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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为什么要给李鸿章平反
只能说还原他本来的面目
作为晚清的一代重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他是一位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李鸿章的思想理念比他同时代的人站得高、看得远。他有两个很重要的观点，一个就是他对世界局势的认识，第二个他对中国当时所处的环境提出来一个治国方略。
他对世界的认识提出了一个主张，“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这个观点是在同治年间就提出来了，这个看法蒋廷黻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十九世纪中国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远的一句话。
李鸿章讲“三千年未有”，“三千年”指西周开国到李鸿章这个时代有三千年。从西周开国一直到晚清经过了多少朝代的更替，经过了多少异民族的入侵，中国折腾来折腾去都不能和今天这个大变局相比拟，他朦胧的感觉到了这个大的变局。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这个大变局实际上就是近代化。近代化是1840年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以后，带动了整个世界的工业化的浪潮，近代化的浪潮席卷而来，对中国这个古老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1840年英国完成工业革命、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国开始实行农奴制改革、1861年实行农奴制改革；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而且在这个时候，美国打完了南北战争；德国普鲁士1866年打败了奥地利、1871年打败了法国普法战争，所以整个世界都是在这个时候向近代发展迈步的。李鸿章能够看到世界的发展，看到整个世界局势的重大的变化，这在那个年代在他同时代的所有人当中，可以说没有人能够超过李鸿章，他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看得最清楚。
再一个就是李鸿章的治国理念——他提了一个主张叫“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外须和戎”就是对外要和西方列强保持友好的关系，对内要加快变法自强，这是他的基本理念。李鸿章说，我们应该努力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各国不要去打仗、搞好关系，然后抓紧时间加快国内的改革变法，加快国内自强，为自己的发展赢得时间。所以那时，李鸿章就加速推进了洋务运动，办企业办军队，他是想迅速地让国家强起来。
在那个年代，采取这样比较务实的一种方针，对国家、民族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在令人扼腕痛惜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输得彻彻底底，当时身居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要位的李鸿章，是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
应该说在此前，和西方有着密切来往的李的思想就比较开放的，他看到了当时绝大多数官员们所没看见的中西差距，在他倡导下开展的‘洋务运动’，也很大程度上缩小了中西的军事装备上的差距。但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薄弱，使得各派系间争权夺利，大大影响了‘洋务运动’的整体效果。再加上一个愚昧和腐朽的慈禧太后，把整个中国的国防建设搞得一团糟。
在甲午海战开战前3年的1891年，慈禧转发户部的奏疏，“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解部充饷”；从来惟老佛爷之命是从的李鸿章忍不住提了意见，上奏说：“惧非圣朝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甚至就在甲午开战前夕的1894年，慈禧以办60大寿生日的名义还两次‘借用’了海军军费，第一次为437万两，第二次为750万两！甲午海战李鸿章固然难辞其咎，但战败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当时的腐败政治体系和国家领导人慈禧的国防意识淡薄。
钱的问题其实反映了一个国家对从事洋务的态度。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这让李鸿章非常紧张，改变了李鸿章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在这之前，李鸿章认为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都是黄种人，可以团结起来。李鸿章的基本外交思想就是联合东洋对抗西洋，所以李鸿章在朝廷都反对的情况下，他1872年一个人坚持和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一个平等条约。但是他发现，日本最后居然要侵占台湾、吃掉琉球。李鸿章就发现日本这个野心太大，所以他才开始感觉到西洋是手足之患，而日本是心腹之患，日本20年以后必有亡我之心。
李鸿章在70年代产生了这个思想之后，他就觉得中国最重要的是要加强海防的建设。李鸿章所指的海防概括面很宽，不仅有海军，而且还有沿海炮台设防，有机器制造，还有人才的培养，通通都在这个海防的题目下。实际上这个“海防”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大题目。
