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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家》和《寒夜》中所写的“家”有什么不一样？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小说在不同的时代题材发生了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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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和他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成长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艺术风格，并且通过不同的创作途径，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最初，是“五四”的风暴，使他们的思想受到震动和鼓舞，同时激发了他们对于新文学的兴趣。从二十年代中后期起，他们陆续投身于文学工作；到了三十年代，就成为深受欢迎的著名作家。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继承发扬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和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呼号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把新文学创作推向新的水平。其中，取得了突出成就的，是巴金、老舍、曹禺三位作家。
巴金，原名李芾甘，一九四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代曾目击封建大家庭内当权势力的种种腐朽丑恶生活，青年们受压迫以压牺牲的遭遇，“下人”们的极为悲惨的命运；这使他产生深切的激愤。在“五四”浪潮冲击之下，他由最初朦胧的觉醒进而形成了强烈的民主主义革命要求。早年的这些生活和思想经历，在他后来的创作中都有反映。一九二三年，他从封建家庭出走，到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一九二七年初赴法国，在更为宽广的天地里，接触到各种社会思潮。其中，最吸引他的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所揭示的民主主义理想。后来，他曾经说过：“我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注：《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一些俄国虚无党人的主张和行为，也使他受到鼓舞。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复杂的思想影响的深浅不同的印记。
巴金的创作生活开始于一九二七年的旅法期间。当时，正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大资产阶级的背叛，从蓬勃展开的大好局面一下子跌进失败的深渊。革命转入低潮。美国政府不顾世界舆论的抗议，处死巴金奉为“先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凡宰地的消息，更使他感到震惊和悲痛。这些，都给他最初的创作带来一种特殊的不安、骚乱的氛围。早期作品《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都写一群知识青年在军阀统治的环境中所从事的种种活动。作者揭露封建军阀统治的残暴与不义，怀着很大的热情塑造了杜大心、陈真、吴仁民、李佩珠等人物形象，赞美他们憎恨黑暗现实、追求光明未来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样的思想主题，和人民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是一致的。因此，作品在当时不资产阶级青年读者中曾经引起较大的反响，有助于激发读者变革旧现实的热情；而通过上述人物的失败和牺牲的命运，客观上也显示出了个人反抗的悲剧。但这些正面形象的思想性格中都有以“救世主”自居、脱离群众和狂热、偏激等毛病，他们自由散漫，肯定行刺暗杀等个人恐怖手段，视牺牲为自己唯一的神圣责任，这正突出地表现了他们的弱点和错误。作者在描写中对他们采取了无批判的态度，事实上就是赞扬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极端民主自由的思想。在《爱情三部曲》的第三部《电》中，这种倾向表现得极为明显。作品从工会，妇女协会、学校等各方面错综地描写了某小城市中一个激进团体的反军阀活动，着重写了团体内部一群青年的生活、斗争和死亡。虽然其中的阴郁气氛已较最早的《灭亡》等作品有所减少，但从这个寄托了作者理想的革命团体的活动中，却可更具体地看到思想方面的弱点和生活方面的破绽。这里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没有坚强的群众基础，只有一些彼此思想接近的青年，凭着自己的热情和勇敢就企图在残暴的反动统治下立刻打开一个局面。作者对那种只是出于狂热，并不能给革命事业带来切实好处的单纯的献身精神，也采取赞美的态度。这是一些瑕瑜互见的作品，在主要是鼓舞读者向黑暗现实展开斗争的同时，也不免会发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在写作《爱情三部曲》的同一个时期里，巴金曾于一九三一年冬到一个矿区生活了短时期。两年后利用所得的素材写成《萌芽》(《雪》)，因遭禁，两度改名后自费出版。前此的小说《砂丁》，已经写了矿工的苦难；而到《萌芽》，则进一步写出矿工们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和团结一致地进行的斗争。面对着新的生活题材，作者一时来不及充分熟悉，因此有些人物形象写得不够真实，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不仅开拓了新的描写领域，而且把憎恨黑暗现实的激情同对工人生活斗争命运的真挚关切结合起来，表现了较有现实意义的内容。这是巴金创作的一个发展。
