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有为与梁启超之间的恩怨
康、梁关系的演变是耐人寻味的。应该说，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着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一唱一和康有为出生在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过为英国殖民者霸占了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那样没有文化。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据清朝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康有为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光绪皇帝虽然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却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已33岁的康有为。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可以说是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龄较大，但因科举考试不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心中自然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自然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于是，不少优秀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便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从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不过，此时师弟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过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却也种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
若出两人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因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这次改革又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之是从，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着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着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
最主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共和制，还是立宪制？当时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表达出各自的观点。此时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坚持中国应实行“虚君共和”，但不久，随着革命的发展，梁启超便把自己的主张改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而康有为依然固执己见，不愿与时俱进，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不过，这段时间，梁启超对康有为虽有不满，但矛盾没有公开，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二人关系严重恶化。
公开辩难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对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康有为“触目伤心”，非常看不惯。为了恢复封建教化与伦理纲纪，他继续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调子，将孔子看做国粹和国魂，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甚至要尊孔子为教父。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下，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甚嚣尘上。袁世凯支持康有为尊孔读经，目的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但康有为却以为只有溥仪才能做皇帝，故早在1914年3月间，康有为就同张勋暗中谋划，欲复辟清朝。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没让溥仪做皇帝，而且公然自称洪宪皇帝，康有为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毅然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
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便在全国一片叫骂声中，呜呼哀哉了。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同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之间发生府院之争的机会，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史称张勋复辟。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名列通缉令中。康有为只得躲在外国使馆和租界里做诗品画，直到1918年，在得到北洋政府的特赦之后，才敢走出租界。
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一方面欲与国民党相抗衡，另一方面则欲监督和引导袁世凯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之后，觉得不过瘾，还想尝尝做皇帝的滋味。一班无耻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后，立即组织筹安会，借讨论国体问题，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针对社会上的这股复辟逆流，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拿着20万元的银票，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梁启超却不为利诱，毅然发表。
