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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写聂耳的生平
聂耳生平简介：
中文名称:聂耳
性别:男
生卒年:1912—1935
国别:中国
民族:汉族
籍贯:云南玉溪
代表作
作品:义勇军进行曲扬子江暴风雨
主题词或关键词:作曲家聂耳
栏目关键词:作曲家
聂耳（1912—1935年），中国作曲家、音乐活动家。1912年2月15日生于昆明。原名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原籍云南玉溪，父聂鸿仪，母彭寂宽(傣族)，以中医兼营药铺为业。1918年入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开始接受正规教育。在校学业成绩出众，又喜爱音乐，课余从民间音乐家学习演奏笛子、胡琴、三弦、月琴等民族乐器，熟悉传统乐曲。1922年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为该校“学生音乐团”的活跃成员。1925年考取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插班生。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风暴在中国南方兴起，他开始受到进步书刊和《国际歌》等革命歌曲的影响。1927年考入云南第一师范高级部英文组，参与本校学生进步组织“读书会”的活动，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音乐、戏剧演出活动，并开始学习小提琴和钢琴。1928年后，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种公开和秘密的革命活动。为逃避搜捕，于1930年7月潜离昆明，经越南转赴上海。
到上海后，先在一家商号云丰申庄作店员，工作之余坚持学习小提琴和外文，阅读文艺理论书籍，并在1930年11月加入“反帝大同盟”。1931年3月，云丰申庄歇业，适黎锦晖主持的“明月歌剧社”招考，遂前往应试，被录取，任小提琴手。在明月歌剧社期间，聂耳一方面努力提高专业技巧，师从普杜什卡接受严格的小提琴训练外，还自修钢琴、和声学、作曲法和作曲等，另一方面随时注意思想上的锻炼。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之后，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明月歌剧社的歌舞实践更加促使他去考虑自己的生活和艺术的道路，探求“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1932年4月，他认识了左翼剧作家兼诗人田汉，建立了与左翼文艺界的联系，进一步坚定了走革命音乐道路的信心。和田汉的友谊与合作，对聂耳的艺术成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7月间，用“黑天使”笔名发表了著名的战斗性短文《中国歌舞短论》(载《电影艺术》第3期)，对黎锦晖的歌舞作品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并鼓励他“创造出新鲜的艺术”。但此举未能得到社内一些人的理解，不得已退出该团体，于1932年8月前往北平，积极参与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音乐家联盟的演出活动和组织建设，并师从外籍教师托诺夫继续学习小提琴。11月重返上海，不久即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他以炽烈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参加左翼音乐、戏剧、电影等多方面的工作，积极从事创作和评论活动。同时还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发起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随后又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在这些左翼音乐团体中，聂耳是一位积极而活跃的主要成员。在繁忙中，他仍坚持学习音乐业务，除继续师从普杜什卡学小提琴外，从1933年12月起，每周都去参加上海工部局由司劳特斯基指挥的交响乐队的排练和演出。1934年4月，聂耳进百代唱片公司，与任光共同主持音乐部，组织录制了一些进步歌曲唱片。同时建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选编并领导演奏录制了《金蛇狂舞》等7首民族器乐曲，他借“百代新声会”音乐会上的演出扩大革命歌曲的影响。自入“百代”之日起，他又向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外籍教授阿克沙可夫学习作曲理论。1935年1月他转入联华影业公司二厂任音乐部主任。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迫使他决定出国，拟经日本前往苏联学习，他于4月18日抵东京。在日本聂耳考察了日本音乐、戏剧、电影等方面的动态，向日本文艺界介绍了中国音乐的新发展，并加紧学习外语和音乐。7月17日，在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逝世，年仅23岁。
聂耳一生共创作有37首歌曲(包括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中的4首歌曲)，都是在他死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从事多方面活动的同时所写的，其中为数较多的优秀之作，也是具有历史价值的不朽的珍品。在聂耳的歌曲创作中，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歌曲占有较大比重。1933年8月发表的第一首作品便是《开矿歌》(田汉词，影片《母性之光》插曲)。在这首歌曲中，他将民间劳动号子里一人领唱、众人和腔的形式引进了电影歌曲创作。随后，在1934年元旦首映的影片《大路》里，又创作了《开路先锋》(孙师毅词)和《大路歌》(孙瑜词)。这两首歌以其鲜明的典型形象和富于独创的艺术形式，表现出聂耳创作技巧的成熟，是两首成名之作。此后他陆续创作有《码头工人歌》(蒲风词)、《新女性》(孙师毅词)、《打长江》(田汉词)等一些优秀的工人歌曲。在这些歌曲中的几种工人形象，都得到了准确、鲜明、生动的音乐表现。聂耳是中国音乐史上第一个成功地塑造出工人阶级英雄形象的作曲家。