他的代表作是《激流三部曲》，包括《家》(一九三一年在《时报》连载发表，一九三三年初版)、《春》(一九三八年初版)、《秋》(一九四年初版)三部，内容是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来写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作者以很大的激情对封建势力进行揭露，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抗争并与这种家庭决裂。对题材的熟悉的作者感受的深切，使这部作品获得强烈的感染力量。在对青年进行反封建的启蒙教育方面，《激流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的《家》，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品以“五四”的浪潮波及到了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用作家自己的话说：他“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注：《〈激流〉总序》)。高氏豪门外表上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但遮掩在这层帷幕之后的，却是内部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腐朽龌龊，荒淫无耻。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那些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这就又加深了新与旧、当权势力与被压迫者的矛盾，并使年轻人遭受巨大的痛若。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郁致死，瑞珏的惨痛命运，鸣凤的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作者通过这些描写，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和悲愤，并向垂死的制度发出了“我控诉”的呼声。
《激流三部曲》把现代小说自郭沫若《漂流三部曲》开始的“三部曲”形式推向成熟，为现代小说形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家》以抒情笔调，运用心理分析和内心独白等多种艺术手法，成功地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扩展了现代小说人物创造的“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审美思想。《春》和《秋》中，家庭日常平凡琐细的生活描写，逐渐取代了单纯直露的情绪抒发，预示着巴金艺术风格的转变。
巴金的作品激动了几代人的心灵。他的作品爱憎分明，总能给予读者一种精神的鼓舞，奋斗的力量，伴随读者去推毁旧的世界，催化新的萌生。一个世纪以来，巴金始终生存于崇尚理想、追求光明、坚信未来必胜于现在的精神空间里。这使巴金的创作带上了鲜明的崇高品格，他总是在作品中叙说信仰的力量，呼唤春天，讴歌理想、赞美未来。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总是太阳、星光、明灯、圣火等充满光与热、能给人带来信心与力量的意象。在巴金的笔下，英雄们的思想境界是高尚的，爱情是高洁的，他时时在传递着一种美好的信息，即不合理的制度和罪恶的势力终将退出历史舞台。许多读者正是读了巴金的作品而选择抗争选择奋斗，从而开始不懈的追求。当年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许多是由于读了巴金的作品而走向革命道路的。
青年时期的巴金（1923年，巴金19岁），跟他三哥冲破令人窒息的封建大家庭，乘船来到上海南京求学。4年后，苦闷的巴金又踏上了游学法国追求光明的征程。在法国，本想学经济学的巴金却深深地迷于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契诃夫、左拉等文学大师的作品中。文学穿透心灵的深沉力量给了巴金些许的慰藉，然而，这并不能抹平巴金心中的创伤和痛苦。正如巴金所讲：“我想到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我的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然地燃烧起来。为了安慰这颗寂寞的年轻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中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于是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诞生了。《灭亡》的主人公杜大心是一个充满矛盾、有着忧郁病态性格的青年。巴金通过这一人物的塑造，“真实地暴露了一个想革命而又没有找到正确道路的小知识分子的灵魂。”巴金这一名字也随着《灭亡》的问世而为人们所熟知。《灭亡》的成功，使巴金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
中年以后的巴金，他强烈的激情以及对于理想世界的渴望，使他成为“五四”青春精神的最好象征。无论是《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还是《寒夜》，都曾经以真诚强烈的感情色彩，激动了几代人的心灵，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在这些作品中，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以细腻独到的艺术魅力直逼人心。他还善于撷取典型事件，营造典型环境，塑造出性格迂异的人物形象。比如《家》中人物觉新，便是一个典型。巴金不只一次地说过：“觉新是我的大哥。”觉新性格软弱，逆来顺受，是新旧交替时代的过渡人物，他是高氏家族第三代中的继业者，他不忘长房长孙的地位，不忘光宗耀祖的责任，在持家继业中，他充当了封建宗法制度和礼教的维护者。但他又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只因高老太爷想抱重孙的愿望就断送了他继续深造的前程；只因双方母亲在牌桌上的摩擦，就毁弃了他和梅芬的婚姻。“五四”运动的爆发和新思潮的冲击，唤醒了他“人”的意识。他对封建家庭的腐败和自己屈辱的生活深感不满，但他在新与旧的秩序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一面维护着旧家庭，一面又不满旧家庭，甚至也不惋惜它的溃灭；他一面受封建礼教的残害，一面又帮助封建家长做着害人的事情。他变成了一个两重性格的人：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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