同时，他还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
1915年12月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在此前后所发表的许多通电，均为梁启超预先草拟。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又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护国战争很快便取得了胜利。
与其师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做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逢蒙曾向后羿学习过射箭技术，后来却害死后羿。）康有为通过这首诗表达对弟子梁启超的愤怒。
貌合神离康梁公开辩难及交恶之后，刘海粟等人积极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但这不过仅维持着师弟之谊而已。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启超虽然因事未来，但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在寿联里，梁启超暗将康有为比做孔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喜好。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及师弟之间真挚的情感，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
祝寿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尽，3月31日，康有为便逝世于青岛。梁启超闻讯之后好生伤感，因见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赶紧电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礼。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这篇情深义浓的悼文里，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晚年的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之间关系有所缓和，但表面上诚挚的师生友谊并不能掩盖二人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晚年的康有为依然没有从溥仪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继续鼓吹尊孔复辟。1924年10月23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康有为则指责道：“挟兵搜宫，何以立国？”并不顾年迈体弱，由上海赶往溥仪在天津的住所张园，“觐见圣躬”。溥仪生日时，康有为再赴张园祝寿。康有为70寿辰的前一日，溥仪遣人送来“岳峙渊清”匾和一柄玉如意，以示祝贺。康有为受宠若惊，“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
对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大革命运动，他则称之为暴乱，“俄化”，甚至在他去世前夕，还致电反动军阀张宗昌，要他先发制人，“用重兵”，对抗已逼近上海的北伐军。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却反对复辟倒退，维护共和，追求立宪，他认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封建帝制再也不可能在中国复现，自从清帝退位以后，“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尽管民国还存在种种黑暗，并不是真正的民国，但总比封建帝制要好，他坚信社会潮流浩浩荡荡，一往无前，民国比封建进步，这种观点比起康有为的复辟论调，要进步得多。
康梁之间的恩恩怨怨，原因何在？
梁启超曾从思想、性格及思维方式上找原因，认为康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应该说，梁启超的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参考文献：《人民网》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不仅表现在维新变法、议会民主、个性解放等新思想的迅速传播，而且反映在人们对变法失败原因的多方面的反思。反思历史才有可能创新历史。历史的当事人对其历史的反思则更值得关注。
一对梁启超来讲，戊戌变法的失败真可谓是刻骨铭心，对他一生的思想和行为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从1898年9月26日亡命日本起，他的许多论著都对变法进行了这样那样的评论，个别论点真是入木三分。到达日本不久，他就写了《戊戌政变记》，就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全面论述了这场变法的经过和成败得失，成为今天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第一参考书。但从总体上来讲，梁启超反思最多的是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他不同意当时国内外流行的一些观点，对变法的夭折有自己系统地看法。
梁启超在日本看到不少报刊在论述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时，归之为康梁维新派“急激误大事”，于是他一方面向一些名人要员致信，驳斥这种观点，一方面著书刊文，陈述变法失败的要害不是他们太激进，而是变法不彻底。
梁启超将改革分为激进和温和两种，认定他们的所谓激进改革可以救中国，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温和改革不能有成效。他认为，李鸿章搞的练兵、开矿、设厂、修铁路、办学堂、派留学生，都没有抓住变法的根本，因而不可能国强民富，反而变出许多问题来。其称：世之所谓温和改革者，宜莫如李、张矣。不见李鸿章训练之海军洋操，所设之水师学堂、医学堂乎？张之洞所设之实学馆、自强学堂、铁路局、自强军乎？李以三十年之所变者若此，张以十五年所变者若此。然而再假以十五年使如李、张者，出其温和之手段，以从容布置，到光绪四十年，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于国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则与不改革何以异乎？梁启超认为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抓住根本，全方位地变法，像李鸿章、张之洞那样修房补漏式的“温和”改革，只能越改越乱。