李鸿章为此给朝廷写了《筹办海防折》，这个折子报给政府以后，清政府当时不置可否。军机大臣和总署大臣讨论来讨论去，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后叫慈禧拍板，慈禧说你们都拍不了板，我怎么拍板，最后决定发六部和各地督抚大员讨论，一年之内上报意见。
一年以后意见都来了，这些官僚各种花样的意见都有，但是莫衷一是，在海防的这个问题上不敢多说话。包括慈禧的妹夫醇亲王奕譞，光绪皇帝的生身父亲，他都写奏章说，“海防故不可轻语一试，尤不可因噎废食”，两边都不得罪。这个过程中，左宗棠上了一个很重要的奏折，左宗棠说既然要拿出钱来办海防，不如把这个钱给我，我去把新疆打下来，左宗棠提出来要西征。这两个意见，究竟是把钱用在东边，还是把钱用在西边，拿到军机大臣这个来讨论，大家都不表态，不知道慈禧是怎么看的，所以都不表态。
最后军机大臣文祥拍板，他认为西征是重要，因为新疆是乾隆爷打下的江山，不能丢了，要把这个地方收回来。他背后有一个指导思想：土地才是版图才是国土，海洋是水，把钱丢到水里是不合算的，所以他支持左宗棠西征。文祥就来了一个两手抓，两手都硬，说全力西征兼顾海防。最后分钱的时候，主要的钱就给了左宗棠，然后将海关每年的税银拨400万两给南北洋海防。
李鸿章就找了沈葆桢，说这400万两银子给谁都不够怎么办？沈葆桢当时感谢李鸿章在台湾的问题上给他派了军队，给沈葆桢撑了局面，所以沈葆桢说400万两银子给一家都不够何况两家，就把南洋和北洋的400万两银子通通给李鸿章用。李鸿章把这个钱攒起来，一直攒到了1888年建立了北洋水师，这个相当不容易。
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分析，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研究历史可以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国防战略最要紧的东西是什么？当时的执政者，包括慈禧、包括文祥，包括所有的这些人，其实脑子都是一头雾水。
现在回过头来想，在近代中国，最大的危机都来自于海上，五次侵略战争、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都发生在沿海，但是我们却把这么一大笔钱用到了西北边疆，东南沿海敌人来的最多的口子敞开着，然后西北这折腾了半天花了一大笔钱，这是国家国防战略绝对的失策。
不过很多人说，如果左宗棠不把新疆收回来，把钱都用在东边建了海防，新疆丢了怎么办？所以历史不能假使，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既然《马关条约》的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可以赔给日本，为什么不肯花一亿两银子建水师，把海防这个篱笆扎起来，把国家的边防守好。很多人都去攻击李鸿章，说他办洋务是建立他自己的个人实力、要建立他自己的实力、做大了以后朝廷都不好驾驭了……都拿这些去攻击他，但是没有一个人去想中国这么弱的情况下怎么能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后来，北洋海军在甲午海战中虽然拥有在当时世界号称‘三甲’的坚船利炮，却不能以有效的战术迎敌，一个在战前不久还访问过日本、在日本港口大肆寻欢作乐的帝国海军溃不成军，最终使大清帝国的海军从此萎靡不振。归根起来，还是平时的训练不够，也应了那句话：平时少流汗，战时多出血。
作为晚清的一代重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他是一位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李鸿章的思想理念比他同时代的人站得高、看得远。他有两个很重要的观点，一个就是他对世界局势的认识，第二个他对中国当时所处的环境提出来一个治国方略。
他对世界的认识提出了一个主张，“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这个观点是在同治年间就提出来了，这个看法蒋廷黻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十九世纪中国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远的一句话。
李鸿章讲“三千年未有”，“三千年”指西周开国到李鸿章这个时代有三千年。从西周开国一直到晚清经过了多少朝代的更替，经过了多少异民族的入侵，中国折腾来折腾去都不能和今天这个大变局相比拟，他朦胧的感觉到了这个大的变局。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这个大变局实际上就是近代化。近代化是1840年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以后，带动了整个世界的工业化的浪潮，近代化的浪潮席卷而来，对中国这个古老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1840年英国完成工业革命、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国开始实行农奴制改革、1861年实行农奴制改革；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而且在这个时候，美国打完了南北战争；德国普鲁士1866年打败了奥地利、1871年打败了法国普法战争，所以整个世界都是在这个时候向近代发展迈步的。李鸿章能够看到世界的发展，看到整个世界局势的重大的变化，这在那个年代在他同时代的所有人当中，可以说没有人能够超过李鸿章，他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看得最清楚。
再一个就是李鸿章的治国理念——他提了一个主张叫“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外须和戎”就是对外要和西方列强保持友好的关系，对内要加快变法自强，这是他的基本理念。李鸿章说，我们应该努力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各国不要去打仗、搞好关系，然后抓紧时间加快国内的改革变法，加快国内自强，为自己的发展赢得时间。所以那时，李鸿章就加速推进了洋务运动，办企业办军队，他是想迅速地让国家强起来。
