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知天晓地、鉴古知今，确非等闲人物，他的《孤愤》、《五蠹》、《说难》等名篇，缀锦贯珠、别树学憧，为帝王提供了一新耳目的“法术势”三位一体统治术。这套统治术成为历代帝王的御世心法、万应灵符，其有效性为两千多年历史所证明。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是外儒内法，外圣内王，帝王明习孔孟经典，暗则沐手恭读韩非子帝王之术。总是那些深谙“法术势”之要者成王，不得其要者为寇。法术势也常常成为士大夫安身立命之本，这就不免出现牺牲者。如北宋苏轼，无错无罪却屡遭贬谪，原因之一就是他总处于士大夫们暌睽监视之下。苏轼被谪惠州，心理调节得不错，写了一首田园诗：白头萧散满霜飞/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此诗传入章子厚耳中，章说，苏子瞻如此快活耳！遂向皇帝打了小报告，于是苏轼再次被贬到海南岛。章子厚曾是苏轼挚友，挚友尚且要告密，法术势之魔力于斯可见焉。难怪苏轼感慨到：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断言韩非子的“法术势”一直影响到20世纪、甚至波及到外国也不为过。斯大林就深得韩非子之三昧，从其著作中受到启发，写下了“受人爱戴不如被人畏惧”的心得体会。按理，韩非子理应排位于孔子之前，享受世代供俸，事实并非如此，除了20世纪70年代韩非子受到空前礼遇外，他一直是坐冷板凳的。秦始皇得其术，不但不予奖励，反而命李斯将其毒死。李斯谄谀帝王，与韩非一起构成同世之双，最后得到了与韩非子同样的下场。然而韩非子与李斯还是有区别的，韩非子的谄谀之策，几乎适用于一切帝王，而李斯之策多是献给赢正一人的。司马迁发出“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的感慨，大概是因为韩非子处于残杀连环的初端，令人恻隐，也未可知。
韩非子之死警示了士大夫：拍马是需要技术的，非工于权术者不能为也。拍马是有禁区的，论证“盗亦有道”可以，但绝对不能把盗贼之“道”的底细公之于众。
就如帝王命你去杀人，你就只管去杀，若非要挑破机心问“为什么？”对不起，你也得被灭口。专制帝王最不吝啬的就是人的生命。在屠刀的威慑下，士大夫渐渐丧失了问“为什么”的功能，思想者自然也就凤毛麟角了。相反，趋炎附势的谄谀之徒却车载斗量，如山涛之于司马氏、刘歆之于王莽、潘岳之于贾谧、解缙之于朱氏王朝、钱谦益之于清庭……
如若说韩非子向君王提供了“治术”的话，董仲舒提供的则是“心术”。他向汉武帝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天人三策”，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起来，形成中国所特有的神学体系。“天人感应”成为帝王与“天”之间的纽带。“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人与天的关系确定之后，再用“三纲五常”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始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道统逶逶迤迤，变为庞然大物。伪学术代替了学术。士大夫的活动空间骤然变得促狭起来。撼山易，撼道统难，久而久之，就没有人敢于撼动道统了。足见，士大夫左右历史，韩非子之外当属董仲舒也。他以一人之口封杀了众人之口，而且一封杀就是两前年。
总觉得历史上可以值得一说的人都死得太早。人，大凡拥有了大智慧之后，便溘然而逝了。像伍子胥，像比干，像诸葛亮，从没有人嫌自己活得长的，不然秦王也就不会去求长生之药，历代道士也不必求什么炼丹之法。说回来，人求“长生不老”是利已，而民求圣人“长生不老”则是利国，利万代的事。可惜，自然法则还是让人那般公平地消逝在大地之下。而这一去之后，是否会出现唐玛佐·康帕内拉所说的那种转世呢？不得而知。当韩非子喝下那毒酒之后，一切隐在李斯心中对韩的妒火逝去，秦王悔之，民痛之。但人终归免不了一死，不管那是怎样的死法。
