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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中后期的思想学术特点
思想学术特点
西汉思想界一个最大的背景，乃是改造了的儒学成为汉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初始时期的关键在于武帝时期立五经博士之举措，然而这一举措的本意是否就是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它又是否真正起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作用，却是需要讨论的。
一
钱穆在考察博士制度的衍变时指出：古代学术分野，莫大于王官与家言之别……王官学掌于史，百家言主于诸子，诸子百家之势盛而上浮，乃与王官之史割席而分尊，于是有所谓博士。故博士者，乃以家言上抗官学而渐自跻于官学之尊之一职也。诗书六艺初掌于王官，而家学之兴实本焉。百家莫先儒墨，儒墨著书皆原本诗书，故诗书者，乃王官藉下流民间而渐自泯于家言之间者[1]。如果我们接受钱穆的观点，认为六艺与诸子的关键区别乃是官学与私学之分的话，那么，我们对汉武帝时期立五经博士的行为就会有新的理解。罢百家之学，即以学术上的专制结束分裂时期的争鸣，显然反映了通过高度的专权以结束诸侯割据的政治形势的需要。武帝此一举措的本意不一定在崇儒而更可能在尊王。因为武帝罢黜百家，同样罢黜属于儒家的《孟子》博士。《诗》、《书》、《礼》、《易》、《春秋》则属六艺，原为王官之学。在汉朝人心目中，六艺并不代表儒家，而是代表官学。儒为诸子之一，不得上侪于六艺。如刘向父子编《七略》，六艺与儒家分流。所以钱穆说：“然则武帝立五经博士，谓其尊六艺则然，谓其尊儒则未尽然也……特六艺多传于儒生，故后人遂混而勿辨耳。”[2]这种说法确有其相当的说服力与可信度。首先，武帝时期对强化中央集权有迫切的现实需要，他也采取确实了一系列的措施，罢黜百家而仅立五经博士乃是巩固中央集权最重要的文化措施之一──隆官学之地位以加强王权。其次，这种说法也较充分地说明了武帝时期政策外儒内法的实质（武帝独尊的并非是儒术而是官学）。所以，我们认为汉武帝时期立五经博士的举措主要目的乃是尊王而非尊儒，但这一举措却开启了独尊儒术的可能。由于儒家继承了王官之学的学术传统，尊官学同时也就是尊儒学，这使得儒学能够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自动调整自身的思想趋向而使其能投合统治者的需要与爱好，使其能够为现实政治服务。这种调整，首先是迎合。我们知道，武帝时期，首先得宠的是春秋公羊学派。公羊学派占据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公羊传》宣扬的思想适合汉武帝当时的政治需要。１，《公羊传》宣扬“大一统”，例如《春秋》开卷首句“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就解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实际上“王正月”原本的意思是因为当时各国历法不统一，故说明是按周历、以十一月为岁之始来统一历法。董仲舒采用这句话作为政治统一的依据，并说“一”是“天之常道”，“常一而不灭”（《春秋繁露》卷十二《天道无二》），这对于刚刚平定了七国之乱的汉朝，正在完善高度专制的封建统治来说，是非常适合的，他为汉武帝在政治上成就大一统的局面提供了经学依据。２，“国君报九世甚至百世之仇”（用齐襄公复九世之仇的故事），合乎汉武帝反击匈奴的需要；３，“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符合汉武帝随便杀人的需要；４，“为尊者、贤者、亲者讳”，符合统治者成为特权阶层的要求；５，《公羊传》的“二类”（人事与灾异）理论，适合封建统治阶级君权神授的需要[3]。
其次是发展。我们知道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一直只是一种理论形态和理想企画，从未运用到现实统治之中。胡适曾指出过先秦儒家与墨家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儒家往往只是提出一个理想的目的，而极少涉及实现目的的进行方法和为什么要如此的理论论证。如论政治，定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说“近者悦，远者来”；这都是理想的目的，却不是进行的方法。如人生哲学则高悬一个“止于至善”的目的，却不讲怎样能使人止于至善。所说细目，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与国人交，止于信。”全不问为什么为人子的要孝，为什么为人臣的要敬；只说理想中的父子君臣朋友是该如此如此的[4]。儒学的这种弊端，在汉朝初期的宗教政治实践中明显暴露了出来。汉武帝时期举行的一系列宗教仪典，如封禅、郊祀、明堂等，儒生们一直没能拿出相应的能够操作的礼仪出来。董仲舒的贡献，正在于将儒家的理想目的寻找一个形而上的终极依据，并将儒学从理论形态向实际运用落实，从理想企画向现实操作过渡[5]。这一过渡的中介就是“天人感应”理论，并以此为主要原理而形成的灾异祥瑞之说。由此培养出一大批擅长灾异之说、并以此干政的儒生。元帝以后，以后仓、大小戴等人为代表的儒生，则发展了儒学中的礼仪之学，并将其运用于统治者的各项政治宗教实践中。从此，汉朝的儒生形成了两个流派，一派以灾异见长；一派以礼仪专擅。但也正是这种调整与发展，汉朝以董仲舒学说为代表的儒家理论与先秦儒学相比有了种种偏离，如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式等等。等到董仲舒成功地以调整了的儒学理论占据了汉朝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后，这次成功的实践以及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由此带来了世俗功利的种种益处，使得汉儒在学术趋向、人格素养上都显示出全新的特点。这种特点我们概而言之，乃是思想理论上的神学化、人格素养上的庸俗化、学术作风上的固陋化。
最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是他改造天人感应观念，将天塑造为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格神，第二是它利用阴阳五行将经学方术化。
