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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湖南长沙府湘乡（今湖南省双峰县）人。中国清朝时期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中兴名臣之一，也是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人，现属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
曾国藩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
曾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
曾国藩28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
曾国藩的一生是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分不开的。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太平天国的起义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不堪一击。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咸丰三年（1853年）藉著清政府给予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杀人，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称呼为「曾剃头」、「曾屠户」。据说，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在和太平军作战中，曾国藩用劫掠财物、封官赏爵的办法来鼓舞士气，养成湘军凶悍领残的本性。湘军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国军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
曾国藩一生著述颇多，但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光绪五年（1879年），也就是曾国藩死后7年，传忠书局刻印了由李瀚章、李鸿章编校的《曾文正公家书》。
曾国藩本人也善于运用人才，清朝另外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左宗棠、李鸿章等称呼曾国藩为老师。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
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在江北的余部与捻军汇合，清廷命曾国藩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曾国藩带领湘军二万，淮军六万，配备洋枪洋炮，北上“剿捻”，他的方针是“重迎剿，不重尾追”，并提出“重点设防”等计划，妄图把捻军阻击在运河、沙河地区，使捻军无处可逃，然后加以消灭。但是捻军突破了曾国藩的防线，进入山东，使曾国藩的战略计划全部破产。曾国藩被免职，由李鸿章接代。
同治九年（1870年），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引起全国朝野的垂骂，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其功名的匾额砸烂焚毁。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公历：1872年3月20日）在南京病逝。朝廷赠太傅，死后被谥“文正”。其家族后代多出官宦，如曾纪泽等。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著有《曾文正公全集》,《为学之道》。
文学成就
《治学论道之经》、《持家教子之术》、《疆场竞斗之计》、《处世交友之道》、《修身养性之诀》
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毛泽东和蒋中正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即使是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功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以理学治军”是湘军区别于同时代其他军队的显著特点。从咸丰三年建军起，一方面，曾国藩任用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刘蓉等一大批儒生担任各级将领；另一方面。曾国藩非常注重对普通士兵的意识形态教化，咸丰八年，曾国藩创作集中体现“仁”这一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爱民歌”，要求士兵背诵传唱，做到“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然而，正是这支标榜仁义道德的军队，却一手制造了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仅有的三次屠城暴行。
第一次屠城：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湘军李续宾部攻破九江，将城中近二万军民全部屠杀，李续宾的上司湖广总督官文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描述“城外勇冲杀而入，该逆（城内军民）无路可奔，号叫之声惨不可闻，自卯至午，歼除净尽……尸骸堆积，流水腥红”。对于湘军屠杀平民，官文这样解释：“奴才（官文自称）等查九江贼窟已阅六年，万余之贼顽梗负固，其中决无善类，设有胁从之民，必早投诚，设计逸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二十册）。
第二次屠城：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湘军曾国荃部攻破安庆，数万安庆军民被屠杀。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目睹了这次惨祸：“杀贼凡一万余人，男子髻龀以上皆死，……妇女万余俱为掠出”，“军兴以来，荡涤未有如此之酷者矣”（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曾国藩的亲信李榕也称：“通计前后杀毙援贼、城外垒贼、降贼及城中之贼实有四万余人，军兴以来，杀劫此为最重”（李榕：《十三峰书屋全集》）。