在那个年代，采取这样比较务实的一种方针，对国家、民族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在令人扼腕痛惜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输得彻彻底底，当时身居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要位的李鸿章，是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
应该说在此前，和西方有着密切来往的李的思想就比较开放的，他看到了当时绝大多数官员们所没看见的中西差距，在他倡导下开展的‘洋务运动’，也很大程度上缩小了中西的军事装备上的差距。但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薄弱，使得各派系间争权夺利，大大影响了‘洋务运动’的整体效果。再加上一个愚昧和腐朽的慈禧太后，把整个中国的国防建设搞得一团糟。
在甲午海战开战前3年的1891年，慈禧转发户部的奏疏，“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解部充饷”；从来惟老佛爷之命是从的李鸿章忍不住提了意见，上奏说：“惧非圣朝慎重海防作兴士气之至意也”。甚至就在甲午开战前夕的1894年，慈禧以办60大寿生日的名义还两次‘借用’了海军军费，第一次为437万两，第二次为750万两！甲午海战李鸿章固然难辞其咎，但战败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当时的腐败政治体系和国家领导人慈禧的国防意识淡薄。
钱的问题其实反映了一个国家对从事洋务的态度。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这让李鸿章非常紧张，改变了李鸿章的一个基本的观念。在这之前，李鸿章认为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都是黄种人，可以团结起来。李鸿章的基本外交思想就是联合东洋对抗西洋，所以李鸿章在朝廷都反对的情况下，他1872年一个人坚持和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一个平等条约。但是他发现，日本最后居然要侵占台湾、吃掉琉球。李鸿章就发现日本这个野心太大，所以他才开始感觉到西洋是手足之患，而日本是心腹之患，日本20年以后必有亡我之心。
李鸿章在70年代产生了这个思想之后，他就觉得中国最重要的是要加强海防的建设。李鸿章所指的海防概括面很宽，不仅有海军，而且还有沿海炮台设防，有机器制造，还有人才的培养，通通都在这个海防的题目下。实际上这个“海防”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大题目。
李鸿章为此给朝廷写了《筹办海防折》，这个折子报给政府以后，清政府当时不置可否。军机大臣和总署大臣讨论来讨论去，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后叫慈禧拍板，慈禧说你们都拍不了板，我怎么拍板，最后决定发六部和各地督抚大员讨论，一年之内上报意见。
一年以后意见都来了，这些官僚各种花样的意见都有，但是莫衷一是，在海防的这个问题上不敢多说话。包括慈禧的妹夫醇亲王奕譞，光绪皇帝的生身父亲，他都写奏章说，“海防故不可轻语一试，尤不可因噎废食”，两边都不得罪。这个过程中，左宗棠上了一个很重要的奏折，左宗棠说既然要拿出钱来办海防，不如把这个钱给我，我去把新疆打下来，左宗棠提出来要西征。这两个意见，究竟是把钱用在东边，还是把钱用在西边，拿到军机大臣这个来讨论，大家都不表态，不知道慈禧是怎么看的，所以都不表态。
最后军机大臣文祥拍板，他认为西征是重要，因为新疆是乾隆爷打下的江山，不能丢了，要把这个地方收回来。他背后有一个指导思想：土地才是版图才是国土，海洋是水，把钱丢到水里是不合算的，所以他支持左宗棠西征。文祥就来了一个两手抓，两手都硬，说全力西征兼顾海防。最后分钱的时候，主要的钱就给了左宗棠，然后将海关每年的税银拨400万两给南北洋海防。
李鸿章就找了沈葆桢，说这400万两银子给谁都不够怎么办？沈葆桢当时感谢李鸿章在台湾的问题上给他派了军队，给沈葆桢撑了局面，所以沈葆桢说400万两银子给一家都不够何况两家，就把南洋和北洋的400万两银子通通给李鸿章用。李鸿章把这个钱攒起来，一直攒到了1888年建立了北洋水师，这个相当不容易。
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分析，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研究历史可以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国防战略最要紧的东西是什么？当时的执政者，包括慈禧、包括文祥，包括所有的这些人，其实脑子都是一头雾水。
现在回过头来想，在近代中国，最大的危机都来自于海上，五次侵略战争、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都发生在沿海，但是我们却把这么一大笔钱用到了西北边疆，东南沿海敌人来的最多的口子敞开着，然后西北这折腾了半天花了一大笔钱，这是国家国防战略绝对的失策。
不过很多人说，如果左宗棠不把新疆收回来，把钱都用在东边建了海防，新疆丢了怎么办？所以历史不能假使，但是我们可以这么说，既然《马关条约》的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可以赔给日本，为什么不肯花一亿两银子建水师，把海防这个篱笆扎起来，把国家的边防守好。很多人都去攻击李鸿章，说他办洋务是建立他自己的个人实力、要建立他自己的实力、做大了以后朝廷都不好驾驭了……都拿这些去攻击他，但是没有一个人去想中国这么弱的情况下怎么能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后来，北洋海军在甲午海战中虽然拥有在当时世界号称‘三甲’的坚船利炮，却不能以有效的战术迎敌，一个在战前不久还访问过日本、在日本港口大肆寻欢作乐的帝国海军溃不成军，最终使大清帝国的海军从此萎靡不振。归根起来，还是平时的训练不够，也应了那句话：平时少流汗，战时多出血。