为了使自己理论具有神圣的权威，从而能为人间的最高统治者所接受，经学理论家必须借助于天意。而将天意运用于人事，则借助了“天人感应”这一传统的观念。天人合一这一规律的建立渊源于原始宗教观念，人类根据自己的形象、感情、行动以及思维规律塑造了上帝及神灵世界，然后根据这一以移情方式建立起来的神灵世界，产生天人合一这一观念。但到了战国年间，天人合一观念的论证由宗教方式演变为哲学方式，天人合一观念的枢机由原来拟人化的神灵演变为涵盖自然与人事的本体──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包括自然与人）都是道所产生出来的；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在这些思想观念的基础上，董仲舒建立了他的天人感应理论，并使其具有相当程度的可操作性。董仲舒一个最重要的改造是继承了传统的原始宗教观念，在用天道勾通社会政治时，将道家的自然之天改造成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格神。他首先利用这一人格化的天为儒家的伦理道德寻找形而上的、终极的依据。古代天命论把王朝的兴替归为天意，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则从理论上反复论证：“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儒家所谓“道”指的是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把这个“道”用之于治国，便是德治仁政。他说：
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一方面，他为儒家的价值准则提供神学的论证，另一方面，由于儒家的价值准则乃天意的体现，所以顺天或逆天的标准，就看是否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于天子来说，即以是否行德政为标准，他说：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同上）
这样就将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提高到天命不可违抗的地步。这一学说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以后的儒生纷纷借天意对人君加以限制，对天子进行有效的劝谏。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董仲舒的祥瑞符命与灾异“谴告”说便不断被采用。
祥瑞、灾异与政治联系起来的中介是阴阳五行观念。阴阳五行思维框架的扩展经历了一个从自然物质到抽象观念并到社会人事的过程。
先秦以前，中国人对自然界普遍原理的认识以及规律的把握上最根本的模式有两个，第一曰阴阳，第二曰五行。无论是阴阳还是五行，都是对自然的分类、并试图由此建立关系，揭示规律。事物间的关系，就阴阳两分法来说，是一种此伏彼起、相辅相成的关系；就五行分类法来说，则是五行相克或相生。具体的物质可以从它的制造材料、颜色、质地、形状等和五种元素加以类比，从而确立具体归属。而抽象观念（最主要的是时空观念）则可以通过它们与具体事物之间的联系再间接地与五行发生联系。
无论阴阳分类法或是五行分类法，都具有同类相感的规律。早在《周易·乾卦·文言》中就阐述了这种同类相感的规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此后，《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篇》则有了更进一步和更详尽的论述：
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宫而宫动，鼓角而角动。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山云草莽，水云鱼鳞，旱云烟火，雨云水波，无不皆类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龙致雨，以形逐影，师之所处，必生棘楚。
人们将五行观念扩展到社会人事之上。《月令》和《吕氏春秋》就通过五行的分类而使自然界与社会人事建立起普遍的联系。汉儒以灾异干政的主要手段首先是将自然现象抽象为阴阳五行及其相互关系，然后再将阴阳五行及其相互关系演绎为社会政治状况，从而占验吉凶，采取措施以趋利避害。
儒生人格上的庸俗化倾向主要是指以经学取士的制度建立之后，儒生纷纷将治学作为一种谋取利禄的手段，治学如此，为政同样如此。这种人格上的庸俗与卑劣在礼仪派儒生身上表现得远较灾异派儒生为明显，这是一个令人惊讶却无可置疑的事实。汉朝的儒生在奉上掷地有声的奏章的同时，却希世比周，苟合取容。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却是同一目的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奏章以名节自高，一方面，曲学阿世为明哲保身，这都是为了谋取利禄。诗学博士出身的匡衡在弘恭、石显当政时，阿谀曲从，附下罔上；甚至盗占田土以自益；张禹以经学名世，政治上党附王氏，为其开脱；生活上争田地、殖货财，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孔光为孔子之后，哀帝期间善待董贤，平帝年间，唯王莽是从，无鄂鄂之风。这几位当世大儒尚且如此，儒林风气之败坏，可想而知。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经学取士这一制度使得儒生们习惯于苟合取容，曲学阿世。而灾异派儒生言灾异并非是真的出于对天意天道的信仰，灾异往往是对帝王的挟持手段，为自己谋利的工具，常常成为派系斗争中的利器。翟方进就是被反对派以伪造天象的手段陷于死地的[6]。这一例子很能说明灾异只是某些儒生政治斗争中的武器，而非真的是对天道天意有虔诚信仰。如果真的对天意有虔诚的信仰，怎么敢伪造天象呢？
五经博士系统的建立，使得五经为发策决科的标准，由于博士的学术专利导致学术的日趋固陋，这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当时盛行的章句之学上。训诂之学、传记之说与章句之学乃是西汉经学著述的三种不同形式，实际上也代表着经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所谓训诂之学，即解释字词含义，疏通成文则举大谊，其不可通则阙之，较为疏略，流行于战国到汉初。传说之学与训诂体裁不同。训诂疏通文义，传说征引事实，传说往往失却原文之本意。班固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传说这种形式流行于景、武至宣帝年间。第三种形式即是章句之学。这种形式乃是离章辨句，逐章逐句进行解说，使经学转成支离，它盛行于宣帝以后[7]。
