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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张学良的东北军雄兵百万驻扎东北，为什么却拱手将东三省送给日本鬼子（据说当年在东北仅有几万名日本兵）。通常都说是蒋介石给他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但实际这是张学良推卸责任。因为当时蒋介石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况。张学良当年为什么不抵抗呢？
１９４９年后，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不抵抗”问题，大陆通行的说法是，张学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方针。这种观点远播，影响及于海外。有的着作批评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置，国民党政府在事变前“严令张学良所部东北军不作任何抵抗”，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又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1或者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向张学良下“不抵抗”命令，张学良“忍痛执行”蒋的“不抵抗主义”方针。2或谓：“张学良只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蒋介石才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3有论者说：日本人占领了张学良奉天的军事大本营，张学良遵循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对日本人的进攻，他一退再退，把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人，在全国民众的一片唾骂声中，他又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羔羊。“不抵抗将军”的臭名落在他的头上。4对东北的沦陷，“张学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若要把这一切都归罪于他，则似乎太不公平，因为他仅仅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而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却是南京的蒋介石。5事实究竟如何？本文拟就此试作澄清。
一澄清之一：东北当局绝对听从中央政府的指示命令吗？
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其前提为，将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一般的地方与中央、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前者是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的。这未免将蒋介介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
事实上，国民政府１９２８年完成北伐，东北易帜后，中国只大致实现了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实质上，中央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各行其是的情况还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特别是有些地方的军政集团还与国民政府中央发生战争，最大的一次是１９３０年的中原大战。可见，北伐完成、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并未达到真正完全的统一。而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亦为如此，甚至比其它地方表现出更明显的独立性。
东北易帜前，东北当局与国民政府中央双方的代表谈判了较长的时间，中央政府满足了东北地方保持相当独立性的一些具体条件。正如张学良所称：“余之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故也。”6他所要求于中央政府者，即是与中央“分治合作”。原先奉系军事集团统治的东北三省，外加热河省，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统管东北四省政务。名义上，各省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免，实际上东北各省人事决定权操于东北当局之手，中央政府只是补行一个任免手续而已。关于在东北成立国民党党部，东北易帜后暂时缓行。至１９３１年２月２６日，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才成立，由张学良担任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外交方面，总的说权力归于中央政府，但东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动的情况。１９２９年中东路事件后，张学良派代表蔡运升赴伯力与苏联谈判，于１２月２２日订立《伯力议定书》。报告国民政府后，国民政府１９３０年１月３０日议决：《伯力协议书》已逾（中东）路案范围，不予批准。２月６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伯力会议，蔡运升越权渎职，应从严议处。7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１２日－１２月４日，张学良出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时，与蒋介石商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而在内部决征询张学良之意见。8
军事上，原奉系军队由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统率。奉军改称东北军，四省统一编排。中央政府不能调动其一兵一卒。东北军拥有沈阳兵工厂和军事学校，装备训练自成一体，并有航空部队、海军，实力强大。东北军内甚至自诩较中央军“占很大优势”。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东北易帜之初，“我们奉天军拥有３０万兵力，有海军，还有飞机。蒋介石的军队不过２０万，没有海军和飞机。所以从数字上看，我们占很大优势。”9东北军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军事集团。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时，阎锡山、冯玉祥和蒋介石双方都竭力拉拢张学良东北军加入自己一方。张学良更藉势自重，坐山观虎斗。实力雄厚的张学良东北军入关，成为中原大战中国民政府中央蒋氏与“扩大会议”派决定最后胜负的关键。南京国民政府６月２１日以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相请，张迟迟不作表态。直到中央军打下了济南，胜败形势已经分明，张学良才命令东北军入关（９月１８日），进行“武装调停”，基本上不费多大力气，取得了华北地盘。由此可见，张学良东北军之独立性及其在国内军政大局中之地位，非同寻常。从此，蒋介石对张学良之倚重有加。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１４日，蒋介石与张学良磋商北方善后，决定北方政局由张学良全权处理。10１９３１年广东与南京对立，西南方面也竭力拉拢张学良，张虽然不同于中原大战时的骑墙态度，但亦偶作暧昧，使蒋介石更须对他倚畀。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东北军改编，原则是既与中央军序列一致，又保持东北军之独立，故东北边防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旅、独立骑兵旅。8p554-555
财政经济方面，东北亦自成体系。诸如兴安屯垦，修路筑港，财经管理，东北当局自行规划，采行举措。东北军政费用自收自支。因东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东北财政经济比较宽裕。1112自１９２２年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宣布东北独立，东北一直截留盐税等国税收入。统税收入也独自处理。4p60-61曾任辽宁省财政局长的张振鹭证实：东北既不向中央财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济东北财政。4p60-61东北原自行发行货币－－奉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张学良召开东北财经会议，决定奉票由东三省官银号与边业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四行联合准备，联合管理、发行。１９３０年初，成立东北金融整理委员会。东北军取得华北的地盘后，成立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该署将国税收入拨付副司令行营军需处。4p91,92
至１９３０年１１月，东北外交、交通、财政移归中央办理。１２月６日，《大公报》记者向张学良提问：东北财政、交通是否须交中央？张学良在回答说：“不特东北，凡北方全部，胥应立于统一政府之下。惟地方当然应有管理建议之权，如东北交通委员会并不裁撤。”6p389-398东北之中国铁路原自行管理。后东北地方与中央政府商定，国有四（平）洮（南）、吉（林）长（春）、天（宝山）图（们）三线交铁道部，吉敦、奉海、吉会三线由东北管理，国民政府监督。联系关内外最重要的北宁路，东北方面反对交中央铁道部，张学良亲电中央政府，称北宁路难于移交铁道部管理。有关另一条铁路大动脉的管理机构平汉铁路局迁往汉口事，张学良与铁道部长孙科亦意见相左。8p524-526
从上述几个方面均可看出，东北地方当局对中央政府之独立性的程度。
