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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李商隱一首不經意的《錦瑟》詩，近乎無題，卻給後世的人們帶來無窮的借題發揮的想像空間。
如果僅把李商隱當作一個多情善感的詩人來看的話，依我之見那是對李商隱的一種誤讀，李商隱固然生於晚唐社會的動蕩年代，從其一生來看，短短46年的生命竟跨越了唐憲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六代帝王，可見時局變化之紛繁複雜，而其壯年之時也恰深處於晚唐社會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朋党相爭的政治背景之中，但是，從歷史的規律來看，亂世出英雄，深潭藏蛟龍，此時又何嘗不是胸懷抱負，志存高遠的男兒們建功立業，一展宏圖的歷史機遇？據說北宋的開國皇帝趙匡胤年輕時為了避開五代十國在北方的戰亂，曾一度逃到江南，其後遇到一位洞悉世事的高僧，高僧點化他說：好男兒應當知難而上，江南繁華地固然富庶安逸，但是難以成就帝王之業，中原地區雖戰亂頻仍，但正是奇男子謀取霸業之所在，看你長的龍行虎步，鼻直口闊，何不投奔梟雄，成就霸業呢？趙匡胤深以為然，果然開基建制，鑄就大宋江山，此為後話。
表面來看，李商隱生不逢時，朝廷上下，朋党為姦，政治環境可謂惡劣，從另一角度而言，又生當其時，太平盛世又何需經天緯地之才呢？事實上，李商隱也並非專事纏綿悱惻的花間詩詞的高手，在他16歲時，便以《才論》和《聖論》兩篇文章聲名鵲起，並頗受當時文壇領袖，朝廷重臣令狐楚的賞識，從而中進士，入政壇，嶄露頭角，其《行次西郊作一百韻》一詩更是以高屋建瓴的角度客觀描述了唐王朝從創立到唐文宗的全部社會歷史，是晚唐社會首屈一指的政論長詩，由此觀之，李商隱的仕途前程可謂是一片看好啊！
“牛李党爭”是晚唐社會無法揮去的一抹烏雲，和北宋末年的變法派和保守派，明朝末年的閹黨和東林党之間的党爭一樣，頗受史家微詞和詬病，以牛僧儒和李德裕為首的兩大政治派別，在晚唐本來就區促和逼仄的政治空間中，更是刀光劍影，你來我往，互不相讓，直殺的天昏地暗，不可開交，直至江山崩塌，社稷傾覆。鋒芒初顯的少年李商隱在晚唐政壇中初試身手便掉進了這個巨大的政治漩渦，迎接他的不是一個順理成章的繁花似錦，春風得意馬蹄疾的美好前程，卻是一個始料未及的身不由己，命運多舛的坎坷歷程。
西元837年，也就是李商隱進士及第的那一年，他的恩人令狐楚溘然離世，失去依靠的李商隱離開令狐家族投奔至涇原節度使王茂元的麾下，並娶其女為妻，從表面上來看，在當時牛李党爭還遠沒有發展到極致的背景之下，這並沒有什麼不妥之處，反而會大大增加李商隱的政治資本和人脈資源，但是，後來事態發展的曲折和輪迴卻是讓人始料未及的，令狐家族逐漸發展成為牛党的中堅勢力，令狐楚的兒子令狐绹，這位李商隱多年的好友高居唐宣宗的宰相一職，而王茂元則發展成為李党一派，作為一個具有獨立意識並努力保持獨立立場的詩人而言（此乃大多數藝術家的天性），李商隱並無門戶和党派的偏見，卻不得不背負著令狐家族罵他“忘恩負義”的罪名同時又要承受和應付著李党一派的百般拉攏，其內心的苦狀可想而知，雖然，詩人曾努力的修補他與令狐家族的關係，正如他于武宗會昌五年（845年）的秋天寄給令狐绹的一首詩中所雲：嵩雲秦樹久離居，雙鯉迢迢一紙書。休問梁園舊賓客，茂陵秋雨病相如（《寄令狐郎中》）。詩中詩人貼切的將兩人的關係比作嵩山的雲（詩人閒居在洛陽）和秦地的樹（令狐绹在長安高居右司郎中），彼此已經久久的隔膜了，我千里迢迢的收到你寄來的書信，莫要問我這位梁園的舊客近況如何，我就像茂陵秋雨中一臉病容的司馬相如一樣。詩人曾是令狐家的舊客，在此用梁園和司馬相如的典故表達，可謂是情真意切，發自肺腑。我一直都在揣測著令狐绹看到這封信時的感受，但是，我沒有看到令狐绹給他的回信，也不知是否給他回了信，但更大的可能是：沒有回信，對於大多數政治家而言，“敏于行而納于言”是一條金科玉律。
對於深處於現代商業社會的我們而言，李商隱守著如此多的權力和人脈上的資源竟還淪落到潦倒的地步，實在令人不解，如果歷史可以大膽假設的話，我們不妨替李商隱安排一下他的政治選擇，一、當時如果他能義無返顧的投奔牛党，與令狐家族一脈相承，勢必穩居高位，權力顯赫，但是，付出的代價是：他就要昧著良心看著令狐绹們將他心目中的政治偶像李德裕一貶再貶，直至貶死於海南任上，他能做得到嗎？二、如果他堅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李商隱事實上傾向於李党，但有點三心二意），完全投奔至李党的麾下，那麼他不但要背負沉重的“忘恩負義”的十字架，同時要隨時準備著在李党得勢後對牛党人士進行毫不手軟的大張撻伐，他又能做得到嗎？或許還有另外一個假設，假如李商隱採取騎墻的政治策略呢？