章句之学从一开始就暴露出它的弊端。夏侯胜攻击夏侯建说：“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流行越久，其弊端就暴露得越明显，刘歆在《移太常博士书》中对章句之儒有着很尖刻的评价：“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简，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班固也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可见章句之学的弊端首先是破碎繁琐，其次是虚妄不实，再次则是习常信古。宣、元以后的复古主义思潮的兴起与经学中章句风气的盛行有着很大的关系。尽管有识之士一再抨击，但由于章句之学是一种十分适合博士制度的形式，所以它不但没有消歇，反而越发兴盛。我们知道，即便在普通的教育制度下，如果占据教师的职位，便拥有了合法的所谓“话语权力”与“筛选权力”。而在中国，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制度应该说是始于汉朝。当传授和诵习儒家经典成为利禄之途以后，这种权力就不仅仅是“话语权力”与“筛选权力”了，他能使自己的弟子广泛地进入政府机构，占据要位，从而权势再推动话语的生产，话语又产生出新的权势，如此使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成为官方主导意识形态，同时享有思想上与政治上的控制权。为了赢得这种权力，汉朝经师往往以繁琐的讲解来建立并保持自己的知识权威，这就是章句之学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动力。为博士立学官，著章句传于弟子，即成了“家法”或“师法”。人们将五行观念扩展到社会人事之上。《月令》和《吕氏春秋》就通过五行的分类而使自然界与社会人事建立起普遍的联系。汉儒以灾异干政的主要手段首先是将自然现象抽象为阴阳五行及其相互关系，然后再将阴阳五行及其相互关系演绎为社会政治状况，从而占验吉凶，采取措施以趋利避害。
儒生人格上的庸俗化倾向主要是指以经学取士的制度建立之后，儒生纷纷将治学作为一种谋取利禄的手段，治学如此，为政同样如此。这种人格上的庸俗与卑劣在礼仪派儒生身上表现得远较灾异派儒生为明显，这是一个令人惊讶却无可置疑的事实。汉朝的儒生在奉上掷地有声的奏章的同时，却希世比周，苟合取容。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却是同一目的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奏章以名节自高，一方面，曲学阿世为明哲保身，这都是为了谋取利禄。诗学博士出身的匡衡在弘恭、石显当政时，阿谀曲从，附下罔上；甚至盗占田土以自益；张禹以经学名世，政治上党附王氏，为其开脱；生活上争田地、殖货财，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孔光为孔子之后，哀帝期间善待董贤，平帝年间，唯王莽是从，无鄂鄂之风。这几位当世大儒尚且如此，儒林风气之败坏，可想而知。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经学取士这一制度使得儒生们习惯于苟合取容，曲学阿世。而灾异派儒生言灾异并非是真的出于对天意天道的信仰，灾异往往是对帝王的挟持手段，为自己谋利的工具，常常成为派系斗争中的利器。翟方进就是被反对派以伪造天象的手段陷于死地的[6]。这一例子很能说明灾异只是某些儒生政治斗争中的武器，而非真的是对天道天意有虔诚信仰。如果真的对天意有虔诚的信仰，怎么敢伪造天象呢？
五经博士系统的建立，使得五经为发策决科的标准，由于博士的学术专利导致学术的日趋固陋，这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当时盛行的章句之学上。训诂之学、传记之说与章句之学乃是西汉经学著述的三种不同形式，实际上也代表着经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所谓训诂之学，即解释字词含义，疏通成文则举大谊，其不可通则阙之，较为疏略，流行于战国到汉初。传说之学与训诂体裁不同。训诂疏通文义，传说征引事实，传说往往失却原文之本意。班固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传说这种形式流行于景、武至宣帝年间。第三种形式即是章句之学。这种形式乃是离章辨句，逐章逐句进行解说，使经学转成支离，它盛行于宣帝以后[7]。
章句之学从一开始就暴露出它的弊端。夏侯胜攻击夏侯建说：“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流行越久，其弊端就暴露得越明显，刘歆在《移太常博士书》中对章句之儒有着很尖刻的评价：“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简，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班固也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可见章句之学的弊端首先是破碎繁琐，其次是虚妄不实，再次则是习常信古。宣、元以后的复古主义思潮的兴起与经学中章句风气的盛行有着很大的关系。尽管有识之士一再抨击，但由于章句之学是一种十分适合博士制度的形式，所以它不但没有消歇，反而越发兴盛。我们知道，即便在普通的教育制度下，如果占据教师的职位，便拥有了合法的所谓“话语权力”与“筛选权力”。而在中国，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制度应该说是始于汉朝。当传授和诵习儒家经典成为利禄之途以后，这种权力就不仅仅是“话语权力”与“筛选权力”了，他能使自己的弟子广泛地进入政府机构，占据要位，从而权势再推动话语的生产，话语又产生出新的权势，如此使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成为官方主导意识形态，同时享有思想上与政治上的控制权。为了赢得这种权力，汉朝经师往往以繁琐的讲解来建立并保持自己的知识权威，这就是章句之学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动力。为博士立学官，著章句传于弟子，即成了“家法”或“师法”。经学有三个重大的迹象值得我们关注，第一是谷梁学压倒公羊学、《诗》学开始兴盛；第二，刘歆为古文经争夺学官地位；第三，谶纬之学兴起。
谷梁学压倒公羊学、诗学的兴盛乃是学术思想界对武帝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反思后引发的学术思想的变化。武帝时期，尽管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以儒学为正统的官方理论的地位，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较多地沿袭了法家的做法，如任用酷吏，法治严苛；实行盐铁国营，国家铸币以聚敛财产；崇尚军功，推行买爵制度等等。之所以出现这种截然两橛的情况，金春峰先生将其归因于在当时出现了从和平到战争的转折。对匈奴持续39年的全国性战争，其间又平东瓯、南越、通西南夷，使得国家的全部生活处于战时体制，国家的全部政治、经济力量，一切人力和物力，都被动员起来投入到战争之中[8]。而处于在战争体制当中，法家理论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它能最具效率、最直接地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秦朝统一中国的实践已经雄辩地证明了它在战争年代的实用性。然而，这一系列措施带来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宣帝继位时，为颂扬武帝功业，提议为武帝设庙乐，夏侯胜批评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汉书》卷七十五《夏侯胜传》）元帝即位后，贡禹上书，也把予头直指武帝，指出武帝“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武帝时候的汉朝似乎与汉儒所痛恨的秦朝有相同之处了。对武帝时期社会政治的批判必然也会反映在经学上。