当年国民政府即认为：东北“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以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治，事实上是有名无实”。13国联调查团通过调查发现，东北当局，“凡军事、民事、财政、外交，其与中央政府之关系，纯系乎一种自愿之合作，至必须严格服从之各项命令、训令，不甚忍受于满洲”。14自１９２８年１２月，东北宣布服从中央政府，“实则在满洲之武人统治制度依然存在，与从前无异”。15虽然这种说法未必很准确，但它确实反映了东北当局对中央政府相当大程度上的独立性。蒋介石说：“事实上，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16
东北地方当局对国民政府中央相当大程度的独立性，自然决定了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非同于一般的地方长官、军队将领与国家政府首领、军事统帅的关系。有的论着说，“东北王”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子承父位，“继承父业，成为东北王”。4p309张学良身任东北地方军政党的最高职务：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于东北地区的特殊独立地位，即便张氏仅仅担任这些职务，国民政府中央也是不能轻易能够指挥得动他的。张学良以地方实权人物，又兼任一些中央职务，诸如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成员。更重要的是，中原大战后，张学良升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１９３１年１月，国民政府令，在北平设立副司令行营。所有东北、华北各省（辽、吉、黑、热、冀、察、晋、绥）军事，均受张学良节制。１月１６日国民政府通电，自本月１日起，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公文均由张学良副司令副署。8p537-541４月１９日，副司令行营在北平成立。张学良宣布：“陆海空军副司令部为最高机关之一。”6p460他还向外国记者宣布：“今后发出军事命令时，决定余与蒋介石联署宣布。”6p462
有的着述评论说：“１９３１年张学良在政治生涯中处于登峰造极的时期，在国民政府中的权力居于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地位。”9p670确实，在诸多地方实力派人物中，当时张学良的地位之隆、权力之重，均为其它人物所不及。
很明显，自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表面上是上下级关系，后又增添正副手之关系，而实质上他们是各自独立的军政集团首领间的平行盟友关系。蒋有什么指示，往往要与张商量，征询其同意。张对中央政府的命令有时服从，有时不服从。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中央政府多次请张学良到南京研商方策或出席会议，多数情况下张借口身体状况、公务繁忙不肯赴南京。１２月间，日军向辽西进逼，进攻锦州，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宋子文和外交部长顾维钧多次命令或劝导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要对日军的进攻进行抵抗，但张不听，还是自行撤兵。张学良不是凡中央政府指示他都执行的。试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如果张学良执意抵抗，中央政府即使不同意也阻止不了他抵抗；相反，中央政府命令他抵抗，他却不服从不抵抗，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认为：张学良“作为奉系军阀的后代，尚有相对而言的独立性和抗御蒋的实力及脾性”17蒋张二人形式上是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实质上却是“平等的同盟关系”。“中央无法强迫张学良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张对东北有决策方面的权限。4p60-61
二澄清之二：能轻信回忆录的记述吗？
有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决策责任的判别，有些论着往往依靠某些回忆录作为凭证。殊不知，并非所有的回忆录都是准确可靠的。回忆录因年代较长，回忆者记忆有误，或有感情因素，有意褒贬，均在所难免。对于回忆数据中真伪杂陈的情况，需要认真考订核实，不能不加查考，随便拿来就用，否则，容易发生以讹传讹现象。
有的论着引证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之回忆：“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3p173*前已分析，东北当局对中央政府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特别在军事方面。张学良身当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只居蒋介石一人之下，而蒋氏对他也不能随意指挥。9月18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南京还有谁能对张学良发号施令呢？况且，命令这样具体，让东北军“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而且“一律点交日军”。指挥到这样具体的程度，有任何可能吗？一夜之间，十几次请示，十几次复电，有这种必要，有这种可能吗？而从顾维钧回忆和张学良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等人的回忆，张学良是19日才致电南京报告沈阳事变情况的。国民政府中央得知沈阳事变的信息，是在19日，这也可从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的记录和邵元冲日记等数据中得到证明。总之，郭维城的回忆漏洞很多，难以凭信。不知所谓事变发生后下令张学良不准抵抗的电文保存在哪里？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段回忆中存在着明显的错误。且不论“九一八”当夜，张学良“十几次电南京”请示的说法，多么难以令人置信，只说一点即可知其不确：当天夜里蒋介石本人根本就不在南京。蒋氏于事变发生的当天（9月18日）乘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7p12619日晚，在南京之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电请蒋主席回京（南京）”。13p275
＊郭维城回忆原载《东北日报》。查对原文，引据书中引文内“南京方面”，应为“而蒋介石”。报道中还写到：郭维城将军说：“蒋介石（命令不许抵抗的）这些电文（报），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18
再如，另有一段回忆录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南京军事法庭上辩护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一封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请大家看看我是不是抗日。”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个小钱包，从中拿出蒋介石的电报，宣读，大意是：沈阳事变，命令张学良不抵抗。3p173这段回忆固然具体生动，甚至说到张学良“从衣袋里掏出个小钱包”这样的细节。但是，它绝不可靠也是很明显的。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庭审判记录的档案数据已经公布。查阅已公布的审判记录，在张学良回答军法会审判庭提问的辩护词中，绝无这一内容。这次军法会审庭审判的主题是西安事变问题，当问及：“党员官吏向中央建议，向有一定程序，……君既有所主张，自应婉词向中央及蒋委员长陈请采纳，乃平日未曾向中央有所建议，突然出此（指兵谏），有何辩解？”张申辩：“我曾将我们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告过蒋委员长”，因“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张表示：“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他指斥的是“亲日者之障碍高过于抗日者之进行”。他申辩时未将矛头指向蒋介石，而是“信崇蒋先生之伟大精诚”，要“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9p476这是张氏申辩的基调。张学良怎么会拿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假如有的话），来证明自己是抗日呢？
而且，这次军法会审庭审判长李烈钧和审判官鹿钟麟二人，在回忆这次对张学良的审判经过的文章中，对蒋介石均有不满之辞，甚至指斥过：那次审判“简直是演戏”，蒋介石对张学良，“幕前看到的都像是大仁大义，宽大为怀，可是幕后所干的却尽是阴险毒辣，穷凶极恶”。“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的一幕，看来好像尊重法律，煞有介事，揭穿来讲，无非是蒋介石玩弄的一套把戏。”而对张学良在受审时表现，他们二人的回忆文章中颇有赞誉，如说：“张汉卿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张“神色自若，直言不讳，侃侃而谈”，“不愧为张作霖之子”。他们甚至在回忆录里，将张氏在申辩中以民初李烈钧在湖口反袁与西安事变中逼蒋相比拟，面质李烈钧本人这段情节都写出来了。1920如果在审判过程中，果真有张学良将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拿出来宣读，李、鹿二氏绝不会不将这一段颇有戏剧性，而且是揭露蒋介石的情节写入他们的回忆录中的。因此，将这些数据对照一下，我们可以判定，所谓回忆张学良在南京受军法审判的过程中，掏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宣读的那个资料，诚不足信。