聂耳创作的歌曲中，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几首进行曲风格的爱国歌曲，这是他的歌曲中影响最广的一部分，包括《毕业歌》(田汉词，影片《桃李劫》主题歌)、《前进歌》(亦名《苦力歌》，田汉词，歌剧《扬子江暴风雨》插曲)、《自卫歌》(唐纳词，影片《逃亡》主题歌)以及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影片《风云儿女》主题歌)等。这些歌曲以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号召性音调，斩钉截铁般果敢的节奏，勇往直前无所阻挡的气势，有力地表现了处在深重灾难中的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从而在群众中迅速而广泛流传。
聂耳还创作了一些抒情歌曲，其中重要的有《飞花歌》(孙师毅词，影片《飞花村》主题歌)、《塞外村女》(唐纳词，影片《逃亡》插曲)、《铁蹄下的歌女》(许幸之词，影片《风云儿女》插曲)、《告别南洋》和《梅娘曲》(均为田汉词，话剧《回春之曲》插曲)等。这些歌曲倾诉了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的苦难与不平，但它们不是无望的呻吟，而是在感情的深处蕴藏着坚韧的毅力，在抒情中饱含着刚健的美感。这使他的抒情歌曲在同时代的抒情歌曲中显现出新的特色。此外，聂耳还创作过一些反映儿童生活的歌曲，其中最杰出的一首便是著名的《卖报歌》。歌中那为困苦生活而沿街奔走叫卖的报童形象，是那样生动、真切，令人喜爱和同情。
聂耳歌曲创作的杰出成就是他自觉地运用新的创作方法的结果。他从开始创作之日起，就对生活和艺术抱有一种新的态度。他能立足于现实，预见到未来，在层层的压迫下看到抗争的烈焰，在无边的黑暗中预见到灿烂的明天。因此，他的歌曲在深刻揭露现实生活中矛盾的同时，始终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态度，他在歌曲的艺术形式上作了创造性的革新。他的歌曲既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又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既有鲜明的形象特征，又有严密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与陈规束缚的框格绝然不同，而是与音乐形象融合无间的崭新的形式、崭新的韵律。正由于此，他第一次使中国群众歌曲提高了艺术价值，奠定了这种体裁的历史地位。
聂耳的歌曲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揭露了社会的矛盾，唱出了人民的心声，给人民带来了力量，带来了光明。他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聂耳(1912--1935)，云南玉溪人，生于昆明。原名聂守信，号紫艺，因在黎锦晖主办的联华歌舞班拉小提琴期间，由于听觉能力异常敏锐被人取了个“耳朵先生”的绰号，从此干脆改名聂耳。
聂耳初中毕业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期间，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云南军阀政府列入“黑名单”，于是前往上海。20世纪30年代初先后到联华、百代等影片、唱片公司工作。193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在创作中体现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精神，他率先在歌曲中塑造觉悟了的工人阶级的鲜明音乐形象，并在中华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唱出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最强音。1934年4月，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组织安排他去欧洲、苏联学习，路过日本在藤泽市鸽沼海滨游泳时，不幸为大海吞没，时年23岁，英年早逝，给中国现代音乐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在他去世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创作了《大路歌》、《开路先锋》、《飞花歌》、《毕业歌》、《新女性》、《卖报歌》、《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歌女》、《告别南洋》、《梅娘曲》、《塞外村女》等34首艺术性很高又广为传唱的歌曲（其中大多为电影、话剧的主题歌和插曲）；此外，他写下的我国第一部表现反帝爱国斗争的小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和民族器乐合奏曲《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山国情侣》等，显示了过人的艺术天才和丰富的创作灵感，为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所罕见。
聂耳（1912—1935）：云南玉溪县人。原名聂守信，号紫艺，因在黎锦晖主办的联华歌舞班拉小提琴期间，由于听觉能力异常敏锐被人取了个“耳朵先生”的绰号，从此干脆改名聂耳。
聂耳初中毕业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期间，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云南军阀政府列入“黑名单”，于是前往上海。20世纪30年代初先后到联华、百代等影片、唱片公司工作。1933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在创作中体现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精神，他率先在歌曲中塑造觉悟了的工人阶级的鲜明音乐形象，并在中华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唱出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最强音。1934年4月，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组织安排他去欧洲、苏联学习，但路过日本在藤泽市鸽沼海滨游泳时，不幸为大海吞没，时年23岁，英年早逝，给中国现代音乐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在他去世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创作了《大路歌》、《开路先锋》、《飞花歌》、《毕业歌》、《新女性》、《卖报歌》、《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歌女》、《告别南洋》、《梅娘曲》、（塞外村女》等34首艺术性很高又广为传唱的歌曲（其中大多为电影、话剧的主题歌和插曲）；此外，他写下的我国第一部表现反帝爱国斗争的小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和民族器乐合奏曲《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山国情侣》等，显示了过人的艺术天才和丰富的创作灵感，为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所罕见。