众所周知，武帝时期最得宠的乃是春秋公羊学派。但公羊学在宣元以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有些理论显然会受到非议。公羊学被武帝重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它针对当时诸侯王叛乱所鼓吹的大一统思想。因此它鼓吹大义灭亲，过分强调君臣纲常，而使父子兄弟伦常受到损害。正是在公羊学盛行的年代，武帝治淮南王狱大事诛连，甚至最后武帝父子也兵戎相见。而宣帝作为受害者戾太子的孙子，对此有着异常深切的体会。而儒生们痛感武帝的刑名法治使得亲情伦理受到损害，稳定的家庭关系开始出现裂痕，社会风气不再敦厚和春，并不曾发生荧惑守心。这乃是一起明显的因为政争而蓄意伪造天象的事件。另外，历代文献中记载的23次荧惑守心的记录，其中17次均不曾发生。见黄一农《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以“荧惑守心”为例》，《自然科学史研究》１０卷２期，１９９１年。
[7]钱穆曾经论述过，西汉的经学有训诂之学与章句之学之分。王葆玹先生将此说张而皇之。他把两汉经学分为传记之学与章句之学，并将传记之学看作是与章句之学相对抗的力量，见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２０１－２０２页、王葆玹《西汉经学源流》，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第２０－２５页。
西汉思想界一个最大的背景，乃是改造了的儒学成为汉朝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初始时期的关键在于武帝时期立五经博士之举措，然而这一举措的本意是否就是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它又是否真正起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作用，却是需要讨论的。
一
钱穆在考察博士制度的衍变时指出：古代学术分野，莫大于王官与家言之别……王官学掌于史，百家言主于诸子，诸子百家之势盛而上浮，乃与王官之史割席而分尊，于是有所谓博士。故博士者，乃以家言上抗官学而渐自跻于官学之尊之一职也。诗书六艺初掌于王官，而家学之兴实本焉。百家莫先儒墨，儒墨著书皆原本诗书，故诗书者，乃王官藉下流民间而渐自泯于家言之间者[1]。如果我们接受钱穆的观点，认为六艺与诸子的关键区别乃是官学与私学之分的话，那么，我们对汉武帝时期立五经博士的行为就会有新的理解。罢百家之学，即以学术上的专制结束分裂时期的争鸣，显然反映了通过高度的专权以结束诸侯割据的政治形势的需要。武帝此一举措的本意不一定在崇儒而更可能在尊王。因为武帝罢黜百家，同样罢黜属于儒家的《孟子》博士。《诗》、《书》、《礼》、《易》、《春秋》则属六艺，原为王官之学。在汉朝人心目中，六艺并不代表儒家，而是代表官学。儒为诸子之一，不得上侪于六艺。如刘向父子编《七略》，六艺与儒家分流。所以钱穆说：“然则武帝立五经博士，谓其尊六艺则然，谓其尊儒则未尽然也……特六艺多传于儒生，故后人遂混而勿辨耳。”[2]这种说法确有其相当的说服力与可信度。首先，武帝时期对强化中央集权有迫切的现实需要，他也采取确实了一系列的措施，罢黜百家而仅立五经博士乃是巩固中央集权最重要的文化措施之一——隆官学之地位以加强王权。其次，这种说法也较充分地说明了武帝时期政策外儒内法的实质（武帝独尊的并非是儒术而是官学）。所以，我们认为汉武帝时期立五经博士的举措主要目的乃是尊王而非尊儒，但这一举措却开启了独尊儒术的可能。由于儒家继承了王官之学的学术传统，尊官学同时也就是尊儒学，这使得儒学能够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自动调整自身的思想趋向而使其能投合统治者的需要与爱好，使其能够为现实政治服务。这种调整，首先是迎合。我们知道，武帝时期，首先得宠的是春秋公羊学派。公羊学派占据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公羊传》宣扬的思想适合汉武帝当时的政治需要。１，《公羊传》宣扬“大一统”，例如《春秋》开卷首句“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就解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实际上“王正月”原本的意思是因为当时各国历法不统一，故说明是按周历、以十一月为岁之始来统一历法。董仲舒采用这句话作为政治统一的依据，并说“一”是“天之常道”，“常一而不灭”（《春秋繁露》卷十二《天道无二》），这对于刚刚平定了七国之乱的汉朝，正在完善高度专制的封建统治来说，是非常适合的，他为汉武帝在政治上成就大一统的局面提供了经学依据。２，“国君报九世甚至百世之仇”（用齐襄公复九世之仇的故事），合乎汉武帝反击匈奴的需要；３，“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符合汉武帝随便杀人的需要；４，“为尊者、贤者、亲者讳”，符合统治者成为特权阶层的要求；５，《公羊传》的“二类”（人事与灾异）理论，适合封建统治阶级君权神授的需要[3]。
其次是发展。我们知道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一直只是一种理论形态和理想企画，从未运用到现实统治之中。胡适曾指出过先秦儒家与墨家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儒家往往只是提出一个理想的目的，而极少涉及实现目的的进行方法和为什么要如此的理论论证。如论政治，定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说“近者悦，远者来”；这都是理想的目的，却不是进行的方法。如人生哲学则高悬一个“止于至善”的目的，却不讲怎样能使人止于至善。所说细目，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子，止于孝；与国人交，止于信。”全不问为什么为人子的要孝，为什么为人臣的要敬；只说理想中的父子君臣朋友是该如此如此的[4]。儒学的这种弊端，在汉朝初期的宗教政治实践中明显暴露了出来。汉武帝时期举行的一系列宗教仪典，如封禅、郊祀、明堂等，儒生们一直没能拿出相应的能够操作的礼仪出来。董仲舒的贡献，正在于将儒家的理想目的寻找一个形而上的终极依据，并将儒学从理论形态向实际运用落实，从理想企画向现实操作过渡[5]。这一过渡的中介就是“天人感应”理论，并以此为主要原理而形成的灾异祥瑞之说。由此培养出一大批擅长灾异之说、并以此干政的儒生。元帝以后，?院蟛帧⒋笮〈鞯热宋淼娜迳蚍⒄沽巳逖е械睦褚侵в⒔湓擞糜谕持握叩母飨钫巫诮淌导小４哟耍撼娜迳纬闪肆礁隽髋桑慌梢栽忠旒ぃ灰慌梢岳褚亲ㄉ谩５舱钦庵值髡敕⒄梗撼远偈嫜滴淼娜寮依砺塾胂惹厝逖啾扔辛酥种制耄缣烊烁杏φ纳裱康穆郏跹粑逍械挠钪嫱际降鹊取５鹊蕉偈娉晒φ匾缘髡说娜逖ю砺壅季萘撕撼墓俜揭馐缎翁螅獯纬晒φ氖导约叭逖с晌俜揭馐缎翁⒂纱舜戳耸浪坠闹种忠娲γ沟煤喝逶谘跚飨颉⑷烁袼匮隙枷允境鋈碌奶氐恪?/cc>