与郭维城回忆相近,还有荆有岩的回忆：事变发生后，荣臻（东北边防军参谋长）打电话报告北平副司令行营。行营当即请示南京，得蒋介石指示：不能打，并已经由王正廷（外交部长）报告国联。南京接电话者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熊斌，电话由南京转牯岭。蒋一再指示不要抵抗。21荆的说法，似乎弥补了郭维城说法的一个漏洞，讲清楚了蒋介石“九一八”之夜不在南京。南京接电话的是军事委员会的熊斌，由熊斌向蒋介石请示后，再向北平转达蒋的指示。可是，荆氏回忆录越说得这样具体，漏洞也越多。第一，９月１８日夜里，蒋氏是否在牯岭，就成问题。蒋氏９月１８日乘军舰从南京出发，当天夜里能否就赶到庐山？第二，据可靠记载：“蒋介石于１９日乘舰至湖口，换船，经鄱阳湖，至南昌。”7p126蒋氏１８日根本就没有从军舰上下来，根本不会上庐山。第三，国民政府最早也要等到１９日才得知沈阳事变的信息，然后才可能由外交部长王正廷指示中国驻国联代表，向国联报告日本军队在东北向中国进攻。怎么可能在１８日夜里就会说出已经由王正廷报告国联呢？这显然是事后了解到王正廷指示报告国联等情节，硬将它安到回忆“九一八”之夜的情况中去的。所以，这些回忆均与历史事实不合，不足凭信。
有不少回忆录的作者并非某一事件的当事人，但也对某一事件说得有声有色。对于这些情况，引用时更要留心。有关不抵抗主义的责任问题，冯玉祥也有一段说法：“日本人占了东北，蒋介石也没有什么办法。果然在‘九·一八’这天先把辽宁的北大营占了，接着又把辽宁省城占了。张学良的参谋长由辽宁打电话报告张学良，问张怎么办。张正在戏园子看戏，才打完了吗啡针，张回答他的参谋长说：‘日本人要占什么地方，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张请示过蒋介石，蒋对张学良说：‘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蒋说：‘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当时的全国舆论，因为张学良说的不抵抗主义，大家都攻击张学良，但张学良有苦说不出来。”冯玉祥这段说法，出自其《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这本书，是冯玉祥将军和蒋介石在政治上分手之后，在美国口述，并由其夫人李德全笔录而成的。”22冯氏所述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话，是张学良亲自对他说的，还是他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不得而知。其可靠性也很难证实。冯氏与蒋介石的关系，前后反复，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到美国时，他已与蒋彻底翻脸。冯氏对蒋的言行所作论述似难凭信。从前述“不抵抗主义”一语的源起看，系出自臧式毅和荣臻致张学良电，而非首先出自蒋介石或张学良。冯氏所云，显然不确，因此也很难以其为据。
一篇叙述杜重远事迹的文章说：“‘九一八’事变之夜，他（指杜重远）和一位老前辈孙季贤先生正住在天津交通旅馆。据孙老先生回忆说，当时天津电话局会计主任李桂五邀他二人旁听（北）平沈（阳）间电话，张学良正传达蒋介石的反动命令：‘有抵抗者、开枪者，枪毙，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23天津电话局会计主任竟然邀请客人偷听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显然是军事机密的电话，这一情节着实惊人，也真不可思议。张学良与沈阳东北边防公署间的机密电话能让电话局偷听吗？偷听电话时，是一人听再转告其它二人呢，还是放大电话的音量三个人同时听呢？他们是“九一八”那天夜里一直在偷听北平与沈阳间的长途电话，偶然听到张学良下令的电话吗？否则，当时他们怎么知道张学良要向东北军部下通电话下命令呢？命令中“有抵抗者、开枪者，枪毙”，话说得这样斩钉截铁，这样严厉，对不执行不抵抗命令的将士竟这样惩处。蒋介石能对东北军下这样的命令吗？编得都有点荒唐。
三澄清之三：“力避冲突”与“不抵抗”方针相同吗？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有意制造、利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煽起反华浪潮，为发动武力侵占东北作准备。中国政府对日方的挑衅采取了“力避冲突”的方针。蒋介石与张学良对此具有共识。蒋氏“力避冲突”指示，张学良加以贯彻执行。这一“力避冲突”方针，对张学良事变发生后实行“不抵抗”方针或许不无影响，特别是在事变刚开始爆发，还未能判别关东军制造柳条湖炸轨和进攻北大营，与此前屡起衅端的不同，尚误以为是寻常故起衅端之时。但事变发生前预防日军藉挑起事端发动武装进攻的“力避冲突”方针，与事变发生后，应对日军的武装进攻和占领而实行的“不抵抗”方针，这二者是有区别的。
但一些着述偏将这两者混为一谈。例如，应德田的回忆说：“事变后一二天，面临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当张学良将军正在考虑如何采取对策的时候，接到了蒋介石命令他不准抵抗的紧急密电：‘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这封电报的内容，是后来在西安时张学良将军亲口对我说的。一次，我与他谈到联共抗日问题，他说，关于抗日问题，‘不抵抗’的罪名无论如何加不到他的头上，并向我口述了这封电报的原文。）”24应氏早年由张学良保送公费留学美国，九一八事变后才回到国内。1934年后在东北军总部任职（上校，参谋，秘书室负责人），是张学良手下的少壮派核心人物，参与发动西安事变的机密。他回忆张学良转述蒋介石致张学良电报的内容，是否准确，不得而知。但从时间看，应氏所称蒋致张学良电报命令不准抵抗，是在“事变后一二日”。可见，不是事变发生当时，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事变后一二日，当为9月19日或20日，当时蒋氏刚刚得知事变发生的信息，尚未回到南京。蒋9月21日回到南京前曾致电张学良，让他到南京共商处理事变对策（后张未赴宁，而是派万福麟、鲍文樾到南京听候蒋的指示的），在这一过程中，蒋是否会对张发密电指示方针，亦很可疑。而从内容看，应氏所述电报指示，仍与事变发生前所说相同，即“力避冲突”，这也不符合事理，因为这时已不是“避免冲突”，而是如何应付日军的武装进攻和占领了。不知是否张学良自己将“力避冲突”与“不抵抗”混为一谈，或是应德田将张学良所述事变前蒋的指示误植到事变发生后了。总之，“不抵抗”与“力避冲突”性质不同，应德田的回忆即使确有其事，也不能证明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实行的“不抵抗主义”方针，是出自蒋介石。
再者，应德田回忆有关九一八事变后一二天蒋介石命令不准抵抗的电报事，是在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亲口对他说的。西安事变发生前，在是否停止剿共军事问题上张学良对蒋介石有一股怨气，在述及致使他和东北军痛失家园的九一八事变时，他是否也带有情绪，此点似乎不能排除。如果张学良确实讲到过，“‘不抵抗’的罪名无论如何加不到他的头上”，也未免是推卸责任了。且不管蒋介石的责任如何，对于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不加抵抗，丢失大片国土，张学良本人无论怎样都难辞其咎。连认为蒋介石应负不抵抗责任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何柱国也是承认这一点的。何柱国说：“东北军的不抵抗，蒋介石固然要负主使之责，而东北军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责任的。”25
有关事变发生前，蒋介石曾下令张学良，对日本军队可能性发生的进攻，施行不抵抗政策，这方面的回忆录，最重要的，是当年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主任洪钫和东北军旅长何柱国二人的回忆。洪钫回忆：１９３１年８月１６日蒋介石曾致张学良一电（称“铣电”），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与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此电转知东北各军事长官一体遵守。26何柱国回忆：９月１２日，蒋介石曾由汉口乘专车来石家庄，张学良自北平乘专车前去，二人在专车上晤谈。当时何驻防石家庄，担任其二人会晤之外围警戒。会晤后，张氏告何：日军可能要在东北动手，蒋氏要求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嘴大，我们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2723p264如果这两则回忆属实，也是在事变前命令东北军避免与日军冲突，免予日方借口，遂其扩大事态，发动武装进攻和占领的狡计。此与日军发动武力进攻之事变发生后，仍命令东北军放下武器，毫不抵抗，任凭日军宰割，尚不相同。
因为日本人控制了东北三省的经济.反抗也没用.留下个破烂之后谁还理你.
主要因素是在将.但是张也一定的原因.
有点懦弱,害怕小日.
同意“月冷千山”对历史的真实分析。历史就是历史。张学良是主要责任人之一，不然他为什么至死都不肯说历史真像，是想借误传为自己开脱责任，好让其后代得以安身，消除东北人对“东北王”的怨恨。
在当时东北形势下，张学良在政治上经济上执东北自大，在军事上对日本人的野蛮又无可耐何，对东北严峻形势，对日本人的狼子野心麻木不仁。责任不能推卸。蒋介石在中央政府与东北政府“分治合作”之时，心情肯定不爽，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借日本人之手消灭了“东北王”，就像后来收拾贵州、云南和四川等地军阀一样。作为一国之主，蒋介石对“九一八”事件更有不可饶恕的罪过。
蒋介石搞得鬼，张学良只是替罪的
我以为：责任一分为二，一、其责在蒋介石，下令不予抵抗，妄想与日调停周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治国方针，这已成定论；二、其责在张学良，中国历来是“将在外军令有年不受”，何况张是封疆大吏，是一个有主见的少帅，几十万东北军一夜一间，撤出东\北全境，难咎其辞。
中国人的劣性！——热衷窝里斗！
皇帝再昏，亦逆来顺受！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历史总有前因后果,我们不防静下心来仔细探讨!!
