他才会用更多的时间潜心钻研医学领域的基础知识和前人医学成果。这也是孙思邈能够名垂千古之根本所在。
孙思邈认为“去名利”是一名医技高明、医德高尚的大医应有的素质,他将那些一心追求名利、鄙视医学的人斥为“世俗小人”。他自己一生不为名利所惑,史载:“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学博士,称疾不起。”“……及太宗即位,召诸京师……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显庆四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8]这些史料表明孙思邈对名利是持轻视态度的,“济世救民”才是他的人生指针。两部《要方》中零星记载着他济世救人的事迹:“治蛟龙病,开皇六年三月八日,有人食芹得之,……。从兹有人患此疾,令服寒食饧三斗,大验。”“余以大业中,数以合和,……以之治病,神验不可论”“……贞观初,有人久患赢瘦,殆死。余处此一剂,则差。”“正观中,治得三十余人,差。”“余以贞观五年中,将一病士入山,教服云脂。”[9]“正观中,有功臣远征,被流矢中其背……令余诊看……”。[10]尽管这样的史料并不太多,但是各种传说及孙思邈著作中隐含的这些信息表明了他的一生是致力于济世救人的神圣医学事业。
2、扶危济困,救助弱者,不急财利
孙思邈之所以能够为历代人们所称道,更在于其“扶危济困,救助弱者”的高尚道德品质。“扶危济困、救助弱者”的思想理念在儒家文化中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儒家文化中的“仁民爱物”就有厚生、救助弱者的内容。对于医家而言,趁人之危、落井下石必然为世人所不齿。如同宋人方勺所述那样“古之贤人,不在朝廷,必在医卜之中,今之医者,或急于财利,率用诡道,以劫流俗,殆与穴坯挟刃之徒同。”[11]
不急财利,关注弱势群体的医德观亦是源于孙思邈幼年的遭遇。如其所说“吾幼遭风冷,屡造医门,荡药之资,罄尽家产”。[12]有鉴于此,孙氏本人不仅坚定了自己从医的职业理念,而且很自然地形成了厚德爱人、不急财利的职业道德观念。
孙思邈认为只有具备不急财利,关注弱势群体的高尚道德品质,才能称得上已具有良医的必备素质。他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篇中指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在孙思邈的眼中,所有的患者都是弱者,作为良医就必须竭尽全力施救之。“……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盼。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醽醁兼陈,看有若无。”的确只有真正不急财利、一身清廉,方能铸就医家无欲无求、一心为病人解除痛苦的高尚品质。两千年前的一代药王的职业精神我们从中可窥见一斑。
古代的医疗卫生体系当然不如今天这么发达,统治者对人民的剥削致使广大人民群众困苦不堪,一遇疾病就可能导致倾家荡产或是眼睁睁地等死的局面。可以想象唐代缺医少药的穷苦劳动人民的惨状。因此孙思邈认为一位大医必须具有“大慈大悲之心怀”,这表明他深深地了解人民的疾苦,对这些弱势群体深表怜惜。这种关注“疾厄”弱势群体的高尚品德为历代医家们所称颂。因为它体现的是一种敬业、仁爱、民本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
3、博极医源,精勤不倦
孙氏认为掌握高超的医技是良好医德的重要表现之一,一位从医者纵有菩萨心肠,若庸庸碌碌,则病人性命休已。我们从《备急千金要方》的命名便可知道他的用意所在——人命胜过千金。区分良医和庸医的标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临床医技本领。孙氏认为博学、精学既能铸就大医的高超医技,也能培养大医的高尚医德。离开博学、精学,一切良好的愿望都无从谈起。因此,孙思邈在《大医习业》篇中指出“凡欲为大医,必谙素问、甲乙黄帝鍼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理孔穴、本草药对……并须精熟如此,乃得大医”。在这里孙思邈强调了大医应具备的业务素质,他认为这种业务素质既是构成大医的前提条件,也是医家应有的品德。没有这样的品德,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孙思邈继续写到“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可谓一语破的。
孙思邈要求大医能够博学,以便掌握更多的知识为临床所用。“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凶吉拘忌,触涂而生。”[13]正是出于对职业的高度责任感,这种博学勤精不倦的精神才会在孙思邈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孙思邈七岁时便能“日诵千言”,弱冠之时又能“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白首之年“未尝释卷”。由于他能够坚持终身学习,博极医源及诸家学说,才使其仁义之道和高超医术名传千古。
4、精益求精,尽职尽责,谦恭礼让
在博极医源为我所用之后,作为一名医生就更需要有精益求精、尽职尽责、谦恭礼让的精神。这位古代的大医学家对那种耻学、不精益求精的庸医给予了无情地批判:“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方可用。”“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14]