这种特点我们概而言之，乃是思想理论上的神学化、人格素养上的庸俗化、学术作风上的固陋化? 二
我们说以今文经学为代表的西汉官方意识形态是神学，最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是他改造天人感应观念，将天塑造为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格神，第二是它利用阴阳五行将经学方术化。
为了使自己理论具有神圣的权威，从而能为人间的最高统治者所接受，经学理论家必须借助于天意。而将天意运用于人事，则借助了“天人感应”这一传统的观念。天人合一这一规律的建立渊源于原始宗教观念，人类根据自己的形象、感情、行动以及思维规律塑造了上帝及神灵世界，然后根据这一以移情方式建立起来的神灵世界，产生天人合一这一观念。但到了战国年间，天人合一观念的论证由宗教方式演变为哲学方式，天人合一观念的枢机由原来拟人化的神灵演变为涵盖自然与人事的本体——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包括自然与人）都是道所产生出来的；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在这些思想观念的基础上，董仲舒建立了他的天人感应理论，并使其具有相当程度的可操作性。董仲舒一个最重要的改造是继承了传统的原始宗教观念，在用天道勾通社会政治时，将道家的自然之天改造成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格神。他首先利用这一人格化的天为儒家的伦理道德寻找形而上的、终极的依据。古代天命论把王朝的兴替归为天意，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则从理论上反复论证：“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儒家所谓“道”指的是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把这个“道”用之于治国，便是德治仁政。他说：
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一方面，他为儒家的价值准则提供神学的论证，另一方面，由于儒家的价值准则乃天意的体现，所以顺天或逆天的标准，就看是否符合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于天子来说，即以是否行德政为标准，他说：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同上）
这样就将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提高到天命不可违抗的地步。这一学说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以后的儒生纷纷借天意对人君加以限制，对天子进行有效的劝谏。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董仲舒的祥瑞符命与灾异“谴告”说便不断被采用。
祥瑞、灾异与政治联系起来的中介是阴阳五行观念。阴阳五行思维框架的扩展经历了一个从自然物质到抽象观念并到社会人事的过程。
先秦以前，中国人对自然界普遍原理的认识以及规律的把握上最根本的模式有两个，第一曰阴阳，第二曰五行。无论是阴阳还是五行，都是对自然的分类、并试图由此建立关系，揭示规律。事物间的关系，就阴阳两分法来说，是一种此伏彼起、相辅相成的关系；就五行分类法来说，则是五行相克或相生。具体的物质可以从它的制造材料、颜色、质地、形状等和五种元素加以类比，从而确立具体归属。而抽象观念（最主要的是时空观念）则可以通过它们与具体事物之间的联系再间接地与五行发生联系。
无论阴阳分类法或是五行分类法，都具有同类相感的规律。早在《周易·乾卦·文言》中就阐述了这种同类相感的规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此后，《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篇》则有了更进一步和更详尽的论述：
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宫而宫动，鼓角而角动。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山云草莽，水云鱼鳞，旱云烟火，雨云水波，无不皆类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龙致雨，以形逐影，师之所处，必生棘楚。
正是在天人合一这一原理的支配下，人们将五行观念扩展到社会人事之上。《月令》和《吕氏春秋》就通过五行的分类而使自然界与社会人事建立起普遍的联系。汉儒以灾异干政的主要手段首先是将自然现象抽象为阴阳五行及其相互关系，然后再将阴阳五行及其相互关系演绎为社会政治状况，从而占验吉凶，采取措施以趋利避害。
儒生人格上的庸俗化倾向主要是指以经学取士的制度建立之后，儒生纷纷将治学作为一种谋取利禄的手段，治学如此，为政同样如此。这种人格上的庸俗与卑劣在礼仪派儒生身上表现得远较灾异派儒生为明显，这是一个令人惊讶却无可置疑的事实。汉朝的儒生在奉上掷地有声的奏章的同时，却希世比周，苟合取容。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却是同一目的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奏章以名节自高，一方面，曲学阿世为明哲保身，这都是为了谋取利禄。诗学博士出身的匡衡在弘恭、石显当政时，阿谀曲从，附下罔上；甚至盗占田土以自益；张禹以经学名世，政治上党附王氏，为其开脱；生活上争田地、殖货财，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孔光为孔子之后，哀帝期间善待董贤，平帝年间，唯王莽是从，无鄂鄂之风。这几位当世大儒尚且如此，儒林风气之败坏，可想而知。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经学取士这一制度使得儒生们习惯于苟合取容，曲学阿世。而灾异派儒生言灾异并非是真的出于对天意天道的信仰，灾异往往是对帝王的挟持手段，为自己谋利的工具，常常成为派系斗争中的利器。翟方进就是被反对派以伪造天象的手段陷于死地的[6]。这一例子很能说明灾异只是某些儒生政治斗争中的武器，而?钦娴氖嵌蕴斓捞煲庥序闲叛觥ｈ绻娴亩蕴煲庥序系男叛觯趺锤椅痹焯煜竽兀?br> 五经博士系统的建立，使得五经为发策决科的标准，由于博士的学术专利导致学术的日趋固陋，这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当时盛行的章句之学上。训诂之学、传记之说与章句之学乃是西汉经学著述的三种不同形式，实际上也代表着经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所谓训诂之学，即解释字词含义，疏通成文则举大谊，其不可通则阙之，较为疏略，流行于战国到汉初。传说之学与训诂体裁不同。训诂疏通文义，传说征引事实，传说往往失却原文之本意。班固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传说这种形式流行于景、武至宣帝年间。第三种形式即是章句之学。这种形式乃是离章辨句，逐章逐句进行解说，使经学转成支离，它盛行于宣帝以后[7]。