张学良不抵抗的帽子是从9.18以后就戴上了，我党建国以后编撰的历史则指出张的不抵抗和蒋介石的密电有关，当然不是说9.18当天的，而是此前的密电，关于这点已经有很多的文章给予论述了，这里就不详细说了。（张学良的身边工作人员洪钫回忆说是8.16日的电文，而赵四的胞兄赵燕生的回忆则是赵本人亲眼见过蒋介石给张的不抵抗的电报。【注1】）本来这段往事已经告一段落了，不料晚年的张学良自己对唐德刚教授说：“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命令,与蒋介石无关。”张的这个回忆给很多崇拜蒋介石的网民多了一条捞稻草的机会，他们从此就公开在互联网上更加大肆吹捧他们的“民族英雄蒋公”了，因为张学良自己都承认他不抵抗了。
中国官修本的历史中也从来没有否认过张学良不抵抗的历史，只不过为尊者讳，把张学良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给予一定的淡化处理，并且时刻提醒张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也有蒋介石的责任。所以，现在哈蒋派说我党掩盖历史真相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糊涂逻辑。蒋介石恐日也是由来已久，不要说蒋介石恐日，就连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也有恐日的毛病。蒋介石、何应钦之流破坏1.28抗战那也是史不绝书的，怎么就能说蒋介石从来就是坚定的抗日者呢？而民族英雄是从来就不畏惧外来侵略者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蒋算什么民族英雄？
好了，我们现在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张学良自己的口述是不是就一定代表了当时的历史真相呢？可能代表一部分，但是，未必是全部。
为什么不是全部呢？对张学良几次三番的对外界表达自己当初的不抵抗与蒋介石没有丝毫关系，如果就说没有决定性的关系倒也可以令人理解，然而，张说没有丝毫的关系，把蒋介石完全择出来这就给人掩耳盗铃的感觉了，俗话说越描越黑也就是这个道理，所谓的丝毫无关侧面就等于告诉大家一定有关系。而张学良之所以这么一再表明心迹，也是另有原因的，我们不妨看一看。
当张学良准备同唐德刚完成“李宗仁回忆录”第二的“张学良我讲你写录”时，宋楚瑜出面正式警告张学良说：“台湾有那么多的史学家，为何要找唐德刚做传？”其咄咄逼人之态清晰可见，而宋楚瑜并非真的忌惮唐德刚写张学良，实在是担心“少帅”一时兴起，把蒋介石的“革命史”付以史笔。宋楚瑜挟当年洛城谈判的余威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头衔向张学良提出“建议”以后，张学良怯步了，唐德刚问张学良：“汉公，他们真的能把你搞死吗？”张学良不无疑虑的说：“是啊是啊。”唐德刚继续追问为什么时，张学良就含糊的说了一句家乡话“劫了一板子了。”【注2】
事实上，张学良的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虽说国民党还不敢真的对张学良下什么毒手（但也难说，当年老蒋就自食其言，扣住张学良不放，张所说地劫了一板子大约指此而来）但是，张不能不顾及他家庭的安全，张若以皓首之年“泽及后裔”，在张学良来说，那就实在不能算是“主恩天高厚，时事如浮云”了。国民党搞暗杀是有传统的，从蒋介石自己算起（暗杀陶成章）到宋楚瑜这一代已经经历了几十年了，而精于暗杀擅长暗杀迷恋暗杀的习惯一直是国民党的既定方针。前者，作家江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以国民党政府中的“情报局局长”汪希苓这样的高官和蒋孝武这种标准的“接班人”的身份仍旧借助黑社会对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开枪清算，况且又是在台湾小朝廷的外国主子美国人的地盘上，难道他们还有什么顾虑吗？
宋楚瑜警告生效以后，张学良、唐德刚在1990年6月11日，把张学良没有委托唐德刚撰写回忆录的声明分别登载在《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上。后者是钱纯的报纸，国民党自然大放宽心。我们可以看一看宋楚瑜威逼张学良的日期是在和一些东北同乡乃至熟人见面说话之前。而宋发狠话以后，张学良则一律强调那是自己的判断失误。这两件事一点关联都没有吗？完全能排除张学良受压以后改了口径的证据那是目前没有看到的，换言之也就是说不排除张是在一定暗示和压力下完成对外的这个谈话的。
也所以，我们说目前断言蒋介石在9.18事件发生前后扮演了十分光彩或者不知情乃至无辜者的角色也是站不住脚的，至少理由还不完全充分。
可是，有一点却是可以证实的，那就是张学良要负有不抵抗的主要责任，因为他是东北的最高军事当局，他一句话就可以向日寇开火，虽说他改旗以后服从中央政府，但是，中央政府对东北的力度远没有到了令行则止的地步。那么，张学良为何选择不抵抗呢？张学良自己说他是判断失误，有人则用武器啊、军力或者地盘啊等等因素来分析，我以为言不及义。毛泽东以前说过要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话说明了一点，那就是战略上要站在一个高度上面，而战略上能够站到一个高度做到藐视敌人那也是要有一个历程的，而张学良恰恰不具备这个历程，张学良所具备的历程则是奉系军阀长年以来的高度或者说极端恐日。军事是政治的延续，一个长期在恐日的环境下成长的军事统帅怎么可能在突发事件中一下子转弯了呢？而且，只要有着这种思想的人，不要说他有多少装备，有多少兵马，那都是送礼的基础，没有丝毫作用的。武器固然重要，但是，人心更为重要。否则你怎么解释毛泽东就带着几千人马上了井冈山而后一路杀到北京城的历史呢？如果毛泽东脑子里面有一个畏难的东西始终盘踞着，他还能那么果决的领导中国革命吗？反向观之，张学良不抵抗也是由此而来。
检索史料中发现张学良之所以不抵抗，和他亲身经历的三件大事有关。
我们都知道，奉系军阀是日寇一手扶植起来的地方实力派，这个派系的生存很大程度上要看日本人的脸色，而日寇从日俄战争以后就一直盘踞东北，享受各种特权，所谓盘根错节、根深叶茂。张作霖即便是不甘心完全给日寇做看家的奴才，但是，客观上也不能奈何日寇半点。张学良成年以后就一直处在这种环境和生态下，他先天对日寇便有恐惧感，张对阎锡山说他什么都敢干，天也可以捅出一个窟窿来。【注3】这是极言之，而非实际情况。
至于奉系军阀本身的这种软骨病和袁世凯北洋系生与俱来的恐日症状也大有关系，袁世凯称帝就就极力讨好日本，不惜出卖主权，而袁世凯手下头号大将一直主持北京中央政务的段祺瑞是另一个亲日派头子，段祺瑞除了在直皖战争中和张作霖失和以外，其他历史时期始终配合较好，他们之间不可能不相互影响，而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一个亲日派的儿子受到的教育不可能是强烈对抗日寇的，尽管不排除可能会有逆反心理，但是，一旦落实到实际情况中，张学良的软骨病和恐日症则时有发作。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以后就是取得日寇的全力支持才得以东山再起的，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吴俊升当时不但没有接受胜利者曹吴的意见取代张作霖反而直接面见张作霖把曹吴的阴谋合盘端出的态度就能体会一二。而后奉军再度入关挑战曹吴，奉天日寇的总领事船津就要求日寇中央政府给予张作霖强有力的支持，并且出面策划张段合流。
第一个大事也就是让张学良认清日寇的实力的就是郭松龄事件。
郭松龄郭松龄为人正直肯干，是奉军中难得的翘楚，张学良倚之为万里长城，有“我即茂宸，茂宸即我”之言，周大文回忆说，张学良每次去饭店吃饭，如果郭松龄不一起去，他就不去，为了迎合郭松龄爱跳舞的习惯，张学良周末经常举行舞会，外人误以为张本人跳舞成性。【注4】郭松龄死后多年，张学良和溥杰一起用餐，看到一盘烧茄子时，张学良对溥杰说：“郭生前最爱吃这个菜。”【注5】从这些点滴小事上可以看出张郭二人情同手足、非同一般。而郭松龄所统辖的部队在奉军两次入关都立下汗马功劳，郭松龄是奉军中唯一可以对外界抗衡的上将之选。所以，一旦郭松龄反奉，奉系军阀中的老派头子之一的汤玉麟、阚朝玺等人立刻向郭松龄伸出橄榄枝，就连吴俊升本人也是观望了一段，和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后的态度决然不同，这也说明奉系军阀内部已经没人可以抵抗郭部七万精锐。而且，以张作霖等人对郭松龄的军事素养的了解，他们也知道如果在奉军中找到一个能够和郭对抗的人选，恐怕已经不可能了。这也就是张学良为什么对郭松龄的反奉持有一种十分暧昧的取向的主要原因。