他沉痛地指出：（李张等人）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枝枝节节以变之，则虽使各省得许多督抚皆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才识，又假以十年无事，听之使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所为，则于中国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盖国家之所赖乎成立者，其质其繁。故政治之体段亦甚复杂，枝节之中有根干焉，根干之中又有总干焉，互为原因，互为结果。故言变法者，将欲变甲，必先变乙，及其变乙，又当先变丙，如是相引，以至无穷。而要之，非全体并举、合力齐作，则不能有功，而徒增其弊。譬如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梁栋崩折，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呜呼可哉？梁启超对李鸿章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李鸿章晚年也承认他所办的洋务只是一座“纸糊的房子”，经不起风吹雨打。问题的实质在于梁启超是以此来证明李鸿章这种“温和”的改革不可能使中国富强，反而越改越糟，而只有他们那种激进的变法才是最正确的。那么，梁启超何以会失败呢？善于立论的梁启超的逻辑推理是：第一步，以李鸿章的温和改革失败为证据说明他们激进的改革本身没有错；第二步，再论证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将这种正确的激进的变法主张真正贯彻下去。具体是：（一）布新而不除旧。无论是李鸿章等人的温和改革，还是康有为式的激进改革，梁启超都认为是只布新而不除旧，结果新旧相间，矛盾百出，最后必然失败。梁启超十分形象地指出：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如病者然，其积痞方横塞于胸腹之间，必一面进以泄利之剂，以去其积块，一面进以温补之剂，以培其元气，庶能奏功也。若不攻其病，而日饵之以参苓，则参苓即可增病之媒，而其人之死当益速矣。
改革就是新与旧的斗争，新的代替不了旧的，则必然是旧的扼杀掉新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除旧比布新还要难，因为除旧即意味着损害一部人的利益，夺掉和旧体制相联系的那一部人的饭碗，必然引起大的社会振荡。梁启超也十分清楚，认为“除旧弊一事，最易犯众忌而触众怒”，所以整个戊戌变法时期，布新有余，除旧不足，所谓改革就成了一句空话。
（二）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梁启超认为，整个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和他提出的变法措施都是正确的，只是由于光绪皇帝无权，很难推行。真正贯彻了的百无其一，仅为一些具体事的变革，而非整体法律制度的更新。而且执掌这些法律制度的官员更无从全局上更换，谈不上什么“变人”。于是好法不能变，好法无人行，则失败成定局矣！他深情地写道：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故先生（指康有为）所条陈章奏、统筹全局者，凡六七上，其大端在请誓太庙以戒群臣、开制度局以定规模、设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其他如迁都兴学、更税法、裁厘金、改律例、重俸禄、遣游历、派游学、设警察、练乡兵、选将帅、设参谋部、大练海军、经营西藏新疆等事，皆主齐力并举，不能枝枝节节而为之。……无如下有老耄守旧之大臣，屡经严责而不恤，上有揽权猜忌之西后，一切请命而不行。故皇上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使不然者，则此三月之中，旧弊当已尽革，新政当已尽行，制度局规模当已大备，十二局之条理当已毕详，律例当已改，巨饷当已筹，警察当已设，民兵当已练，南部当已迁都，参谋部当已立，端绪略举，而天下肃然向风矣。
梁启超笔端常带感情，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他变法时的激情和变法没有实现的无限痛心。但变法是实实在在而又极为艰难的事情，尤其在封建制度根深蒂固的中国，想三个月就取得成功，是太富于理想了。何况光绪皇帝无权，即使有权有势也不像梁启超在这里论述的那么简单。梁的书生气于此可见一斑。
那么，是不是康梁等人太激进而遭至戊戌变法的失败呢？当然不是。梁启超的反驳和推论是有道理的。当前，仍有一些学者也认为“激进”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这很难令人接受。反过来讲，假如康梁的变法主张温和一点，变法的速度再放慢一点，变法就可以成功吗？肯定也不会成功。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康梁维新派的变法内容和具体策略上，而在于当时没有出现一个使变法成功的整体的社会环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强大的促进改革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从维新派本身去寻求失败的原因，是从枝节上来找，自然进入了误区；从中国社会本身去考察，才可能合理地去解释变法为什么会失败。梁启超缺少这方面的思考，在反思这场维新运动时总是就事论事，显得力不从心。不过，我们再看一下他的具体分析，也还是发人深思的。
二关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具体原因，梁启超归之为两条：一是光绪皇帝无权；二是守旧官僚反对。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至少在十几处谈到光绪帝无权，变法无法推行。他还讲谭嗣同入主章京时，不信光绪无权，当实地考察之后，才告知梁启超皇帝无权是事实。在梁看来，如果光绪皇帝有权，他们的变法肯定会成功。因而他逃亡日本后，竭尽全力歌颂光绪帝的圣德，幻想有一天光绪帝重新掌权，他们好再变法维新。公平地讲，光绪帝如果真有权，维新变法会有很大的进展，但也绝不可能成功。充其量是王安石变法的重演，宋神宗一死，一切照旧。而且，1898年的中国，较王安石变法时的社会状况更为复杂。善于理性思考的梁启超在这一点上是少了一点理性。
19世纪末叶的清廷官僚缺少进取精神，所以成为改革的一大阻力。这一点，梁启超看得非常清楚。他将当时的守旧官僚分为三类：第一种是“懵然不知所谓五洲者。告以外国之名，犹不相信；语以外患之危，则曰此汉奸之危言悚听”。第二种是知道外患可忧，“然自顾七八十之老翁矣。风烛残年，但求此一二年之无事，以后虽天翻地覆，而非吾身之所及见矣”。第三种是即使我在任时亡了国，“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则吾之富贵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论一倡，则吾目前已失舞弊之凭藉，且自顾老朽不能任新政，必见退黜，故出死力以争之”。梁启超记述了有关张之洞的一段小故事：有湖南某君谒张之洞诘之曰：“列国果实行分割之事，则公将何以自处乎？”张默然良久曰：“虽分割之后，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也！”某君拂衣而去。吾今又有一言告于读此书者，若不能知中国全国二品以上大员之心事如何，则张之洞此两语其代表也。