章句之学从一开始就暴露出它的弊端。夏侯胜攻击夏侯建说：“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流行越久，其弊端就暴露得越明显，刘歆在《移太常博士书》中对章句之儒有着很尖刻的评价：“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简，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班固也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可见章句之学的弊端首先是破碎繁琐，其次是虚妄不实，再次则是习常信古。宣、元以后的复古主义思潮的兴起与经学中章句风气的盛行有着很大的关系。尽管有识之士一再抨击，但由于章句之学是一种十分适合博士制度的形式，所以它不但没有消歇，反而越发兴盛。我们知道，即便在普通的教育制度下，如果占据教师的职位，便拥有了合法的所谓“话语权力”与“筛选权力”。而在中国，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制度应该说是始于汉朝。当传授和诵习儒家经典成为利禄之途以后，这种权力就不仅仅是“话语权力”与“筛选权力”了，他能使自己的弟子广泛地进入政府机构，占据要位，从而权势再推动话语的生产，话语又产生出新的权势，如此使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成为官方主导意识形态，同时享有思想上与政治上的控制权。为了赢得这种权力，汉朝经师往往以繁琐的讲解来建立并保持自己的知识权威，这就是章句之学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动力。为博士立学官，著章句传于弟子，即成了“家法”或“师
汉成帝贪恋酒色，治国无能，大权掌握在他母亲王政君太后手中，汉成帝时期外戚王家的势力大为扩展，逐渐掌握了朝廷大权一直到西汉末期王莽称帝，王家就是从汉成帝时期开始发迹的。所以汉成帝时期皇权的削弱，外戚权力扩张与西汉灭亡有关，是历史原因。汉成帝
建始元年（前32）——绥和二年（前7）
在中国古代昏君的排行榜上，汉成帝是“赫赫有名”的。历史上对他的定评是“湛于酒色”。他自甘堕落，迷恋酒色，荒淫无道，不理朝政，最后竟死在“温柔乡”中。
西汉青铜执伞俑成帝刘骜生于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属蛇。他是汉元帝刘奭做太子时与王政君生的儿子。“骜”这个名字是他爷爷宣帝给起的，意思是希望他做刘汉王朝的千里马，结果却连猪狗都不如。由于成帝昏庸失政，“赵氏乱内，外家擅朝”，便留下了王莽篡汉的祸根。
王氏家族贵幸倾朝：
西汉的皇权，从建国伊始就由三种力量构成，即皇帝、功臣和外戚。这三种力量几经消长，到元成以后，外戚王氏由于偶然机遇登上政治舞台，逐渐把持了大汉帝国的权柄，把西汉晚期的历史，演变成了王氏一家的兴衰史。
王氏发迹王氏的兴衰离不开这个家族的王政君。王政君是战国田齐旧贵族的后代。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齐国灭亡，王族式微。秦亡，其先祖田安，被项羽封为济北王。田安失国之后，齐地的人就称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家族为“王家”，从此，他家的姓氏就由“田”改为“王”。武帝时期，王政君的祖父王贺曾任直衣绣使，后被免职，由原籍东平陵（今山东章丘西）迁往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的委粟里。王贺的儿子王禁是个酒色之徒，妻妾众多，繁衍了一个大家庭。他共生了四女八男：长女君侠、次女政君、三女君力、四女君弟；长子王凤、次子王曼、三子王谭、四子王崇、五子王商、六子王立、七子王根、八子王逢时。其中只有王凤、王崇和王政君是一母同胞，他们的母亲是王禁的嫡妻李氏。
王政君生于本始三年（前71）。她的生母李氏生下三个孩子后，因为嫉妒丈夫娶妾太多，一气之下改嫁给河东的苟宾。王政君小时候跟随爷爷王贺住在山东时，曾许配过人家，但没等结婚，未婚夫就死了。后来东平王刘宇见她清秀聪慧，又聘她为姬妾，仍是没等过门，东平王又死了。王禁很迷信，就找个卜者为女儿看相算命。卜者说：“当大贵，不可言。”王禁听了这极富暗示性的话，便不惜重资，延师教她读书学经，还教习琴棋书画，熏陶贵族礼仪。
汉宣帝五凤四年（前54），王政君年满18岁。王禁想起卜者“当大贵”的话，就想方设法把王政君送到宫中，做了一名宫女。没想到太子不经意的一指，王政君不但到了太子宫，而且不久就怀有身孕，第二年就为刘奭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刘骜。
甘露四年（前50），汉宣帝去世，皇太子刘奭即位，史称汉元帝。封王政君之父王禁为阳平侯。仅过三天，又立王政君为皇后。第二年，又立才5岁的长子刘骜为皇太子，王禁的弟弟王弘也被委为长乐卫尉的重任。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王禁去世。其长子王凤继承侯位，并被任命为卫尉、侍中之职。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在汉元帝的时候，王氏家族虽然纷纷窃据要津，骤然显贵，但还没有进入中枢。不仅如此，他们的权力还出现了每况愈下的趋势。主要原因是元帝钟情于另外两个女人：傅昭仪和冯昭仪。
傅昭仪生了一男一女，儿子刘康被封为定陶王。此子聪明伶俐，多才多艺，甚得汉元帝的欢心，父子二人“坐则侧席（紧挨着御座），行则同辇”，简直形影不离。从此王政君母子便被冷落一边。
冯昭仪生子刘兴，立为信都王，后改中山王。在汉元帝观赏斗兽遭到黑熊袭击时，冯昭仪挺身而出而让元帝赞叹不已，倍加敬重。
皇太子刘骜虽然长得一表人才，但却是个酒色之徙，元帝不喜欢他，几次要把他废掉，而想立“多才艺”的次子刘康。正当王氏家族岌岌可危之际，外戚史丹与太子关系紧密，起而为太子保驾护航。
汉元帝的幼弟，中山王刘竟病故，太子刘骜赶来吊唁，但脸上毫无哀戚之容。元帝很生气。史丹立刻免冠谢罪，说是自己让太子故意节制悲伤之情的，以免感染元帝而过度伤心。元帝这才稍稍消解了对太子的怨怒之气。
竟宁元年（前33），汉元帝病卧后宫，傅昭仪及其儿子定陶王刘康，常在榻前侍奉，而皇后王政君和太子刘骜却难得见上皇帝一面。王政君和刘骜忧心忡忡，一筹莫展。就在这关键时刻，史丹借着贴身宠臣的身份可以直入寝殿探病，趁寝殿中只有元帝一人时，他独自闯入室内，伏在元帝床前声泪俱下地为太子求情。元帝心肠软，“优游不断”，见史丹泣不成声，竟大为感动，长长叹了一口气，表示不会废黜太子。史丹听后心里有底，连连叩头请罪。汉元帝接着说：“我的病恐怕不会有好转的可能，希望你好好辅佐皇太子，不要辜负我的重托！”皇太子的地位这才稳定下来。
