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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
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1925到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中，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国际要求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共产国际为何执行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参见百度百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词条）。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另立独立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陈独秀等少数共产党人的异议外，其他大多数中共党员（包括被后人认为有先见之明、当时在党中央还一名不闻的毛泽东）都没有对共产国际指令提出哪怕一鳞半爪的反对意见和公开质疑。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却是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政治局面（随便举个例子：1927年上海第三次大罢工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党员，但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全世界都看到的是国民党取得了大权，而不是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在反革命屠杀中丧失，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直到20世纪末也未恢复过来。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栽在它的中国支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栽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而对于这个栽赃陷害（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冤案）。
其后，陈独秀在苦闷中反思，开始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诚然，不仅陈独秀而且当时相当多数国际国内共产党人都低估了农民运动），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2月，与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2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此时的陈独秀已偏离了托派纲领，而倾向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并遭到多数中国托派的反对，但仍与托派组织保持关系直至逝世也未曾脱离过这种组织和思想、政治关系。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晚年陈独秀最终的立场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则上。1942年5月，陈独秀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是指1940年3月2日至1942年5月13日期间，陈独秀发表的4篇文章和写给朋友的6封信中表达的观点，后人将这些文字辑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一书。按抗战期间与陈独秀往来密切的陶希圣的说法，“最后见解”的主要内容是“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独秀与我多次见面，无所不谈”，“他每次与我谈论，都鲜明表达他思想转变的方向”。陶希圣说：他虽已为某党所放逐，仍以真正的马克思共产主义者自命，而有“耿耿孤忠”之概。但是他有坚强的民族自尊心，也有明确的民主思想。这两种成分存在他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之内，经过了“六七年沉思熟虑”，他的民族思想与民主主义便突破藩篱，而结成他的“最后见解”。（本文所引陶希圣的言论，均见《记独秀》，《传记文学》第5卷第4期）
陶希圣特别说明：“独秀与我谈论，远在这十篇文字发表之前。”也就是说，早在1938年上半年，陈独秀已多次谈及他的“最后见解”。那么，陈独秀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所得的结论是什么呢？陶希圣回忆：
他以为共产党应该是无产阶级民主政党。他以为无产阶级民主是与资产阶级民主一样，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
他以为若是不实现大众民主，所谓“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史达林（编者注：即斯大林）式的少数人的专制。若不实现民主制，史达林死后，谁也免不了还是一个专制魔王。
观察历史可以有很多视角，民主是最重要的一个。陈独秀把民主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或反动的惟一标杆。基于民主立场，陈独秀对苏联的非民主经验有深刻的认识，甚至比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认识更为根本和透彻。陈说：“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陈独秀对斯大林问题的认识，已经触及政治制度层面。“是独裁制度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陈独秀著作选》，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555页）一直受斯大林打压、命运坎坷的陈独秀说：“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留俄的国民党员白瑜感慨地说：“陈先生宽恕斯大林，胡适之先生谓其心存厚道，正如太炎先生吊袁世凯‘败不出走，于今犹杰’，均书生本色。”
1936年莫斯科大审判后，陈独秀即对苏联的国家性质发生疑问：“这样不民主，还算什么工人国家？”1939年德苏协定后，陈独秀公开否定托洛茨基派的立场，以为没有高于资产阶级制度的民主，根本不能算是工人国家。如果工人阶级国家不比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工人阶级奋死斗争又为了什么呢？
那么，资产阶级的民主是什么呢？为让大家明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真实价值”，陈独秀列了一张表，比较英美与俄德意的政治制度：
（甲）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
（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
（二）无法院命令不能任意捕人杀人。
（三）政府的反对党派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苏联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绝对不允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陈独秀说：“每个康米尼斯特（即共产党员——引者注）看了这张表，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宗教式的迷信时代应当早点过去，大家醒醒罢！”（《陈独秀著作选》，卷三，第558页）通过比较，陈独秀认为苏俄的专政是退步和反动的，“俄国的苏维埃制，比起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
胡适认为陈独秀这张列表十分重要，整段引入他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一书所撰写的序言里。胡适说，这本书足以代表陈独秀的最后思想，也是陈独秀对于民主政治深思熟虑的最后结论。晚年承认“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的陈独秀，与一生鼓吹民主、自由的胡适，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在陶希圣看来，陈独秀认为将来中国还是要走民主政治的道路，只是这“‘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民主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抛弃民主就是抛弃社会主义。不实现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蜕变。
如果说陈独秀是立足于政治制度层面看民主政治问题，那么陶希圣则主要立足于唯物史观看社会发展和资本主义问题。早在1929年，陶希圣就提出，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崩坏，资本主义尚未发达，现在的中国，从伦理的基础上争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路，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之路是一个经济发达的事实问题及社会阶级势力推移的问题，不是爱憎问题，不是喜惧问题。（《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新生命书局，1929，第319页）“半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民众难以对人权、民主、自由等观念有广泛的和深切的理解，更说不上有强烈追求。
陶希圣十分认同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认为“他的远见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陶希圣主持的《政论》周刊，半年内发表了陈独秀的6篇文章，包括《抗战与建国》、《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蒂》等。
以上是历史书上所不说的陈
可以参考下看看
然后想想陈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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