第三次屠城：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曾国荃部攻陷天京，湘军又一次大开杀戒，“沿街死尸十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三十二年后，谭嗣同去南京仍听当地人说“（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谭嗣同：《谭嗣同全集》）经过这一番杀戮，南京变成了一座空城。
为什么这些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湘军官兵，会如此灭绝人性？以前学者们论及此，多认为是“湘军领袖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怀着对太平天国的仇恨，进行报复”。今天看来，这样的论断有些简单化和抽象化，笔者梳理相关事实，认为湘军屠城大致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是消灭太平天国中坚力量。参与首义，来自两广的太平军官兵，被称为“老兄弟”，他们不但作战勇敢，而且意志坚定，极少被诱降。在湘军将帅眼里，他们是最危险的敌人，是所谓的“真贼”。咸丰十一年五月，湘军在安庆赤岗岭全歼刘玱林部（以老兄弟为主），清军将帅无不兴高采烈，曾国藩称“此次杀三垒真正悍贼千余人，使狗逆为之大衰，平日或克一大城，获一大捷，尚不能杀许多真贼”（《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13页，岳麓书社94年版）。九江守军林启荣部、安庆守军叶芸来部以及天京守军，其主力正是两广“老兄弟”。破城后进行屠杀，成建制的歼灭“老兄弟”，一则可以极大削弱太平天国军事实力，二则能动摇其他太平军的战斗意志，对战局可以产生决定性影响。官文形容：“盖自北路五年连镇、高唐战功之后，未有如此次（九江屠城）之剿杀无遗，不留余孽者矣”，“经此大创，足以寒贼胆而伐贼谋。既可不留余孽并可灰其死守之心”。（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二十册，277页，社科文献出版社95版）。湘军的暴行获得了满清统治者的赞许嘉奖，指挥屠城的主将李续宾、曾国荃因此获重赏：李续宾升任巡抚，成为封疆大吏；曾国荃更是获封一等伯，荣耀无比。
二是掠夺财物。与一般人认为曾国藩“厚饷养兵”，湘军士兵待遇优厚相反，由于缺乏稳定的饷源（长期只有湖南、湖北两省供饷），湘军一直处于缺饷的状态。九江破城前，胡林翼称“水师、鲍营、义渠各营尚欠十二三万两”（《胡林翼集》二，第172页，岳麓书社99版）。安庆破城前，欠饷更加严重，“军饷已欠六个月，（胡林翼）日夜焦灼，无术可济”（《胡林翼集》二，第889页，岳麓书社99版）。湘军中甚至出现官兵索饷哗变的情况：“守备徐歩鳌持刀索饷，尹中钰、潘中和、严正兴等，歃血要盟，闹索口粮”（《胡林翼集》一，第834页，岳麓书社99版）。安庆破城后，曾国藩欲犒劳曾国荃部白银一万两，居然凑不齐，只好向曾国荃借钱（“弟处可设法办得四千金否”？《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67页，岳麓书社94版）。在这种局面下，湘军将帅纵容官兵们通过屠城疯狂掠夺财物，以维系军心。攻破安庆时，“城中凡可取之物，扫地而尽，不可取者皆毁之。……至剖棺以求财物”。攻破天京时，湘军一方面屠杀老弱妇孺，另一方面成年男子却“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甚至各棚厥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曾国藩心里清楚，要让湘军士兵为他卖命，动力还是在于“升官发财乐呵呵”（《水师得胜歌》，载于王定安：《湘军记》卷二十），而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
三是主将泄愤。湘军攻打九江、安庆、天京三城采用的都是长期围困的方法；攻下九江，湘军用了十六个月（咸丰六年十二月——咸丰八年四月）；攻下安庆，湘军用了十八个月（咸丰十年闰三月——咸丰十一年八月）；攻下天京，更是用了二年有余（同治元年五月——同治三年六月）。长时间的围城战，湘军与太平天国的守军、援军展开了惨烈的反复拉锯，作为主将的李续宾（围困九江）、曾国荃（围攻安庆、天京）承担巨大的压力，倍受煎熬。咸丰七、八年间，陈玉成率太平军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术攻入鄂东，迫使李续宾部在长江两岸来回奔波，狼狈不堪；曾国荃围攻安庆时几度被陈玉成部围攻，惊险万状，围攻天京时，在李秀成部的围攻下受伤，“当弟（曾国荃）受伤血流，裹创思痛，骑马周巡各营，以安军心”（曾国藩家书，载于《湘军志平议》）。这无疑使李续宾、曾国荃充满了对太平军的仇恨，城破之时，通过屠城来泄愤。正如曾国藩对曾国荃所说“屠城以泄其愤，迪庵（李续宾字）在九江亦是如此办法（《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49页，岳麓书社94版）。
湘军的三次屠城，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从战略全局看，这种残暴的行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这种滥杀使太平天国的老兄弟同仇敌忾，坚定了与清军决战到底的信念，尽管太平天国后期政治污浊、朝纲紊乱，大多数两广老兄弟还是与湘军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使湘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另一方面，抢掠与放纵，严重的削弱了湘军的战斗力，类似李臣典（攻破天京的主要“功臣”）一夜“连御十女”而暴亡的例子绝非少数，故李续宾部在九江屠城后不久就在三河被太平军全歼；分赃不匀也加深了将领间的矛盾，军队的凝聚力消亡殆尽，曾国荃为利益争夺即先后与彭玉麟、鲍超、多隆阿等人发生矛盾，彭玉麟甚至一度要求曾国藩诛杀曾国荃，“大义灭亲”。曾国藩于攻破天京后，立刻奏撤湘军，除了打消清廷的猜忌外，也因为看到曾国荃部的种种混乱状况，害怕其重蹈李续宾覆辙。
三次屠城
三次屠城
要多凶狠有多凶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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