五月，元帝去世，六月，20岁的太子刘骜继位。尊称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王政君为皇太后，王氏家族真正时来运转了。
王氏擅权在元帝晚年，王政君、成帝和王氏家族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政治危机之后，深刻地认识到失去权力的可怕，所以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紧紧抓住权力并坚守勿失。王政君最信得过的是娘家人，于是王凤乘此时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总理朝政，开王氏擅权的先河。但王氏擅权所以得以实现，又与汉成帝和王莽相关：
首先，汉成帝打击宦官势力。汉成帝下诏，用明升暗降的办法任命石显为长信中太仆，这是太后宫中管车马的官，秩中二千石。石显原来为中书令，官秩虽仅千石，但位于决策核心，石显原先的走卒，时任丞相的匡衡和御史大夫的张谭等便联名上疏揭露石显及其党羽过去的罪恶。于是石显被免官逐回家乡。石显死于中途，他的走卒也纷纷被免官。
其次，汉成帝利用外戚和朝臣抑制另一派外戚。成帝继位，王凤首先排挤了能力强、名声大的冯昭仪的弟弟冯野王。又迫使皇后之父许嘉引退。“将军家重身重，不宜以吏职自累。赐黄金二百金，以特进侯就朝位”。
再次，王凤排挤丞相王商。这个王商与王凤的弟弟同名，涿郡蠡吾（今河北博野）人。他的父亲王武是汉宣帝的舅舅，堂兄王接曾任大司马车骑将军。这也是一支活跃于元、成政坛上的外戚家族。当时，惟一能与王凤相抗衡的，就是王商。王商在政坛上稳步高升，不但有外戚家族的背景，而且政治识见和能力，都不在王凤之下。两人在许多问题上议论不同，关系渐渐紧张。王凤与外戚史丹合谋，派人秘密调查王商的隐私，又教唆频阳（今陕西富平）人耿定上疏诬陷王商。汉成帝觉得难以查证，可是王凤坚持要查办，成帝无奈，只得免去王商的丞相职务。王商被免相仅三日，就大口吐血，悲愤而死。其子弟亲戚有在宫中任职的，一律被赶出长安城。至此，王凤专制朝政，已没有了强大的反对派。
第四，王莽崛起。王氏家族飞黄腾达、炙手可热的时候，却有个被遗忘的角落，那就是王凤的二弟王曼，因为早死没有封侯。王曼的第二个儿子叫王莽，字臣君，生于元帝初元四年（前45）。王莽的相貌其丑无比，大嘴叉，短下巴，金鱼眼，红眼珠，大嗓门，声音嘶哑。汉代鎏金神兽纹铜牌饰
王莽的哥哥与父亲一样早早就死了，所以王莽年纪轻轻就成了家庭的顶梁柱。王政君当上皇太后那年，王莽仅有14岁，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
被王氏家族冷落的王莽母子，只好相依为命，过着十分清寒的生活。年轻的王莽与他那些飞扬跋扈的堂兄弟们截然不同：对内孝敬寡居的母亲，照顾兄长的遗孀，耐心教育顽皮的侄子；对外结交一些英俊的朋友，又拜当时著名的学者陈参为师，攻读经书孜孜不倦，待人接物恭敬有礼，尤其是侍奉执掌大权的伯父、叔父们，更是小心翼翼。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王莽从不跟堂兄弟们去寻欢作乐，而是洁身自好，表现得谦恭谨俭、温文尔雅，处处表现出一个年轻儒者的风范，由此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誉，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汉成帝阳朔三年（前22），执掌朝廷大权的伯父王凤病倒了，王莽在床前尽心竭力地侍奉伯父，几个月如一日，衣不解带，最后累得蓬头垢面，疲惫不堪。王凤大受感动了，临死时拜托皇太后王政君和外甥汉成帝，让他们关照一下王莽。随后，王莽有了第一个职务——黄门郎。在24岁的时候，王莽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大司马王商，也感到这个侄子不同凡响，向成帝上书愿将自己的封地分一部分给王莽，其实就是要求皇帝给王莽封侯。另外一些朝廷大臣也都看好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纷纷向皇帝称赞王莽。王莽立刻名声鹊起，引起了成帝的极大关注。
永始元年（前16）五月，汉成帝下诏封王莽为新都侯，封地在南阳郡新野的都乡（今河南新野县境内），食邑1500户。提升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他身兼数职，进入了朝廷政权的核心。年仅30岁的王莽，这时已跃居几个叔叔之上，成了很有权力地位的重臣了。
中国古代专制制度是一种以皇权为中心，以官僚群体为统治工具，以小农的自然经济为社会基础的专制统治。皇权在这里幻化为国家意志，它不仅成了保证整个社会能否正常运转的支配力量，而且成了平衡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的杠杆。所以，皇权的稳定就是社会的稳定，皇权的强弱必将影响到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力量的消长。但是皇权的致命弱点是“家天下”，它的传承必须按血缘关系在一家一姓的狭小范围内选定，也就是说无论贤愚，他只要具有与皇族直系或最近的血统，就有可能被推上皇帝的宝座。如果臣民遇上志向远大、雄才大略、英明果决的君主，社会就稳定，国家就强大。然而，在中国古代帝王中，这样的明君简直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中国历史上更多的是那些养尊处优，纵情淫乐，性格乖戾，昏庸愚蠢，不知国计民生为何物的政治废物。在这些废物的眼中，最可靠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匍匐在自己脚下的宦官，是信得过的奴仆；另一种是外戚，是信得过的亲戚。
汉成帝就是这样的政治废物，自己昏庸无能，又“湛于酒色”，便靠母舅来支撑家业，外戚的势力岂能不借机恶性膨胀起来？所以，在西汉晚期的政治舞台上，王氏家族能够粉墨登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赵家姐妹专宠昭阳：
从汉成帝即位时起，就花了大量金钱，建造霄游宫、飞行殿和云雷宫供自己淫乐。他最初宠爱许皇后，这引起了王氏集团的担心，一有机会他们就攻击许皇后，再加许皇后色衰，成帝便也移情别恋。
汉成帝冷落了许皇后，开始宠爱班婕妤。班婕妤是《汉书》作者班固的祖姑。她生了一个男孩，数月即夭折。班婕妤美而不艳，丽而不铜鎏金乐舞扣饰
俗，又博通文史，知书达礼。她没有一般女子“好妒”的毛病，把侍女李平进献给汉成帝，李平又得宠幸，也被封为婕妤。汉成帝说：“当初孝武帝的卫皇后也从微贱而起。”因此赐李平姓“卫”，她就成了卫婕妤。
但是，贵为君王的成帝，也想到宫外世界去寻求刺激。鸿嘉元年（前20），汉成帝在富平侯张放的陪同下，身着便装，“微行”出游，跑到闹市区去寻欢作乐，竟遇到了绝代美女。