以前说得太过分了
他的积极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他是哦好人
【不履日地】
面对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中方只有“允”和“不允”两种选择，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李公一直磨到点灯时分，口干舌燥地要求再削减五千万两，实在达不目的了，又说减少二千万两也行，最后甚至满眼含泪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到我这把老骨头的面子上，多少减一点儿，算送给我回国的路费吧。可以说他是忠实地执行了清廷的电旨：“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人家根本不为所动。老人家何等可怜！日方更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国相要挟，李氏父子只得无可奈何的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
据说他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也正是因为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75岁高龄老人啊，又是在呼呼悠悠地面海上，毅然决然地蹒跚着步子，慢慢腾腾地挪过去。
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公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竞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觉悲从衷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他大书“伤心之地”。
【李氏故居】
李鸿章不仅是一位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而且也是一位影响了近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晚清军政重臣。
李鸿章生于合肥，葬归故里。李鸿章故居位于今合肥淮河路步行街中段。故居面南背北，两扇高大厚实的朱漆大门和门前一对威武的石狮，面对着日夜川流不息的人群。故居自南向北依次为大门、过厅、中厅以及内眷所住的走马楼。古色古香的故居具有明显的江淮官宅特点。
李鸿章故居建于19世纪末。故居当年规模很大，许多人用“李府半条街”来形容李家住宅群的恢弘气势。历经百年的风风雨雨，李府依然保留独有的风貌。改革开放后，合肥市政府对李鸿章故居采取保护措施，在原地修复重建，成为现在大家看到的模样，只是现存规模已不到原来的十二分之一。
从步行街进入大门，行数步即到过厅。厅正中是座屏风，上方高悬一块匾额，上书“钧衡笃祜”四个字，钧衡，比喻国家宰相一类重臣；笃是厚的意思；祜是大福。意思是李鸿章官显福厚。这四个字是李鸿章七十大寿时光绪皇帝御笔所赐，以褒奖他对大清帝国的功绩。过厅过去为来客稍候，待佣人通报后再入中厅与主人会面之处，现兼作展厅之用。厅内展示与李鸿章有关的各种图片、资料和实物。展览分“李鸿章的青少年时代、李鸿章与淮军、李鸿章与洋务运动、李鸿章与外交以及毁誉参半的一生”等五个部分。
中厅又称福寿堂，堂高9米，是现存江淮地区最大的晚清私人住宅厅堂。每扇格门上都雕有造型精美、典雅的图案，房梁全是斗榫，不用一枚钉子。大梁两头都雕成象头形，寓意吉祥（象）。正上方的横梁上雕有“佘太君祝寿图”，人物造型栩栩如生。东西两厢是李氏后人的书房，清雅疏阔，青砖漫地。
中厅上方的长几上，摆有一只古钟，左边一面镜子，右边一面屏风，寓意这具家宅“终（钟）生平（屏）静（镜）”。中厅的正中，四根木柱正好构成一个开间，木柱的一左一右，各为一个开间，加上东西两面厢房，形成了明三暗五的格局，颇具江淮地区富宅的建筑特色。东厢房是书房，里面的博古架称为“过桥式”，左右两部分正好可以重合在一起。原理出自中国古代阴阳互补理论。左边摆放的楠木书架，正好可以装下一部《二十四史》。
推开把前院与后宅严密隔开的屏门，即是典雅古朴的小姐楼。楼与前院中间有道墙，墙中间的门，便是过去人们常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了。墙门把小姐楼与外界严密隔开。男子严禁进入二门半步。小姐楼又叫“走马楼”，是李府女眷住的地方。小姐楼后一进的楼上摆放着古老的绣床、雕花的梳妆台、大理石面的圆凳，床、台、凳都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红木家具。屋内一个漂亮的粉彩瓷礅，放在红木梳妆台前，古色古香。
小姐楼造型独特，为一封闭回廊式木楼，楼下正中的一方天井，上承天光，下接地气，符合阴阳调合之风水学。楼上东首第一间据说是李鸿章幼女菊耦（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母）所住，正中则是老夫人所居。原先的老宅有一个比现存面积大得多的后花园，但光阴荏苒，后花园早已湮没，无法恢复，只保留下这座美丽典雅的小姐楼供人观瞻了。
【李氏祠堂】
西总布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是东单北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四条胡同。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单北大街和朝阳门南小街，长700多米。明代此地设有总捕衙署，称“总铺胡同”，清乾隆时称“总部胡同”，宣统时将胡同一分为二，以朝阳门南小街为界分为东、西总布胡同。