這可是一個高明的“不倒翁”的策略，他完全可以繼續成為“牛党”宰相的至交和故友，也同時不影響他成為“李党”封疆大吏的乘龍快婿，這樣，無論牛党還是李党上臺執政，他都可以穩坐“釣魚臺”，居“廟堂”之高，而不是貶“江湖”之遠，他又能做得到嗎？但是，假設終歸只能是假設，而理想主義的詩人們也終究是為理想主義而存在著的，不如此，怎能會有如此多的打動千萬人的動人篇章留存後世呢？李商隱終究選擇了一條獨立的，自我負責的，也是自我救贖的但是佈滿了荊棘和坎坷的道路，他在如火如荼的党爭面前，始終保持著一種獨立，理性和超然的立場，並不因感情上的親疏、遠近和好惡而改變自己的政治主張。大中元年（西元847年），李商隱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被逼離開了朝廷，遠離了京師，開始了顛沛流離的寄人籬下的幕僚生活，其困境和情狀或許只有200年後北宋末年的蘇軾能與之“媲美”，蘇軾雖與王安石政見不同，但是私交甚篤，因此，王安石在臺上時，蘇軾因攻擊新法而被一貶再貶，而王安石下臺後，司馬光盡廢新法，蘇軾又不滿司馬光的教條和武斷，依舊被一貶再貶。
後世大多數的人們都將李商隱的《錦瑟》詩歸列為一首寓意深刻，纏綿悱惻的並充滿神秘色彩的愛情詩，而一些考據學家們從浩繁的古紙堆裏更是發掘出李商隱彼時彼刻所遭遇的感情糾葛以資證明云云，而我更願意認為它是一首政治寓言詩，一首表達了詩人“虛負淩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崔玨的《哭李商隱》）的悵惘和對波譎雲詭的政治規則的困惑和迷惘。而我更認為，這種困惑和迷惘並不是李商隱所獨有的，而是中國幾千年政治生態中士大夫們所普遍擁有的狀態，何妨命名為“李商隱困境”？
西元2004年至西元2005年，一場沸沸颺颺的“郎顧之爭”
似乎以當事一人的鋃鐺入獄和主流經濟學家的緘默不語有了終結，雖然這種爭論還遠遠不能稱得上是“党爭”，充其量只能算是類似于西漢初的“鹽鐵論”之辯，屬具體的政策路線之爭，但是在這場眼花繚亂的紛爭之中，網路媒體的其勢洶洶，主流媒體的言之鑿鑿，正方反方的輪番上陣，粉墨登場，還著實謀殺了記者們不少的菲林和網友們不少的寶貴時間，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隨著時間的推移自有其公論，也遠非此文所能探究得了，而給我留下最為深刻印象的也不在於此，而是在於其中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在論爭中所普遍遭遇的“李商隱困境”，這是深處於一個龐大的政治和經濟體制中所有的知識分子都無法回避的“困境”，
因為他們日漸處於一個利益誘惑和社會階層分化組合的大背景之中，處於一個鈔票和滑鼠無法得兼，廟堂和江湖無法得兼，所謂的主流民意和所謂的非主流民意之間存在著巨大鴻溝的背景之下，處於這個漩渦中心的他們必須為自己貼上適當的標簽，可以是自願貼上的，也可能是被動貼上的，但是無論如何，一旦貼上了標簽，他們就具有了一種固定符號的意義，除非他們更願意像李商隱那樣享受自己的獨立選擇所帶來的新的“困境”，這一點無論如何是郎先生們所無法理解和體會到的，因為對於他們而言，至多只能算是這個巨大變革進程的旁觀者，而不是身臨其境的參與者。
當我們記住李商隱的“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的以《無題》為名的纏綿詩句時，千萬不要忘了他的“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趨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的振聾發聵的警示之語，更不要忘了他在“無題”之下的諸多的題中應有之義，這或許是中國幾千年封建歷史中，士大夫階層所能給我們傳承的最寶貴的現實遺產，那就是“位卑未敢忘憂國”的精神，有人說，中國幾千年中，最懂愛情的當數李商隱，最懂女人的當數曹雪芹，其實，依我之見，真正懂得政治的並懂得“囚徒困境”的也非他二人莫屬。
李商隐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47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李党的王茂元爱其才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从此，李商隐便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不得志，潦倒终身。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山穷水尽的下滑趋势，而李商隐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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