这里暂不去研究此故事的真实程度，梁用此以形象地说明晚清多数官僚的守旧顽固、苟且偷生的心态是千真万确的。即使如张之洞，在晚清可谓有所作为的封疆大吏，但其改革进取的精神也是有限的。因而，康梁维新派实在是处于汪洋大海的守旧官僚包围中的一个小小的孤岛上，其不可能使变法成功。梁启超哀叹道：“呜呼！全国握持政柄之人，无人能出此三种之外者，而改革党人乃欲奋螳臂而与之争，譬如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衄也，得乎？！”改革是社会的重新整合，说到底是权力的再分配和利益的再调整，新旧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梁启超深深感到，他们变法中的每一项改革，都惹恼了守旧派，顽固官僚纠集起来拼命反对。梁在《戊戌政变记》中一口气列出了13条之多，择其要者如：（一）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呼吁光绪帝要尽快召集群臣，明定国是，变法维新；破格大量选拔维新人才，推进变法进程；设立制度局，出台新的法规章程，并下设学校、农商、法律、统计、矿政、工务、邮政、铁路、武备、造币、社会、游历12局，策划变法。这里虽还没有提出裁撤旧的官僚机构，但顽固官僚已意识到是夺他们的权，砸他们的饭碗，立即上奏反驳，并造谣中伤康有为等人，恨不能早日杀康有为、梁启超。梁启超描述当时的情形说：举京师谣言纷纭不可听闻，皆谓康有为欲废京师六部九卿衙门。彼盈廷数千醉生梦死之人，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其实康有为不过言须增设新衙门耳，尚未言及裁旧衙门也。而讹言已至如此，办事之难可以概见矣！面对守旧官僚的拼命反抗，光绪帝曾力所能及地予以对抗，但他们“欺皇上之无权也”，根本不予理睬。
因而，没有强有力的权力为后盾，要改革成功仅是一种幻想。
（二）1898年4月17日，保国会在北京成立，聚集在粤东会馆的200余名激进分子，发表演说，声泪俱下，有力地推进了维新变法。但也引起守旧派的仇视。他们一是著文驳斥保国会的主张；二是成立“非保国会”与之对抗；三是造谣生事加以破坏。梁启超视此为守旧派发动政变的最重要一个原因。
（三）废八股。为了培植新的革新人才，康梁曾一再提出改革八股取士制度，但引来了靠此升官发财的士人的群起而攻之。梁启超称：“梁启超等联合举人百余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书达于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达于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不代奏。当时会试举人辇彀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凡被殴击。”这种社会大动荡，是梁启超所没有预料到的。所以，进步的合理的政策不一定就会赢得社会的广泛支持，历史的曲折性往往就在这里。
（四）寺庙改学校。梁启超记云：“中国之淫祠，向来最盛，虚糜钱帑，供养莠民，最为国家之蠹。皇上五月间下诏书，将天下淫祠悉改为学堂。于是奸僧恶巫，咸怀咨怨，北京及各省之大寺，其僧人最有大力，厚于货贿，能通权贵。于是交通内监，行浸润之潜于西后，谓皇上已从西教。此亦激变之一小原因也。”我们且不论此项改革是否正确，但一旦变革即会引起操此旧业者的群起而攻之，这真令梁启超头疼。
（五）湖南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超记称：“先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湖南学政江标、徐仁铸，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及湖南绅士熊希龄、谭嗣同、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等，在湖南大兴改革，全省移风。而彼中守旧党人嫉之特甚，屡遣人至北京参劾。于是左都御史徐树铭、御史黄均隆，相继入奏严劾。皇上悉不问，而湖南守旧之焰益炽，乃至哄散南学会，殴打《湘学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积谋数月，以相倾轧。”
（六）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入主军机，操办改革事宜，守旧大臣为之“侧目”。
严格意义上讲，梁启超所列举的这些情况并不是造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改革必然引起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是正常现象。上述这些改革举措基本上是必要的、及时的，可指责的地方并不多，则更不能列为变法夭折的动因。只有改革政策出现大的失误，才可与最后的失败联系在一起。梁启超在这里将因果关系弄颠倒了。
但是，透过梁启超的这些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守旧派太强，维新派太弱，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因而，梁启超回首往事，深感人才不足，民智未开。他明确指出：中国今日之大患，苦于人才不足。而人才所以不足，由学校不兴也。京师既设大学堂矣，而无中学、小学、师范学、乡学，则所成就无几也。
又称：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民之愚由于不读万国之书，不知万国之事也。欲救其弊，当有二端，一曰开学校以习西文；二曰将西书译成汉字。二者不可偏废也。然学校仅能教童幼之人，若年已长成，多难就学；而童幼脑智未启，学力尚浅；故其通达事理，能受学力，又每不如长成之人。且主持现今之国政者，在长成人而不在童幼人也。故欲实行改革，必使天下年齿方壮、志气远大之人，多读西书通西学而后可。
概而观之，梁启超是沿着权力、人才、民智的基本思路去反思戊戌变法的。这影响了他20世纪初年乃至终身的思想政治观点。梁启超由光绪帝无权构成了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引申出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开明专制论”；由人才不足，形成了他终生为之倡导的办学校、兴教育；由民智未开导致了他孜孜以求的开民智、育新民。可见，反思历史的角度直接影响反思者新观念的形成，而新观念的形成又左右着反思者的视角。
三百年来对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分析，基本和整个研究队伍历史观的演变联系在一起。史观作为对历史的一种总体的抽象的认识，在解释历史时就具有关键意义。不同史观对历史的解析就完全不同。梁启超在反思维新变法时大体是将历史事变中的核心人物视为重中之重，因而认定光绪帝的无权导致了变法运动的流产。这种看法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颇为流行。出版于1923年的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在论及戊戌政变时称：政变之总原因，盖出于光绪帝之怯懦，无权无勇，积威所施，不克自拔，慈禧以玩偶视之，一有异动，则随其喜怒而置焉！[3](p2124)在萧一山的笔下，戊戌变法就是帝后党争。他评述了中法战争以来的帝后争斗情况后写道：“帝后两党政权之争，由来已久，戊戌维新，特西后有意纵容之，以作废立之口实耳。”[3](p2128)20世纪30年代，陈恭禄编写过一部《中国近代史》，在各大学作为教材，流传甚广。其在分析变法失败原因时云：康梁之徒，欲以最短期内铲除千余年之积弊，俾中国欲为强国。梁启超述其师语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大变。”其视事也，若此之易，实无政治上之经验。……而康梁诸人不知环境之阻力，偏于理想，多招忌妒，终则一无所成，其人固无经验之书生也。