昭阳新主人在巍峨宏伟、鳞次栉比的西汉宫殿中，昭阳殿以其合于天干而显得别具一格。当未央宫、甘泉宫、长杨宫等宫殿早已随着汉高祖、汉武帝的名字蜚声著誉的时候，古老而充满祥瑞的昭阳殿却一直默默无闻。汉成帝时，这里住进了才色殊绝、宠渥恩隆的两个女子，从此，昭阳殿便成为宠幸、荣耀与尊贵的象征，在戏曲、小说里成了“正宫”的别名。给昭阳殿带来如此声名的，正是汉成帝“微行”出游所遇到的一个绝色美女，她就是赵飞燕。
赵飞燕是阳阿公主家的舞女，面目娇好，体态轻盈。历史上有“燕瘦环肥”的说法，燕，就是赵飞燕；环，就是唐玄宗的贵妃杨玉环。一次，汉成帝“微行”经过阳阿公主家，公主盛宴款待，唤出几名美女歌舞助兴。成帝见其中有位光艳照人的女郎，歌声清脆，舞姿袅娜，不禁意荡神摇，便乞请公主将飞燕送给自己，带回宫去，让她成为昭阳殿的新主人。
赵飞燕的父亲叫冯万金，做江都王府里的舍人，与江都王的孙女姑苏郡主私通，生下了赵飞燕和赵合德两个孪生姐妹。因为姑苏郡主嫁给江苏中尉赵曼为妻，所以飞燕姐妹从赵姓。长大后被卖到阳阿公主的家令赵临的府中学习歌舞，由于体态轻盈，姐姐获得了“飞燕”的称号。
由于飞燕的获宠，赵临和兄弟赵钦先后被封为成阳侯与新成侯，赵氏一门大得荣光。然而，在外戚势力逐渐膨胀的西汉中后期，勋戚霍氏、许氏、王氏等先后秉掌朝政，人少族微的赵氏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因而，飞燕的后宫专宠并没有对朝政产生多大影响，同时，微贱的出身还为她能否固宠罩上了一层阴影。入宫不久，她就把妹妹赵合德推荐给成帝做婕妤，通过妹妹并宠做保障，弥补家族势力的不足。
自从赵合德进宫后，成帝便渐渐把心思移到她身上。这是因为，合德不仅姿容出色，肌肤雪白、光滑，而且性情温柔，比起飞燕来，更有西汉昭明铜镜一番魅力。成帝称合德的怀抱是“温柔乡”，并感叹说：“吾老是乡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云乡也（喻汉武帝好神仙）。”成帝让合德住进了昭阳宫，并满足她的挥霍欲望。成帝日益宠信合德，同时，对飞燕的恩宠逐渐衰落下来。自然，由于飞燕与合德是一对亲姐妹，成帝便不好过分地冷落飞燕。
赵飞燕姐妹入宫后，即以新宠的骄姿，挟赫赫威势向许皇后、班婕妤二人发动进攻，一场新旧之争遂在后宫展开。
飞燕争宠自许皇后被冷落以后，一连三年日蚀，朝臣们将这“阴盛”之象，归咎于王氏专权，而王氏的党羽谷永却将矛头移向许皇后，说是由于她“失德”造成的。于是，许皇后的“椒房掖廷用度”被减省了，甚至连皇帝的面也见不上了。许皇后一肚子怨气无从发泄，她的姐姐、平安侯夫人许谒想出了一个拙劣而愚蠢办法，就是在背地里装神弄鬼，恶毒诅咒车骑将军王音和后宫中一个有身孕的王美人。此事很快被王氏家族掌握，但他们觉得最好由别人揭发。而揭发的最佳人选是赵飞燕。结果，在赵飞燕入宫的当年十一月，赵飞燕替王氏家族跑到前台做了揭发，许谒等人被处死，许皇后被废黜，许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被流放。赵飞燕在控告许皇后的同时，把班婕妤也一并捎上了。但由皇太后出面保了下来。
皇后的位置空缺，赵飞燕就闹着让成帝立她为皇后。可是成帝册立赵飞燕为后的想法，遭到了皇太后王政君的阻拦。后由淳于长从中斡旋，赵飞燕才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后的宝座。
淳于长是皇太后王政君的姐姐王君侠的儿子，与王莽是亲表兄弟。淳于长跑到王政君面前以立赵氏为后，不会构成对王氏家族专权的威胁这个理由打动了王政君的心，终于点头首肯。永始元年（前16），立赵飞燕为皇后，同时晋赵合德为昭仪，又把昭阳殿赐给她一人居住。为了感谢淳于长斡旋之功，成帝赐淳于长关内侯，不久又封为定陵侯。
成帝为了取悦新皇后，令工匠在皇宫太液池建造了一艘华丽的御船，叫“合宫舟”。一天，成帝带着飞燕一同泛舟赏景。飞燕穿着南越所贡云英紫裙、碧琼轻绡，一面轻歌《归凤送远》之曲，一面翩翩起舞，成帝令侍郎冯无方吹笙以配飞燕歌舞。舟至中流，狂风骤起，险些将身轻如燕的赵飞燕吹倒，冯无方奉成帝之命救护，扔掉乐器，拽住皇后的两只脚不肯松手，飞燕则继续歌舞。此后，宫中便流传“飞燕能作掌上舞”的佳话。
正当赵飞燕沉浸在母仪天下的荣华与威势之中时，双脚却已踏上班婕妤的老路，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做皇后竟是宠极爱歇，忌深情疏，而夺她所爱的，正是自己的妹妹赵昭仪。赵合德与赵飞燕从小一起长大，对姐姐十分尊敬，在成帝面前为她百般回护，因而飞燕的地位并未因皇帝移宠而动摇。开始时，心高气傲的赵飞燕，不愿与残漏寒蛩作伴，不甘心遭遇冷遇与漠视。她听说皇帝爱窥视赵合德汤浴，自己也如法炮制来请皇帝观瞧。为了复宠，她甚至谎言过自己怀孕，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改变她的命运。
汉成帝始终没有儿子，在“家天下”的专制时代，皇帝无嗣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让朝堂上下无不忧心。赵氏姐妹专宠十余年，久无子息，也深深地为自己将来的命运担忧，但姐妹二人始终没有生育的征兆。
飞燕知道，要想永保皇后的桂冠，必须生下一个儿子，继承帝业。因此她焦灼地盼望着有个孩子。为了增加生育的机会，也为了打发寂寞难挨的时光，她常趁成帝夜宿合德处，秽乱宫廷，招引一些多子的少年侍郎、宫奴与她奸宿，希望怀孕，但并未成功。
赵氏姐妹自己不能生育，也不许别的妃嫔生育。宫中有个叫曹伟能的女官，怀上了成帝的孩子，临到生产的时候，赵合德命中黄门田客拿着皇帝的诏书，毒死了曹姬，取走了婴儿。那婴儿被乳母张弃抚养了11天，即被宫长李南持诏书取走，不知下落。后来，后宫的许美人也怀孕了，成帝暗中派御医去探视，又送给许美人三粒名贵的养身丸药，做保胎之用。许美人生了儿子以后，赵合德知道了，大哭大闹了一场，最后胁迫成帝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儿子。赵氏姐妹的残忍令人发指，而汉成帝的昏蒙也无以复加。当时有讥刺赵飞燕童谣道：“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
绥和二年（前7）三月，酒色侵骨的汉成帝在赵合德的怀抱中暴死，孝元王太后与大司马王莽“治问皇帝起居发病状”，赵合德畏罪自杀。四月成帝养子刘欣即位，是为汉哀帝。安葬成帝于延陵（今陕西咸阳市东）。
刘骜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骜
出生：甘露二年（前52）
属相：蛇
卒年：绥和二年（前7年）三月
享年：46岁
谥号：孝成皇帝
庙号：无
陵寝：延陵
父亲：刘奭母亲：王政君
初婚：19岁
配偶：9人，皇后许氏、赵飞燕
子女：无
继位人：刘欣（哀帝）
最得意：“温柔乡”
最失意：皇后飞燕有外遇
最不幸：暴死
最痛心：燕啄皇孙
最擅长：酒色当然有，西汉的灭亡是以王莽篡位作为标志的
而王莽作为外戚开始上位，或者说王氏家族成为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就是在成帝朝。基本上和成帝对他们的放纵分不开。有關係！關係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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