在中国整个封建君主时代，有两个圣人。一位是当属孔子，孔子及其儒家思想被历代帝王将相所宗奉，以他的仁礼为德纲，因此他是人们正面所推崇的圣人；而另一位则是韩非，韩非子所著的整套《韩非子》治国方略，即，法、术、势三条，却也是历代君王独裁统治的理论基础与实战基础，当时秦王读《孤愤》、《五蠹》时，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足见韩非子对治国研究的程度之深。后始皇用韩非之说，兼并天下。也见一斑。
都说韩非是进《存韩》而韩亡，著《说难》而以说身死，这实在是不能怪韩非子，诸位是知道韩非子天生结巴，天造的如何能更改之。既然在那种时代无法靠做“说客”，不能像苏秦与张仪一般光张嘴就可以横扫千军，也只好像他的老师那般著起书来。韩非至少在荀子那里呆上过几载，有老师那般的毅力。想当年荀子潦倒病死之前还在苦著书，其精神可歌可泣，韩非虽没继承荀子儒家学说，这著书方面倒是师徒二人有志同道同之处。
终及学说，韩非以“法、术、势”集于一身，但这终不是他首创，因为这是已经存在的历史经验，韩非不过将其三者加以综合，并提出三者是缺一不可，相互扶助，共达同识。在韩非的法治观念中，强调的是重刑，《六反》中言：“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就是这个道理。重法的目的是“杀一警百”以达到利于国家的目的。这样，犯法的人少了，这样国家也就昌盛起来。而“法莫如显”、“以事遇法则行，不遇法则止”、“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中所讲的公正性、公开性、规范性则是早为人所道。至于韩非的“术”一说，王夫之就说过了，申不害也有所涉及。对于“势”，《易·系辞》上有说：“君子之大宝曰位”，想必说的就是势，要的是君王得势，君威建立起来，君臣分明，这样就不会出现“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暮臣”的怪胎。而韩非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是集他人之所长，融会贯通而已。
其实韩非的法制治国却有一些道理，可与西方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相比拼。讲的是一人当政，因为韩非子的学说里没有公民监督权的理论，一切事务都要君主亲自过问并监督，并过多没有分级部署，而且要君王隐蔽于众臣之间，不能在臣面前过分地表现喜乐与悲愁，怕就怕臣民们投其所好，使“五蠹”横生。
只可惜，秦始皇不识人才，就因李斯“不如以过法诛之”一句，“下吏治非”。后悔又能如何，眼睁睁地看着即得利益随风而飘逝，一代良才就这样毁了。虽然其重要原因在于李斯的诽谤，但韩非曾有意上书于秦王，只怪书落于李斯之手，一切也就付诸东流。由此不难看出，秦王的狱制建设也不见得是那般地完美，有冤不能申，是一大弊端。
话说李斯，可是一代伟大的仓鼠。从上蔡做看粮仓的小官，到后来的宰相，人生之富贵无不在其中。早年李斯训鼠得了磨练，后来在荀子那边听教，倒也学得些礼仪，懂了点儒家之道，可谁又知后来焚书坑儒的正是李斯本人。怪只怪，二百多年前，李斯的祖上：蔡国大将军李属被成公所株，罪名不明。后李斯经考证，李斯终于明白，孟坷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原来是纪实，并非虚辞。当年围困于先圣于陈、蔡之野，不光是野牛猛虎，还有自己的先祖！而李斯的先祖的惨死和家族的败落，和孔子直接相关。于是，李斯借冬日怪生西瓜，将四百六十一人活活地埋于山谷之下。
韩非子是法家学说创始人，秦始皇推崇法家，而且他的“扫六合”产生是收韩非子影响的
李斯是嬴政重臣，他害怕自己地位受到威胁，诬告韩非子
是韩非子客死狱中
因为有了韩非子李斯就可以回家喝茶了
说白了就是李斯的地位受到韩非子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