然而，当郭军攻克锦州，张作霖已经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之际，由于日寇的干涉，郭军从胜利之师几天以后竟然变成了亡命之师。在张作霖和关东军参谋长斋腾等人签订卖国条款以后，日寇于1925年12月8日对郭松龄提出警告，12月15日第二次警告郭松龄。此后日寇调动军队进入奉天省的达到40000人左右。郭松龄对日寇的蛮横无理不与理睬，并且指出“日军亦不惜击之”。日寇见此乃赤膊上阵，根据史料披露，日寇派出退伍的炮兵给奉军，并且提供大量的武器弹药，到得郭松龄前锋抵达新民县时，日军派出八十多架飞机连续轰炸郭松龄本部白旗堡，以致附近三十里都成焦土，日军从左侧压迫郭军，吴俊升黑龙江骑兵军从后路包抄，而前面则有关东军河川一部在阻拦郭部。郭松龄是12月21日夜晚开始决战的，到24日就全面失败，史书中公认是日寇的出兵干涉起了决定性作用。而此前日寇一度向郭松龄示好，表示拥戴郭松龄出任东北之主，就是因为郭没有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才转而继续维持张作霖的统治，日寇的翻云覆雨的态度竟然在一个月之内决定了奉系的生死存亡和郭松龄的去留，可见他们的势力之大，对于这一点，张学良作为直接的经历者，他的感触之深已经不能用笔墨来形容了。
郭松龄之于张学良不仅是朋友，而且还是老师，更是宰辅，张学良后来说郭如果不急于反奉，他上台以后不论是吉林还是黑龙江都可以任由郭来挑选。张遇到急事时经常说“茂辰若在，断不至此。”由是可知，张把郭看得何等重要，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张学良认为可以辅佐他纵横政坛的名将居然在三天的时间里毁在了日寇的手中，这对张学良的震撼应该是难以言表的。
第二件事就是关于新五路条约的签定。
这一点张作霖几次有意拖延，日寇十分不满，张作霖之所以拖延，有人认为这是张的爱国所致，其实不然，军阀从来都是最爱自己，最爱自己的实力，国家民族在他们的眼中不过是可以用来利用的幌子罢了，张作霖如果爱国的话，根本就不会仰人鼻息，更不会借日寇之手消灭同胞。张作霖不愿意签定这个条约的关键在于张认为一旦这么做了，日寇必将全面控制东北，对于此点，日方也毫不隐讳，日本顾问曾经说：“这些铁路造好，将使得满洲成为日本的属地。”换句话说，这五条铁路的修建工程等于文字的“9.18事变”。倘若东北成了日寇的属地，张作霖哪里还有他的自由和权威呢？日寇虽说是张的外援，但是，这个外援一旦染指了军阀最根本的利益的时候，军阀也不再甘心沉默，这是一切军阀的基本特点，这和爱国本来就是两码事。还有一点就是张作霖这时候已经准备攀上英美的高枝，和日寇逐渐表示疏远，如果说拒绝日寇就是爱国，那么转而对英美当局献媚又作何解呢？
可是，日寇并不容许张作霖另找婆家，新任满铁的头子山本条太郎派遣他的义子江藤丰二去面见张作霖，江藤原本是张的密友，二人之间无话不说，这时候江藤已经顾不得老朋友的关系，直截了当的对张作霖说：“如果你不答应，日本将帮助你的敌人蒋介石。”张作霖双手颤抖的签了字，画上了四条铁路。【注6】然而，张作霖还是继续和日寇周旋，没有最后决定把这些权益交给日寇，但是，张学良作为这件事的目击者，他看到了日寇的凌逼之甚，要知道，当时的奉系军阀已经到达了它们系统的政治颠峰，张作霖大败曹吴之后狂妄的宣称，几年之内他不打人，但是，也没有人敢打他。他自己粉墨登场宣布自己成为北洋小朝廷的最后一任看门人。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日寇居然敢于直接对奉军叫板，而且强硬的表示如果奉张不满足条件，日军将阻止奉张转回东北，假如不是英美出面干涉，这一切都将成为事实。几十万奉军不是因为自身的实力而是英美的政治压力才得以撤退，这种残酷的现实对张学良的刺激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第三件大事就是张作霖之死。
张作霖因为对日寇提出的条件没有满足，日寇决定除掉他。对于张作霖，张学良本人一直是相当崇拜的，他对自己的父亲不仅从血缘的关系讲十分顶礼膜拜，而且从他的政治军事角度看，他也是认为张作霖是“不世出”的大英雄。张学良在他的口述中不止一次的用十分赞赏的口吻提及乃父的“伟业”，他甚至认为在大略问题上，蒋介石还不如乃父。而为了抬高乃父，张学良还矢口否认乃父当初做过土匪，张学良的口述资料中多次出现类似“我父亲这人比我强”，“我父亲这人有大智。”等一类溢于言表的赞美。然而，这么一个张学良心目中的“大英雄”居然被日寇的几吨黄色炸药给送上了西天，况且这起事件就是发生在张作霖统治了十几年之久的奉天省境内。在张作霖的老巢中就把张作霖致死的这种布置令所有奉系集团头子都开了眼界。而张学良身为奉军最高军事指挥官之一、张作霖的长子，回家奔丧还要化装，即便是这样，车到山海关，日寇的宪兵还堂而皇之的上来盘查，东北到底是何人的天下已经是一个绝大的疑问了。
随着张作霖之死的真相的逐渐浮出水面，张学良已经了解到日寇当局对这件事的基本态度，虽说日寇内阁没有直接答应关东军的冒险犯难或者说他们没有指使关东军如此行事，但是，事后内阁对关东军的态度也足以说明，日寇中央政府要抛弃张作霖那也是迟早的问题，而手段上也未必就比关东军来得温和。身为人子的张学良明知如此，还要强颜欢笑的面对杀死乃父的凶手，政治上的考虑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呢？
奉系军阀系统内部恐日是一个传统，我们只要看看以后日寇占领东北，奉系军阀的骨干力量投降日寇甘为汉奸的例子就能知道这一点并非虚妄。
袁金铠，作为张作霖早期的主要心腹，杀害张镕的主谋，一度是“只知有袁秘书长，不知有张大帅”的顶尖人物，日寇一来，立刻投降。
张景惠，张作霖最早的心腹大将，是张作霖系统中比吴俊升还要和张作霖更为亲近的人物，以后做了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甘心做贼。
其他的领军大将诸如于芷山、阚朝玺、张海鹏等无一不是望风而降。文官更是如此。
甚至连我们都知道的以抗日面孔出现的张作相其人实际也是和日寇眉来眼去，并非以往的某些书里面夸赞的如何铁心铁面云云。张作相一直让他的次子张廷枢和日寇以及日寇的代言人张景惠保持接触，1941年，张作相还亲往伪政权的长春面见日寇，通过张景惠的努力，日寇还发还了张作相在锦县的财产。以后张景惠还推荐张作相出任伪华北政权的首脑。只是因为张作相看到日寇从1944年以后江河日下才没有答应。【注7】
张作相是号称辅帅的老派头子，也是主动让出帅位给张学良的“恩人”，连他在内对日寇的态度都是如此，那么其他人则可想而知了。就在这种恐日、亲日、媚日的一个总体环境下的张学良即便是有抗战的决心，恐怕也没有抗战的能力，更何况张学良本人本来就没有抗战的勇气。张学良说他不抵抗是判断失误，这是给他自己开脱罪责，不是判断失误，而是主观认知上的缺陷。我们经常说，面对日寇这样凶残的敌人必须唤起全民族进行抵抗。这句话是对的，但是，这句话不能孤立的看待，不能说为了唤起全民族抗战的决心就在日寇逼进家门的时候逃之夭夭。张学良作为守土有责的方面大员在事变之初居然命令不抵抗，这是一句判断失误能够解释得了的吗？
《中华民族抗战中的三大罪魁祸首》一文中曾经把张学良和另外两个祸首蒋介石、汪精卫相提并论也就是这层含义。张学良以后在西安事变中表现出来的功勋和业绩并不能给他在9.18这一天让全体中国人蒙羞的不光彩的历史改写，而对于张学良这个人的评价，也应该客观、历史的看待，不能因为他的不抵抗就否定他以后的西安事变客观促成了国共合作；也不能因为肯定他的千古功臣的地位就可以完全回避他在不抵抗中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蒋介石
不管是主动不抵抗还是被动被迫的不抵抗，总之未打一仗就把整个东北的大好河山丢掉就是民族的罪人，不要找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出来开脱。同意请顶一下
我对这段历史了解甚少，我臆测也有可能命令被间谍或汉奸作了手脚吧，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啊，
对于张学良我没有长篇大论,只有几个问题:
1,张的东北易帜完成了国家的表面统一,事实上到国民党败推台湾,老蒋都未能完成
对军阀的彻底领导,更何况当年的张学良手上兵力全国第一,说不抵抗是听命于老蒋,说个理由出来吧.