西总布胡同27号，旧时门牌15号，在胡同中段北侧，坐北朝南，大门在西总布胡同北侧，后墙在外交部街南侧。此宅原为李鸿章祠堂，名“表忠祠”，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李鸿章生前寓所改建而成。由大门、前殿、享堂、配殿等构成的二进四合院；大门、碑亭、前殿、享堂及东西配殿等主要建筑顶部均覆黑琉璃瓦；享堂三楹，为歇山顶斗拱建筑，前有月台三出陛；院墙砖砌，外抹红垩土，顶部覆灰色筒瓦。
1949年9月，李鸿章祠堂被辟为北平市第一人民教育馆分馆，后改为北京市第一人民文化馆分馆、东单区文化馆、东城区文化馆。1978年拆除前院建筑及大门，建成两层的东城区文化办公室的办公楼；现为北京东方文化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办公用房，门牌仍为“西总布胡同27号”。1991年拆除后院享堂、配殿及剩余的院墙，建成四层楼房，东城区档案局和档案馆迁入至今，大门朝北，门牌为“外交部街甲28号”。
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清道光时进士，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是著名的洋务派首领，为朝廷所倚重，死后谥“文忠”。有《李文忠公全集》存世。
咸丰三年(1853年)，李鸿章在家乡办团练，继而充当曾国藩幕僚。因平息太平天国和捻军有功和倡导洋务运动而官运亨通，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外交、军事、经济大权。
李鸿章位高权重，对外又一贯妥协。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俄国沙皇加冕，清政府派驻俄公使王之春为贺使，竟招致俄国政府的抗议。俄国驻华公使提出的所谓理由是“加冕为敝国重大礼典，非得贵国位望最高之人，为列国所称许者，不足当贺使之任。王之春非其选，能胜任者当数李中堂”。清政府只好改派李鸿章为贺使。李鸿章到莫斯科后，接受俄国贿赂，签订了出卖中国主权的《中俄密约》。
李鸿章晚年从事外交期间，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与法国订立《中法新约》，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等。其生前签订的最后一个条约是《辛丑条约》，《辛丑条约》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扩大和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并表明清政府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因此，《辞海》(1979年版)称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媚外卖国的典型人物”。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奉旨到日本议和时已年逾七旬，又遭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枪击，险些命丧东瀛。《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自然是被抨击的中心。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被“罚俸一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下旨:“李鸿章、敬信均着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李鸿章被罢官。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李鸿章重新起用，任两广总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朝廷急调李鸿章从广东火速来京，“调补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之后，又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议结一切事宜”。此时的李鸿章已届耄耋之年，又染有腹疾，在“请赏假”未准的情况下，扶病入京。《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李鸿章便一命归天了。可以说，李鸿章签订了《辛丑条约》，也搭上了自己的一条性命。《清鉴》中说:“鸿章晚年，手办国际交涉事尤多。甲午之战，鸿章独主和，当时物议颇非之。然兵不夙练，不如主和为佳。事后思之，未可蔽罪鸿章一人也。”《清鉴》之论虽非至论，或有为李鸿章开脱之嫌，然犹可为“弱国无外交”之佐证；国弱如斯，固“未可蔽罪鸿章一人”，然李鸿章官居要职，身处庙堂之上，“兵不夙练”，亦难逃其咎。李鸿章死后，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贤良祠，在京师建专祠。
清代，在京师为汉人官吏建专祠唯李鸿章一人。专祠建成后，光绪皇帝赐匾，亲书“功昭翌赞”四字，春秋两季，朝廷派员专门祭祀。
关于李鸿章，多有争论，且观点不一，此文暂不赘述。
【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指中国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之役期间，中国南方各省违背中央政府的命令，拒不同外国开战的事件。
在清室尚未向各国宣战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出任总统支撑局面。清室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东南互保运动，保护了河北、山东以外的地区避免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战乱的波及；同时亦使地方的政治与军事权力进一步扩张，中央的权威大为下降。之后1911年辛亥革命各省在武昌起义后相继宣告独立，与地方势力崛起、中央权力式微关系密切。而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军阀及各地方长期割据，则是源自强势人物袁世凯去世后，中央权力出现真空、各地派系拥兵自重，与东南互保并无直接关系。