萧一山、陈恭禄都是近代较有影响的史学家。无论将变法失败归之为光绪帝软弱，还是记账于康梁书生气十足，但基本没有超出梁启超的思维定势，从变法中的核心人物身上找原因。
四五十年代，革命史观为多数史学工作者所接受。这种史观将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归结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近代社会的一切变化都是围绕这场革命而出现的。戊戌变法运动自然是这场革命中的一个小小的链条。
用革命史观去认识和探讨变法的失败，产生了一些新观点。这里摘引两段较具代表性的论点。
其一：“在当时的中国历史条件下，戊戌变法运动是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和进步意义的。但这个运动主要的是代表了当时从地主官僚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所以只能是一种软弱的改良主义的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人，看不见农民革命的力量，他们所企图的都是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抵制农民的革命。他们和当权的封建势力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只是要求封建统治势力让出一点位置来给新起的资产阶级。这样脱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软弱的改良主义运动，注定了只能得到悲惨的失败。
其二：维新运动只是少数人的运动。他们不仅不接近广大的劳动群众，而且与广大劳动群众对立。康有为公然诬蔑18世纪法国人民的民主主义革命为“无道之甚”，替满清封建统治者策划防治中国人民革命的方法。维新运动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只依靠载tián＠①这样一个无权无力的皇帝下命令，其失败是必然的。……戊戌变法失败，宣告改良主义在中国没有出路。
参考资料：大型史料丛书《戊戌变法》
康、梁关系的演变是耐人寻味的。应该说，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着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一唱一和康有为出生在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过为英国殖民者霸占了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
那样没有文化。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据清朝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康有为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光绪皇帝虽然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却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已33岁的康有为。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可以说是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龄较大，但因科举考试不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心中自然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自然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于是，不少优秀
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便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从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不过，此时师弟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过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却也种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
若出两人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因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这次改革又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之是从，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着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着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
最主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梁启
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
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共和制，还是立宪制？当时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表达出各自的观点。此时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坚持中国应实行“虚君共和”，但不久，随着革命的发展，梁启超便把自己的主张改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而康有为依然固执己见，不愿与时俱进，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不过，这段时间，梁启超对康有为虽有不满，但矛盾没有公开，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二人关系严重恶化。
