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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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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巴金创作的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作品取材于中国的一个封建的大家庭，通过这个大家庭的没落与分化来描写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这部作品奠定了巴金在中国文坛中的巨匠地位。《家》写出了高府中一代年轻人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同时，也写出了在高府的底层，人们正在或先或后的觉醒。地火在缓缓然而持续地燃烧。如果说大哥高觉新并未觉悟新生的话，那么二哥高觉民在抗婚上已有了由“民”自主的觉悟。三弟高觉慧更如一团火，为高府后院带入了光明。觉慧是高府中最早的觉醒者，因其觉醒之早，故堪称“慧”。他对高家旧秩序已不存任何幻想。他敢于宣传新思想，抨击旧道学、旧秩序。解放前夕，巴金一直处于高产期，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后两部《春》、《秋》以及长篇小说《憩园》、《寒夜》，此外，他还写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以及诗歌、散文等。《家》于1931年在《时报》开始连载时，篇名为《激流》，在写作过程中，巴金的大哥李尧枚因投机生意失败而自杀了。在巴金的记忆中，大哥是旧制度下的牺牲者。在听到噩耗的那天晚上，他辗转难眠，决定调整《家》的结构，把大哥作为主要人物原形来写，他要把一个垂死制度牺牲者放到人们面前。由于写的都是熟悉的人物、事件和生活，《家》的创作十分顺利，许多部分和情节一气呵成。《家》不仅是巴金的代表作，也是新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开明书店1933年5月出版《家》单行本，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出版了33版，销售数十万册。该书1949年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仅北京一地就印行了15次。它还先后三次被改编拍摄为电影，并多次改编成话剧、戏剧、电视剧、舞剧等，风行了半个多世纪。至解放前夕，巴金一直处于高产期，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后两部《春》、《秋》以及长篇小说《憩园》、《寒夜》，此外，他还写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以及诗歌、散文等著作，并翻译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等等。1944年，40岁的巴金与萧珊结婚了，这对夫妻从此相濡以沫，直到1972年8月13日，55岁的萧珊离开人世。解放以后，巴金被卷入社会政治活动中，先后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联副主度等职务，他不得不参加各种会议、活动和应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写了很多符合形势需要的应景文章。多年后，他反思这个时期的写作说“……我过去也是一个‘歌德派’”。“文革”开始以后，巴金被作为“牛鬼”，接受批斗和改造。在此期间，无论巴金个人还是他的家庭，都遭受了巨大的劫难。种种批斗和折磨、殴打、羞辱让巴金夫妇吃尽了苦头，巴金只有“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1973年年底，他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自身处境与经历的关系，他似乎置身其中，与作者产生了深深的共鸣。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巴金相当长一段时间集中在了对“四人帮”罪行的批判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家》是巴金用来批判封建宗法专制制度的一件利器，于是他选取了作品中最富朝气的觉慧作为执行批判的代理人，（偶尔叙述主体有所变换，但大多数时候都是用“第三代”的目光来审视这个即将崩溃的家族），用他的视角对全书中的人物进行描述和品评，借他的思想独白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因而，这个人物成为全书中著墨最多的人物，俨然是小说的中心。作者希望通过觉慧的思考给读者指出一条新生活的道路，但由于作者自己在创作当时也处在人生的迷茫之中，因而作品中的觉慧虽然热情激进，却缺少实在感，缺少真正的生命力度，显得有些虚浮苍白。《家》另一个第三代代表觉新并不是作者要褒扬的人物，但他的命运悲剧却是批判封建宗法专制的有力罪证，因而作者用在这个人物身上的笔墨仅次于觉慧。而从艺术角度而言，这个人物则堪称是全书中最成功的人物——由于觉新是以巴金刚刚辞世的大哥为生活原型的一个人物，他的身上凝聚着作者对自己最亲爱人的深切痛惜，对他的刻划涓滴无遗地流露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情感。最真实的往往也是最动人的——长房长孙的觉新虽然令人有“怒其不争”的痛感，但却受到绝大多数读者及评论者的关注，成为这部作品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至于《家》中第三个重要人物高老太爷，则是作品中“封建宗法制度”的具象化。因此，这一人物开篇便处于不容争辩的被否定的地位——即，他是一个先验的被批判的客体。为此，在作品中作者极力将之塑造成一个可憎的、专制独裁的家庭暴君，一个代表整个封建阶级的罪恶典型。为了突出这一形象的“恶”，达到批判封建宗法专制的目的，作者有意无意地回避对这一人物性格复杂性的揭示，使之成为一个近乎于“类”的存在。在作品中，高老太爷出场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大多是介绍他简单的行动，或以觉慧（作者）的眼光去评判他，仅仅潦潦几句的概括而已。如年关敬神一节，几次提到“老太爷”，但只是这样一些句子：“老太爷一出现，全个堂屋立刻肃静了。”、“依旧是由老太爷开始向祖宗叩头。老太爷叩了头就进房去了。”“克明又进去请了老太爷出来……他笑容满面地受了礼，便走进自己的屋里去了。”再如作品写到老太爷为了觉民逃婚而大发雷霆时，有一段议论：“他只知道他的命令应该遵守，他的面子应该顾全。至于别人的幸福，他是不会顾到的。他只知道向觉新要人。他时常发脾气，骂了觉新，骂了克明；连周氏也挨了他的骂”。这段评论显然是把高老太爷作为一个批判的靶子在进行抨击了，在句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觉慧式的愤慨，但更应该把它当作是作者对他所憎恨的封建制度的统治者的抨击。于是在这样的描写中，“高老太爷”成为一个“类”的符号；并且，在小说的大部分时候，他是处在这样的地位的。经过这样地人物塑造，《家》的确完成了政治批判的目的。然而，在这一批判目的完成的同时，高老太爷的形象却不免因而显得有些单一、扁平。虽然由于作者难以完全抛却与祖父的亲情，因而在某些地方流露出对这个人物复杂的感情色彩，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矛盾性和立体性，但却并未达到挖掘人物的应有深度——就一部巨著来说，这不免是一件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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