【最后谢幕】
1900年6月，外国联军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3天之后，京城门户天津陷落，以保护使馆为名登陆的联军向通州进发，而通州距大清国的都城北京仅20公里。21日，大清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然后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而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李鸿章给朝廷发去一封电报————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这也许是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它标志着在封建帝国内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大清国南方日益活跃的商品贸易和经济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官员们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模式，这种影响虽可能如风蚀岩石般缓慢但却是不可逆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在获悉了李鸿章的电文后，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他们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大清国的南方也发生了动乱，那么乱了敌人的同时肯定也要乱了自己。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无不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1900年的庚子巨祸中究竟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此一悲惨事件发生之前，朝廷的电报再一次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朝廷为此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惟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1900年7月17日，当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的时候，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些损失，李鸿章感叹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就是在这样悲伤的心境中开始了他与洋人噩梦般的周旋。
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他去了他曾经执政达20多年的直隶总督府，在满目疮痍的天津城中，总督府已是一片废墟。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外国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一个是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
11月初，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六项原则：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这六项严重侮辱大清国国家主权的“原则”，令李鸿章说出了列强犹如“虎狼群”的话，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结束大清国的厄运。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虽然大清国于1900年夏天发生的巨祸是由慈禧一手酿成，但李鸿章必须在联军的追究面前维护住慈禧的权力，他只有日复一日地“竭力磋磨”————“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李鸿章之手。”李鸿章病倒了，起因是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住气了，占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李鸿章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十分恼火，他表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在这种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危难。
而因为“议和大纲”既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又没有让她交出权力，于是朝廷给李鸿章回电：“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吐血了。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而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是联军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惩办祸首。