公开辩难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对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康有为“触目伤心”，非常看不惯。为了恢复封建教化与伦理纲纪，他继续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调子，将孔子看做国粹和国魂，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甚至要尊孔子为教父。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下，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甚嚣尘上。袁世凯支持康有为尊孔读经，目的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但康有为却以为只有溥仪才能做皇帝，故早在1914年3月间，康有为就同张勋暗中谋划，欲复辟清朝。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没让溥仪做皇帝，而且公然自称洪宪皇帝，康有为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毅然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
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便在全国一片叫骂声中，呜呼哀哉了。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同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之间发生府院之争的机会，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史称张勋复辟。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名列通缉令中。康有为只得躲在外国使馆和租界里做诗品画，直到1918年，在得到北洋政府的特赦之后，才敢走出租界。
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一方面欲与国民党相抗衡，另一方面则欲监督和引导袁世凯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之后，觉得不过瘾，还想尝尝做皇帝的滋味。一班无耻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后，立即组织筹安会，借讨论国体问题，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针对社会上的这股复辟逆流，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拿着20万元的银票，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梁启超却不为利诱，毅然发表。
同时，他还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
1915年12月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在此前后所发表的许多通电，均为梁启超预先草拟。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又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护国战争很快便取得了胜利。
与其师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做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逢蒙曾向后羿学习过射箭技术，后来却害死后羿。）康有为通过这首诗表达对弟子梁启超的愤怒。
貌合神离康梁公开辩难及交恶之后，刘海粟等人积极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但这不过仅维持着师弟之谊而已。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启超虽然因事未来，但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在寿联里，梁启超暗将康有为比做孔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喜好。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及师弟之间真挚的情感，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
祝寿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尽，3月31日，康有为便逝世于青岛。梁启超闻讯之后好生伤感，因见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赶紧电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礼。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
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这篇情深义浓的悼文里，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晚年的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之间关系有所缓和，但表面上诚挚的师生友谊并不能掩盖二人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晚年的康有为依然没有从溥仪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继续鼓吹尊孔复辟。1924年10月23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康有为则指责道：“挟兵搜宫，何以立国？”
并不顾年迈体弱，由上海赶往溥仪在天津的住所张园，“觐见圣躬”。溥仪生日时，康有为再赴张园祝寿。康有为70寿辰的前一日，溥仪遣人送来“岳峙渊清”匾和一柄玉如意，以示祝贺。康有为受宠若惊，“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
对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大革命运动，他则称之为暴乱，“俄化”，甚至在他去世前夕，还致电反动军阀张宗昌，要他先发制人，“用重兵”，对抗已逼近上海的北伐军。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却反对复辟倒退，维护共和，追求立宪，他认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封建帝制再也不可能在中国复现，自从清帝退位以后，“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尽管民国还存在种种黑暗，并不是真正的民国，但总比封建帝制要好，他坚信社会潮流浩浩荡荡，一往无前，民国比封建进步，这种观点比起康有为的复辟论调，要进步得多。
康梁之间的关系和矛盾:
梁启超曾从思想、性格及思维方式上找原因，认为康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应该说，梁启超的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资料来源:博正学术(http://www.xueshubook.com)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