郭沫若题聂耳碑文
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也。
聂耳，是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名字，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乐曲就谱自于这位天才音乐家之手。郭沫若曾赞誉他是“中国革命之号角”。聂耳23岁短暂生命中留下的乐章，奏响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最强音，激励着一代代国人“前进！前进！前进！进！”
生平
■只有23岁的短暂生命，却做过学生、士兵、店员、演员
■到上海后，他为生活所迫去烟店当店员；19岁才正式开始艺术生活。因耳朵非常敏锐，别人起了个绰号叫“耳朵先生”，他索性改名聂耳
■吹响抗日号角的音乐家不幸死于敌国，郭沫若认为致溺原因不明
聂耳，原名聂守信，号子义，191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市，祖籍玉溪县。父亲是个中医。他4岁丧父后，母亲靠艰难地经营药铺和帮人做针线养活全家。
童年时的聂耳，受到云南丰富而又优美的民间音乐和戏曲的熏陶。喜爱唱民歌的母亲是他最早的音乐启蒙教师。他10岁时从邻居那里学会了吹笛子，后又学了拉二胡、弹三弦和月琴，并参加了学生音乐团，并担任指挥。1927年，他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受到五卅运动和大革命风潮影响，读到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杂志。
在革命处于低潮的1928年秋，他加入了共青团，并参加了秘密印刷和散发传单等工作。1930年春，中共云南省委遭受严重破坏，聂耳得知有叛徒供出他参加共青团的情况，马上去了上海。
刚进入上海的聂耳，为生活所迫去烟店当店员。翌年，烟店倒闭，他一度徘徊街头，后考入明月歌剧社，自19岁起正式开始了专业艺术生活。当时，他因耳朵非常敏锐，别人起了个绰号叫“耳朵先生”，他索性就此改名聂耳。
聂耳进入歌剧社后，便遇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翌年初的“一二八”事变。他积极参加救亡运动，并与作家田汉结识。1932年夏，他到北平投考艺术学院未被录取，找工作无着，返回上海。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聂耳秘密加入共产党。此后，聂耳在影业公司和唱片公司谱曲，并经常登台演出，谱出的许多歌曲传唱于全中国，并驰名海外。
1935年4月初，党组织得知聂耳有被国民党逮捕的危险，且考虑到他有去国外学习的愿望，于是通知他先去日本，再从那里转道去苏联。聂耳于4月中旬东渡后，受到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日本一些进步文化人士如秋田雨雀、滨田实弘等也邀请他参观剧团，进行交流。聂耳是抗日斗争的鼓动者，但对日本文化有浓厚兴趣，此前也学过日语，于是计划停留一年。此间，他最后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把乐谱寄回国内，并在留学生聚会上演唱。同年7月，聂耳于暑假期间赴藤泽市的鹄沼海滨，住在日本友人家中，一面练琴一面天天游泳。7月17日，他不幸在海中溺亡。郭沫若于1954年在为他题词时感慨说：“不幸死于敌国，为憾至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聂耳尸体火化后，被生前好友送回国，归葬于家乡昆明西山，解放后修建了陵墓。日本的友好团体，也在他遇难的藤泽市海滨建立了纪念碑。他去世的那个月，电影《风云儿女》上映，并奏出了《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中国人所吟唱的最强音。
背景
■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
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他的一系列作品，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
《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
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故事
■音乐创作生涯只有两年，却创作出许多影响几十年的歌曲
■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他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
聂耳的音乐创作生涯虽然只有1933年至1935年这短短的两年，却创作出《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几十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除了他个人的天才，最主要的是他深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中总结说：“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
从小家境贫寒的聂耳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鄙视那些钻在“象牙之塔”中的孤芳自赏和为少数人服务的“阳春白雪”。他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著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田汉在香烟包装纸上匆匆写下《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于国内定下初稿，最后谱成于敌国境内
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可以借鉴。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
《北京青年报》2001年6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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