关于惩办问题的谈判耗尽了李鸿章最后的气力，他无法接受皇亲们在菜市口被洋人斩首，最终还是顶住了联军要求对皇亲“正法”的压力。
接下来是赔款问题的谈判，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不愿为大清国的几两银子再低三下四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只是，病中的李鸿章没忘给张之洞传话，说是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空论长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赔款问题全部是由下级官员谈的，结果是大清国赔款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列强们说，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朝廷的回电是：“应准照办。”
1901年9月7日，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难以想象就要离世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会是什么心情。他毕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此时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
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78岁。
【李公趣事】
在英国餐桌上有很多礼仪，如吃烤鸡先用叉按住，再用刀割，再用刀摁住，再用叉戳肉吃。1896年李访英，受到热情款待，李用手抓鸡，大家愕然，出于尊重，也学样。从此，英国人吃鸡不必拘泥于刀叉。
同时，天天西餐使李无胃口。于是他让厨师将西餐的原料和蔬菜和在一起，烧成了一锅大杂烩。扑鼻香味使英国官员们馋涎欲滴，忙打听是什么菜？答曰杂碎。李示意他们尽情享用，结果一个个赞不绝口。据说后来饭店的菜单上就有了“李鸿章杂碎”。
这说明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风俗礼仪，无高下之分。
【后世评价】
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
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
李鸿章在国际上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面庞慈祥，双眼明亮，闪烁睿智，包含幽默。他从不向人提要求，但总能获得满足。他很轻松地与人交谈，不会使人紧张……对妇女礼貌，喜爱儿童。
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时，更折服了美国人，他们是这样描述的：……他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了17年前与格兰特将军会面时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经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李鸿章在美国所受到的接待的规格、礼遇和受欢迎的程度，是后来访过美的中国领导人如邓小平等人无一能望其项背的。而李鸿章对美国人的友善和所搏得的美国人的好感，终于在后来八国联军事件的谈判中得到了回报。
但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还做了许多努力，为此在1894年8月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g.亚历山大————后鸦片贸易为英国国会议案所禁止。
李鸿章也得到同时代优秀人物的认可，比如（在义和团之乱时）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出面与诸大臣商议对策。北京不保，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中央政权面临崩溃，国家将陷入彻底无序的混乱。为免出现这种情况，群臣合议，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中国差点驱逐满清，提前共和。
李鸿章重视西方科学，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科技知识。这批留学生曾经考入耶鲁等名校，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的代表。此外，中国的电报业也是由这批学生开拓的。李鸿章积极学习新鲜事物，一次问一个留洋生什么是“抛物线”，小伙子解释了半天，李仍一头雾水。小伙子急了：“撒尿就是抛物线！”李恍然大悟。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时间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存在的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总算是良心发现，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而且这个避免八国联军肢解中国的人物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但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个人。因为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化的中国作战，胜负在战争前已经决定了。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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