2.张学良是爱国将领,那么张自忠用主动求死,来证明自己的忍辱负重.张学良是怎么证明自己是爱国将领的呢?36年的兵谏是良心上的赎罪,还是什么呢????
3.不放一枪丢了东三省,让东三省成为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后方基地,如果张学良不是民族的罪人是什么?爱国将领?????
张学良无疑是民族罪人。
功不抵过。
我是沈阳人也经常路过大帅府对这段历史我是知道的
可能他在31年对不起我们东北人,不过不管怎么说汉公在1936年12月12日毕竟作了一件对得起所有炎黄子孙的事情我依然尊重他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没有。他是将在外君命有所受，君命不来，可日本人来了，所以他没法抵抗，也是他和中国历史上的耻辱和悲剧！
军人就是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不受遥制才能审时夺势，才能有所为！
,你知道个鸟,张的老爸就是被日本人炸死的,一个炸死自己老爸的人,有深仇大恨,张不可能对日本人不仇恨吧,有道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你看蒋的手下,跟蒋斗的有几个人有好下场,,你要乱说,张要是卖国,要么怎么可能冒者杀头的危险发动西安事变抓起老蒋,此后,50多年里，张一直被软禁,你他妈的知道个鸟毛,东北刚刚统一到中国来,张怎么能违背中央的命令.
张学良和蒋介石是一丘之貉.实际上张学良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没有抵抗就让出东北三省是国共两党都认可的.对张学良说听蒋的命令而不抵抗是狡辩,而不能因为发动西安事变就说他是民族英雄,他只不过是补过.蒋也有责任,作为他的下属,张不抵抗行同卖国,蒋没有制裁张,就是渎职.因此蒋张之流,只认眼前利益,而成为千古罪人.当然蒋张又不同于汪精卫这等汉奸国贼,其还是有悔过之心的.
近代中国的苦难张负有全部的责任,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收,何况张并没有全部受蒋的节制,这等行经何异国贼.使我国家门户大开,数千万军民牺牲,物资钱粮损失无法记数,国家倒退何止十年二十年,张在美国不回大陆,其实,他有何面目见家乡父老.
一点拙见,请指正.
打光了老本他张学良还有资本吗保存实力我个人认为这是最关键的
各有个的说法，只有张学良他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
张学良不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他当时只是顽固遵守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而已.
不过是张当时想保全实力，寄希望与国联，不愿自己军队受损失而已。
说他听蒋这本身就不可能，当时实力比他弱的多的川、滇军阀，中央政府尚且指挥不动，何况当时拥有全国空军数量、海军吨位第一的东北军（比中央军还强）。
当时西安事变张之所以跟蒋一起回南京，有一个说法是软禁期间陈诚曾经将蒋随身携带的一个公文包给张，让他打开看。。里面内容是蒋的组建60个德械师反攻东北的计划（当时已经组建了3个德械师、25个德训师、还有如干半德训师。。当时日本经济才经历了29大萧条，而且没有复苏迹象，中国方面却即正处于著名的“民国黄金十年”，若不是提前开战，时间应该更长）。这样张才知道闯了祸，回南京赎罪的。。这一点在张的回忆录中和接受日本nhk采访时屡次提到：“。。。（我）有东北人的通病，好冲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爱捅娄子。我更甚，别人捅一个，我捅俩”。
而晚年，尽管大陆屡次邀请张回大陆探亲，但张致死也没有答应。。。可能他认为无脸见大陆父老，也可能是对当初被利用仍然怀恨在心。。
还有不同意军阀都是保全自己利益，不顾民族安危之说。。
当时军阀中不乏精忠报国之士，常常连同军官在内整团整师全部殉国，伤兵全体自杀、军长、师长自尽无一投降也是常事，其中以川、桂军阀最烈。。
张学良不放一枪就退出东北，的确是千古大罪。不过也不要指望张学良的抵抗会有效的组织日军。就算张学良顽强抵抗了，也没有多么决定性的作用，日军一样进入中原，只不过损失一些兵将是一定的。看看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军队，他们对抗日军的战绩能有多好？？当然，我绝不是肯定张学良的不抵抗，就像我第一句话说的，张学良的确是千古大罪。但他的罪更多的是道义上。
蒋介石，毛泽东，中国的两大军事力量，都没有有效的击败日军，同时内部还自相残杀。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的话，中国一定是亡国的命运！！！别忘了，就算是后来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军，也没有多么大的战绩。合作都很难击败日军，那么自相残杀是能够击败日军的么？？？？
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就完全具有了爱国的意义。张学良西安事变的结果就是让国共两党再一次合作起来，共同对付日军，避免了中国的亡国命运！！！而他本人，由于西安事变的缘故，被囚禁了半个世纪。
西安事变的结果有两个：1.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抵御侵华日军，避免亡国命运；2。张学良因此被囚禁半个世纪。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学良为了避免中国亡国，牺牲了自己半个世纪的自由。这难道不是爱国么？？？
就像楼上一位朋友所说的，不能否定张学良的历史功绩，也不能肯定张学良的历史罪责。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不抵抗”问题，大陆通行的说法是，张学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方针。这种观点远播，影响及于海外。有的着作批评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置，国民党政府在事变前“严令张学良所部东北军不作任何抵抗”，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又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1或者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向张学良下“不抵抗”命令，张学良“忍痛执行”蒋的“不抵抗主义”方针。有蒋的手玉在美国博物馆为证----“东北军绝对不抵抗”的电报。
共同抵御侵华日军，说实在的共产党打过什么大仗．长征后我们的红军剩下了几个人？还不到w人，而抗战胜利是200多w。国军在前面冲，红军就在后面收拾战场。要知道国军二战牺牲了多少英雄！！平心而论不是日本当时进攻中国，还有现在的共产党吗！坐山观虎斗
胜着王败着寇！我也是爱国的！希望国家富强民主
原因很简单:张是个花花公子,大烟鬼。加之我们的光荣传统: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我觉得我们现在不应该讨论历史
应该放眼现在
这不是老蒋的错，当时全国各路军阀各自为政，谁也不卖谁的帐，张不是傻瓜，如果他和日本人对着干，那么他自己的力量就会消弱，其他军阀坐看虎斗，所以他没有抵抗，至于老蒋有没有下过命令，其实即使老蒋下达了抵抗的命令，张学良会俯首听命吗？
我觉的老张太垃圾了，说是老蒋的错那就太不公平了。难道他叫你去死你就得听，这还是你是老家那。要知道日本人是他他妈的杀父恩人。再说了当时还留下m多的物资给下日本，那不是帮小日的杀害父老乡亲门吗？难的他到死都不敢回东北。
我不想评述历史的真伪，因为有些真相永远都无法得到印证。
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蒋表面上一统中国，张的东北有很强的独立性，蒋对其的约束力较小，日本对东北的野心昭然若揭。
从客观上说，蒋一定是希望通过抗击日寇来削弱张的实力，因为张的实力既强又不太听话.......