自古医家之所以步入医学领域,大多都怀着“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平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15]的良好愿望。但是病人的病情是千变万化的,若医家拘泥陈规,没有精益求精的态度,要达到名医这一层次就是奢谈了。孙思邈亲身躬行:“一事长于已者,不伏千里,伏膺取决。”[16]这表明他在习医的过程中,不仅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更体现出一种谦恭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恰好与孔夫子的不耻下问的精神是不谋而合的。孙思邈不迷信古人,他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对古人的许多用药思想提出了质疑,并详细地分析了古今药物剂量差异之所在,匡正了许多古代药方剂法的谬误。可见,在孙思邈的观念里没有所谓的“盲从”,只有求精和谨慎的态度。
医生以救死扶伤为天职。尽职尽责,体现的是一种职业道德。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麻风病是一种令人谈之色变的疾病,因为麻风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孙氏对这种病人并没有歧视的表现,“余尝手疗六百余人,莫不避之,差者十分有一,莫不一一亲自抚养,所有细谙委之,目共语看。”[17]这种品德真是可叹可敬。孙思邈鄙视那种恃才自傲的“名医”,并认为“医人不得恃己所长”,救治病人是当仁不让之举。他对那种恃才的无德之医表示出了他的蔑视:“偶治一病,则昂头戴面而自许之,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18]对于同行,孙思邈认为应该谦恭礼让,尤其反对医者“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19]前车有鉴--秦国太医李醯的医技不如扁鹊,乃遣人暗杀之。孙思邈深谙医学界竞争之残酷,强调以谦恭的品德而走上大医之路。而不是动用旁门左道甚或是不顾人伦之举来获取声名。这无疑是给医界人士敲响警钟——欲成名医,当行正道。
5、见利思义、道义相砥,关爱妇幼
“民为邦本”,医人与医国有异曲同工之处。《韩子》云:“善医者,不视人之肥瘠,而查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尤善计天下者,不视天下之安危,查其纪纲理乱而已矣。”[20]即含有见利思义、道义相砥之意。孙思邈认为医者当以“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为己任。孙思邈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其民本思想甚浓。他能够深深地理解民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尤其在生产力和医学技术不够发达的隋唐之际,“民力”是何等的宝贵。他说“崇饰其末而忽弃其本,欲华其表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21]
痛医者之痛,自是人性之本能。见利思义的思想在孙思邈的身上油然闪光,他强调那种不顾患者之痛而“安然观娱、傲然自得”的“大医”乃为“人神所共耻。”“存不忘危,安不忘危,大圣之至教,求民之疾,怕民之隐,贤人之用心”。[22]他的医德闪耀着人性善的光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医学之士以义投报于患者。
关爱妇幼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也是儒家道德践履的基本出发点。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之中,将妇儿两科列在榜首,以示重视。他说,“夫婚姻养育者,人伦之本,王化之基。”[23]在纲常名教盛行的封建社会能够提出这样的观点,确实难能可贵。
三、孙思邈的医德对中国医德文化发展的历史贡献
孙思邈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医学家之一,他承启中古时期中华医德之精华,投身于“普救众生”的医学实践,毕生精勤不倦,孜孜以求医德、医技的最高境界,最终成为一代“药王”。
孙思邈通过两部传世杰作《千金药方》、《千金冀方》将大医所应具备的道德素养具体化、系统化,昭示后人。《大医习业》、《大医精诚》篇中的“厚生”、“仁爱”、“廉洁”、“献身”既是行医者的职业准则和历代从医者的“航标”,也是中国医德文化的内涵所在,对于推动中国医德医风建设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中国伦理学史上孙思邈的仁义道德准则形成了一种完整的医德观,其医德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体现的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重要的是,它像一面镜子映出了从医者的真善美丑;它又恰似道义之警钟,催人奋进、促人猛醒!它让后世从医者牢牢地记住了这样一条准则:技术的高低不是作为大医唯一评判标准,医学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金钱,而在于它的伦理目的——利国、利民!

参考文献
[1]《中国史研究》[g].2003,(3).
[2]清·董诰《全唐文》[c].北京:中华书局1983.
[3][20]钱远铭《经史百家医录》[z].广东科技出版社1986年版.
[4][5][6][7][9][12][13][14][15][16][17][18][19][21][22][23]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
[8]后晋·刘煦《旧唐书.孙思邈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10]唐·孙思邈《备急千金冀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
[11]宋·方勺《泊宅编》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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