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王夫之的观点是唯物主义之前，只有荀子是唯物的，所以，其余都是唯心的罗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在汉初，当时的主流思想是道家思想，所谓黄老道行无为之治。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的根本。鉴于秦朝苛政的覆灭，统治阶层意识到仁政对于维持王朝稳定统治的必要性，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三百馀年。汉代的入学已不同于先秦儒学。它是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基础，融合阴阳家，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而形成的新思想体系，有利于君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术，作为独尊儒术的基础学说。在汉朝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对此问题，一些学者也有不同看法。如历史学家黄现璠说到：“……儒学独尊之原因，在客观条件上是由于汉至武帝，六十余年间，社会经济已呈繁荣；帝王集权亦经树立；学术思想自然趋于统一。盖诸家学说皆与帝王集权冲突，如墨家主平等，道家主放任，等等，皆不利于帝王集权。儒家与民言服从，与君言仁政，正合帝王专制之治。加之，儒家学说范围极广，言训诂注疏校勘典章制，甚至阴阳五行等，皆可附从，故得信仰者众。为此，武帝乃行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学遂取得独尊地位。于是，五经博士(见前引《儒林传·序》)弟子以及用儒生，行夏时即于此时开始。博士儒学参与实际政治，已非文景时具官待闲。当时儒家之政治哲学是大一统、尊王及绝对王权三大理论。三大理论之根据皆以春秋“春王正月”为出发点。关于大一统之思想，《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有云：“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七卷第二十三，述之尤详：“春秋曰王正月，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谓之王正月也。”’孔子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其门徒亦抱“是古非今”之态度。汉儒变而改制，直欲改秦制，而法周道，顾其所谓改制，系托古行己意，与周制不同。即如大一统之政治哲学，便是显著之例。所谓大一统，依董仲舒解释“一统乎天子”，即帝王集权之义。帝王集权的内涵，第一，须抑制诸侯，依《春秋公羊传》：1．诸侯不得专封，诸侯不得专地，3．诸侯不得专讨。实则周代诸侯，专封、专地、专讨，比比皆是。第二，须抑制大夫，1．大夫不得世袭，2．大夫不得专执，大夫不得专废置君。然观周代大夫，正与此相反。尊王之说，为汉儒尊崇天子积极表示。亦与周代“天下宗周”不同，周代天子与诸侯，不过国与国之关系，天子特为名分上之共主。而汉儒依托春秋，特立“王者无外”之最高原则。其实春秋是“王者有外”，《春秋公羊传·成公八年》云：“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孔子且有“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退于夷狄则夷狄之”之言，又何尝有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主张。如成公八年，钟离之会，外吴而不外楚，郧之战，予楚而不予晋，即其例也。绝对王权之说，即天子只对天负责，不对民负责。例如灾异之变，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三十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谨按灾异以见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内以自省，宜有惩于心，外以观其事，宜有验于国。”虽则帝王对天负责，然引起灾异之变之责任，乃为宰相，不是帝王，故黜罚之罪，亦为宰相，无及帝王，此无异于十七世纪英王查理一世时代盛行之王权神授说。所谓王权神授，即帝王对于国家人民具有绝对权力。此类学说，与周末“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之思想完全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