又有民族大义的招牌，相反蒋应还会督促张去抗日，反正损失的不是嫡系。
另一方面蒋与共打的正热闹，也需要张以抵抗的形式赢得剿共的时间，毕竟小日本进来了局势就无法掌控了。
所以，张的不抵抗只能基于自身的原因。
补充:"
有汉奸称国军内战外行、外战内行！五十万国军被二万日军赶出东北正是国军外战内行的最好注解！
张学良对共产党有功，但对国家是有罪之人，这也是他死不回国的主要原因。蒋介石是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东北军，但没想到被张识破，坚决不抵抗，撤回关内，还失了东北。蒋介石想渔翁得利，但没得逞。一群枭雄，中华之罪人，为了权力出卖国家，历史会给出结论的。
谁讲东北有百万大军,总数30万还有１０万进关参家中原大战．张学良本人在关内指挥作战,九一八事变东北高级军官会议决定不抵抗,会议认为是小规模事件,应避免事态扩大由国联(联合国前身)来调停,报请蒋同意.东北军根本没有事实中强大,在日支持下和苏红军干了一仗溃不成军,稍后的长城抗战也一败涂地.中国军队当时根本不是日军对手,全面抗战的七七事变宋哲元29军10万人打不过日华北驻屯军几千(最高数字8400人).日军前期计算战力是以联队(团,营)对抗中国师,一个日军连能占一个县城.
你不要太抬举张学良，一厢情愿地把西安事变归功于人家，事实是他至死都后悔发动了西安事变，成全了共产党，害了国民党，不回大陆就是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忏悔。
一个吸毒,嫖妓,赌博,整天吃喝玩乐的所谓少帅,听说日本进攻,吓的快站不起来了人,你能指望他什么,将熊熊一窝,他怎么能带兵抗日?
不能否定张学良的历史功绩，也不能肯定张学良的历史罪责。
所谓张学良的数十万雄兵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这些东北军在一些地主武装，土匪眼里是正规军，实际的作战能力和土匪也差不多少，因为这个军队本来就是土匪起家。吸毒,嫖妓,赌博，正如楼上所言，张学良是一草包将军，根本没有统率三军的能力，蒋先生并没有给其下什么不抵抗的密令，而是敏锐地看到其根本没有与关东军作战的实力而默许了张学良的行为-不抵抗。在东北与俄军的冲突中，在西北的剿共做战中，东北军被整建制的消灭，充分说明了东北军就是一只纸老虎。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一生中的大事，这个事件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发展到底是利是弊只能留于后人评说了
因为张学良是中国头号大卖国贼
总之他是个历史罪人，虽然有功，但不及过，没有什么命令大的过民族利益！
主要是想保存自己的实力嘛，东北军也不过二三十万，装备肯定也没日军的精良，万一交上火，损失个十几二十万的，那张学良岂不是亏大了。他以后再拿什么跟蒋介石讨价还价，向共产党叫板啊！！！！！！！！！！！！！！！
不管怎么说，张学良都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说他坐拥百万雄兵就冤枉了，东北军实力不过三十多万，张学良为打中原大战，率二十万精锐进关，东北所剩十多万人，多半只能吓唬老百姓，只有个别部队还有点战斗力，日军炮口首先瞄准的也就是这般人，其他日军都不放在眼里，以他们在中国的经验，也不怕个别部队抵抗，不抵抗更好，这点儿事也省了。
张学良晚年至死都不敢回大陆老家，是为什么？还不是怕对不起中国人民吗？他心里怕啊！
不出一兵一枪就把东三省让给小日本，还推说是因为蒋介石不让抵抗？就算蒋介石是有此命令，也不能推脱他张学良作为东北最高军政首长的职任！！！！！
张学良是中国的民族罪人！！！！！！！！！！！！
人已经死了,还在谈论什么呢
他太年轻了！自己一死不难，带着几十万人一起死，难啊。
我们在现实生活工作中何尝不是如此。说他是民族罪人夸张了一点吧。
张就是卖国贼为了保持实力当时中日战力怎么也要1：51：6打起来张的老本就要拼光你看淞沪敌我伤亡几比几
你这些人都有病。总是在这里谈论过去有用吗？人不要活在过去的生活中，难道这都不清楚吗？
为什么不谈一谈现在的美国、日本、台湾等一些地区对我国的威协呢？这才有可能对以后的生活有所帮助。
有一点肯定——张不是英雄，也不是狗熊，只是一个点子正子曾父业的凡人，不成大事。卖国在先，赎罪再后。
1，历史证明：张学良，蒋介石不抵抗都有罪。但西安事变是分水岭。2，难道平型关，百团大战不是共军作战。3，共产党最伟大是人民战争。一扫千年莫谈国事的欺民、骗民、压民封建统治。
血战台儿庄的那几个国民党师长,太傻了,不听蒋介石的话,最后怎么样?还不是让日本人给打死了。瞧，张学良多聪明，佩服佩服！
当时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在北京玩，在一个舞厅跳舞，东北大权在他手里，蒋介石怎么能管东北的事物，张学良就是东北的罪人，他为什么连死都没回东北？？因为“它”自己心中有愧
我个人同意这样的观点“不要指望张学良的抵抗会有效的组织日军。就算张学良顽强抵抗了，也没有多么决定性的作用，日军一样进入中原，只不过损失一些兵将是一定的。看看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军队，他们对抗日军的战绩能有多好？？当然，我绝不是肯定张学良的不抵抗，就像我第一句话说的，张学良的确是千古大罪。但他的罪更多的是道义上。
蒋介石，毛泽东，中国的两大军事力量，都没有有效的击败日军，同时内部还自相残杀。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的话，中国一定是亡国的命运！！！别忘了，就算是后来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军，也没有多么大的战绩。合作都很难击败日军，那么自相残杀是能够击败日军的么？？？？
”
简单说，就是张学良是非常清楚自己的东北军不是日本军队的对手。所以就顺着蒋的意思不抵抗跑了。。。
张学良当年肯定是主动不抗日，即然他敢后来绑架老蒋当年他为什么不敢守东
北。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不敢独力抗日，怕打光老本，虽然进攻东北的日军只
有两万但是一打起来日本肯定增兵，但是他绝对不知道日本天皇反对所以日军
最多也就是哪两万人。张不傻以他的东北军能消灭日本吗？他的选择只有撤
退，老蒋也担心他不是日本的对手出于道义发出了哪张电报但是张学良在东北
决对可以不听老蒋的，老蒋的心腹大患是共产党什么时候才论到他，哪时战争
早结束了老蒋还能追究什么大不了提前到美国去安享晚年。至于他后来又抗日
也是破不得以，他毕竞是人担不起不抵抗将军的千古骂名所以拿出了哪张完全
可以不执行的命令，这也可以解释老蒋为什么杀了杨虎成却对他手下留情。
根据当时局势推断:
结论一:蒋下令张抵抗.
原因;1,张的抵抗,可以为蒋在江苏全力"剿共"腾出时间.
2,张的抵抗,可以削弱张的势力,符合蒋对付军阀势力的一惯做法.
基于以上最简单的两点,下令抵抗对蒋是有好处的.
结论二:张放弃抵抗.
原因:1,张是军阀世家,深知他的地位决定于武装力量,他不会去和鬼子拼光的.
2,撤入关内,既可以保存势力,又可以把蒋拖入战火.
西安事变
张的不抵抗令蒋措手不及,因为蒋根本没有作好对日作战的准备.蒋只好舍弃东三省,与日本达成了"停火协议"(何办的),并且按照他"先剿共"的计定方针,命令张围剿延安.
张把蒋拖入战火的愿望落空,而且对共作战连吃败仗,使他既丢了地盘,又武装难保,加之东北军怨气冲天,很可能解体.张只好挺而走险,发动"兵谏"..扣蒋后,张不知如何是好,正好共产党介入,达成联合抗战.
至于蒋不杀张,是因为蒋是个政治领袖,要考虑政治影响.
张学良不抵抗是事实，事实胜于雄辩！蒋介石下达撤退命令，只是当时情况所须。如果张学良出兵抵抗已成事实，老蒋又能赖他何哉！所以，张学良不抵抗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想保全自己的实力，有本钱和老蒋谈条件。
蒋介石是准备向日本开战的因为他自己很清楚把东北拱手送给日本人对他自己的统治是个什么结果(无论是真抵抗还是假抵抗总之是要打战场战争不怕输就怕不打因为民众也很清楚中国和日本的军事差距)张学良不抵抗我想是出于保存自己实力的考虑这一点我十分的不佩服无论他在西安事变做出多大的牺牲.
怕把事情闹大，没骨气！
张学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位先生在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有一定的深度，对历史现象我不再重述。但纵观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我认为，张、蒋两人均有责任。不要忘记在中国的南方还有一支力量的存在，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我党已在根据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是在蒋领导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决裂后发生的，在当时消灭共产党自然就成了蒋的重中之重。而日本进攻中国东北及在华北地区搞一些动作，蒋并不担心。因为中国的多数政客认为欧洲列强是不会允许日本独占在华利益的，并且北方的苏联与国民党中国也是比较友好的，加之日俄战争中俄国的战败给功联留下的印象很深，因此他们也是扼制日本的重要力量，因此蒋不会把有限的力量放在与日本的冲突中的。蒋在对中共的第三次围剿及以后的历次大规模剿共形动中，每次动用的中央军都在十万以上，几占中央军半数，而各军阀拥兵自重，对蒋的统治地位不能不说是一大隐患。故不排除蒋有用日本人扼制东北军，用东北军又做为扼制其他军阀的棋子的考虑。因此蒋的内心中即不想让东北军做大做强（诚如楼上所讲，东北军在一定程度上比中央军还要强大），也不想让日本人消灭了东北军，故蒋让张力避冲突，这是可信的。
另外，张学良也有自已的算盘，他深知同日本人直接冲突会有什么后果，日军的强大他是清楚的，虽然在东北的日军不多，但日军的运输部队的能力他是清楚的，东北军人数虽多，但并不集中，一万东北军只能对付一千日军，还没见得有胜算，何况东北军没有任何准备！而且他也知道，蒋是不会给他任务帮助的，为保留自身的实力，他就只有用蒋的力避冲突的指示做为盾牌，从而最大程度上将东北军撤出战区。如果军队没了，张学良就只是张学良了，而不是东北军领袖了，试想蒋会在张手下已没有了心腹部队的情况下，再给他三十万大军让他做大帅吗？因此于公于私，张学良都不会抵抗。不要忘了，尽管张接受了很多近代思想，与其父辈有一定的区别，对东北有一定的贡献，但他必竟是一军阀。
再看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其实就是张学良做为旧军阀的身份与其近代先进思想的冲突的结果。蒋让张剿共，但几次战斗下来，张的东北军损失惨重，两个整编师被消灭（东北军连小米加步枪的红军都打不动，何况是能与美英一较短长的日军，何况红军的步枪也不多，有半数的红军用的还是大刀标枪而已，并且没有一点点的工业基础发，因此张为保住因地位撤出东北是可以理解的），蒋非但不予补充，反而撤销该两部队。在这种形势下，张集团已看出这样的前景，东北军在与红军的战斗中消耗得差不多时，蒋通过与日本的媾和而得到日的支持（蒋政府当时已与日签定了何梅协定，将华北让出，交给日本，同时在蒋的西安行署中找到蒋的一份电令，内容是让何应钦同意承认东北独立成立满州国等日本要求）。一旦蒋在中国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后，东北军也不见得存在了，张的前景将一片黑暗。同时，在西安，张集团每天都要面对群众的唾骂，担负着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其政治形象与地位并不稳固，一旦东北军势力被严重削弱，张的政治形象和地位也将大打折扣，未来与蒋的斗争中将没有胜算。因些，为对应蒋的联日制共及其他军阀，张在当时采取联共制将也是有道理的。当然，在事变初期张还没有完整的计划，但张集团迅速认识到这一点，于是在共产党都加入到府中来以后，张就不再孤立了，也就有了与蒋一争短长的资本与支持者。但是张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其实很幼稚），他只是一个进步军阀，因此他的这些想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为此在西安事变中他一直没有取得主动，而最走向了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局。
建议大家去看看《张学良传奇》
可能会有结果！！！！！
看了上面许多人的评论，似乎很多人连初中历史都不知道。
比如啥子中原大战啊啥子29年啊
要知道那些时间都是在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之前，
建议大家还是先读哈历史好些
当时那个年代，中国跟本不是日本人的对手，比如说台儿庄一战，李宗仁指挥六十万军队才消灭日本一万多人，那是什么比列，诸位想想。
当时拿什么抗日？
现在说什么当年为什么不抵抗都是废话/现在要好好想想怎么收回台湾，怎么去踏平日本，以雪中国的耻辱和国仇才是正事
学良将军功,过抵消.
张学良的罪过应大于老蒋,西安兵谏是张学良洗脱罪名的一个手段,而陪蒋赴南京是对蒋介石的一个交代,因为张学良毕竟是一个军人.
我觉得有一个客观原因：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张学良率兵入关支持蒋介石，因此大部分东北军都在关内，造成东北防御力量薄弱空虚，日军因此趁虚而入。
对东北的沦陷，“张学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若要把这一切都归罪于他，则似乎太不公平，这一政策的制定者是南京的蒋介石。因为他仅仅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张不傻以他的东北军能消灭日本吗？他的选择只有撤退，老蒋也担心。
1、他不是日本的对手出于道义发出了哪张电报。
2、但是张学良在东北决对可以不听老蒋的。
3、老蒋的心腹大患是共产党什么时候才论到他。
张学良以后在西安事变中表现出来的功勋和业绩并不能给他在9.18这一天让全体中国人蒙羞的不光彩的历史改写，而对于张学良这个人的评价，也应该客观、历史的看待，不能因为他的不抵抗就否定他以后的西安事变客观促成了国共合作；也不能因为肯定他的千古功臣的地位就可以完全回避他在不抵抗中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这一点同样也适用于蒋介石。
东北军本是军阀部队。张本人就是大军阀，保存实力是其根本原则，这是军阀的本性决定的，国家民族利益是在其次的。无论老将是否命令其抵抗。例如老将命令山东军阀韩复渠守黄河，他跑到的比兔子还快，装上几大车金银珠宝，带上一群小老婆望风而逃。
张学良不战自退,即使他说的天花乱坠,也无法解释清楚。在这一点上，他跟自动放弃山东的韩复渠没什么本质区别！“西安事变”只不过他的一块遮羞布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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