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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
国之大器，百年不遇
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
李鸿章在国际上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很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那类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与他交谈的人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时，更折服了美国人，他们是这样描述的：这位贵宾的举动非常令人感动，他很虔诚地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了17年前与格兰特将军会面时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经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然而这却是饱含敬意的最真诚的悼词和最意味深长的告别：“别了，我的兄弟！”——李鸿章在美国所受到的接待的规格、礼遇和受欢迎的程度，是后来访过美的中国领导人如邓小平、等人无一能望其项背的。而李鸿章对美国人的友善和所搏得的美国人的好感，终于在后来八国联军事件的谈判中得到了回报。
但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只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中国移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力法》进行较大的修改中国移民在加州等地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力法》不但不给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因此我不喜欢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而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还做了许多努力，为此在1894年8月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g.亚历山大，当时的《伦敦每日新闻》曾有报道：“……他以最强劲的语言声称，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鸦片贸易。这种贸易是列强通过战争强加给中国的，中国政府根据条约不得以允许印度鸦片进入大陆。……李总督最后明确宣称：你们也许明白，如果你们停止毒害我的的人民，我们就会立即禁止他们获得鸦片。我（约瑟夫）告诉他，英国议会已经通过投票，将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华调查鸦片是否真的像有人指控的那样有害时，他气愤地回答：‘荒谬绝伦！’似乎十分的愤怒和蔑视，缓和了一下语气又说：‘任何人都知道，鸦片是有害的。’当我起身告辞时，他仍很善意地用热情的语言赞扬了英国公民为使中国摆脱鸦片所表现出来的仁慈。”这位秘书结束访谈时还发表了一通感慨中国的政治家们反映出了这个国家的国民热爱和平的精神，如果任何制止战争的手段可以找到，他们不可能为了报复而认可战争的持续。（以上资料出自同时代的《纽约时报》）后鸦片贸易为英国国会议案所禁止。
李鸿章也得到同时代优秀人物的认可，比如（在义和团之乱时）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出面与诸大臣商议对策。北京不保，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中央政权面临崩溃，国家将陷入彻底无序的混乱。为免出现这种情况，群臣合议，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中国差点驱逐满清，提前共和。
李鸿章重视西方科学，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科技知识。这批留学生曾经考入耶鲁等名校，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的代表。此外，中国的电报业也是由这批学生开拓的。李鸿章积极学习新鲜事物，如一次他召集了一群留洋回国的青年官员开座谈会，突然对数学感起了兴趣，逮了一个留洋生问他什么是“抛物线”。小伙子从函数到方程式费了好大劲解释了半天，李鸿章仍是一头雾水。留学生急了，崩出一句：“中堂大人你撒尿吗？”李鸿章不知所以，答曰：“撒，当然撒。”留学生接着解释：“那就对了，中堂大人，撒出来的尿就是抛物线啊！”李鸿章恍然大悟，哭笑不得。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时间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存在的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总算是良心发现，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对这种方法我们还缺少研究）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而且这种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tradition）来避免八国联军肢解中国的人物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但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个人。因为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化的中国作战，胜负在战争前已经决定了。
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这些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只能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直接出面做事的下人——李鸿章。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吴、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二年（1863年）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是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但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此后，淮军节节胜利。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被捕杀。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当时，北方的捻军起义正如火如荼，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而毅然裁军，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并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显然比曾氏高处一筹。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根据历史教科书以前的文章，李鸿章确乎是个卖国贼，大家也学了这种观点。而如今的社会却有“学者”在为他鸣冤，要为他平反。甚至一部《走向共和》，能够塑造出一个崭新的忧国忧民的李鸿章，也不失为一个舆论导向的强力论证了。《走》片有很多进步的一面，还原了部分历史真相，但得寸进尺，不仅“翻供”，还想进一步“美化”，也确实过了头。
李鸿章究竟做过什么事情，会有学者和媒体出面为他翻供？
翻供者的观点无非是这两条：
1。他曾经主导过洋务运动，而洋务运动是有利的。
2。他参与签订不平等条约，完全是忍辱负重，并且在谈判中竭力维护国家利益，其实是爱国的。
我的观点是：以前看待李鸿章，不讨论他的贡献，却只讨论他卖国的一面，确实有失偏颇。以前偏颇的看法，也让现在的翻供者有机可趁，希望把李鸿章一下子翻成“忧国忧民”、“忍辱负重”的爱国大臣。而翻供者的错，就错在把他翻得太远，本来他依然是个罪人，却被过分的宣扬了功劳而忘却了他的过错。
他确实有功劳，可他的功劳又真的能弥补过错吗？签订不平等条约，确实他曾讨价还价，可这真的是他被迫做的吗？他的做法真的是委曲求全，维护了最大的利益吗？
让我们分析清楚李鸿章的功过，则知道他是否真卖过国。有人会先问，只要卖过国就是卖国贼？当然也要分卖国的大小，卖国性质的严重。小层次的一次卖国，还不至于让大家骂成“贼”，而反复进行的卖国，则真是此人之过了。至于李鸿章，已经是处于卖国十分严重的层次，不是卖国贼已经说不过去了。
他的生平，我想不用过多笔墨介绍，让我们直接切入正题。李鸿章是由曾国藩一手提拔的，而最终曾国藩1872年就逝世，还没来得及参与后来的多次丧权辱国的事迹。他也因为是洋务运动的主导人物，而没有被历史所否定，唯一被诟病的，是他在早期镇压太平天国的故事。镇压农民起义当然是被gcd骂的了。而曾国藩却被毛泽东和蒋介石同声推崇，自然在历史教科书里还是会公正的评价。
李鸿章则不同。在早期受到曾国藩提拔，并且从湘军中分离出淮军，接着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后，他走的路逐渐背离他的恩师。这也埋下了湘淮两军相互争斗的恶果。
他在之后参与的事件中，逐渐暴露出他的弱点。多次处理国事的失误，也让国家更加贫乏。这也是他主政的中国，却依然在不断的走下坡路的原因。如果不是中国还有左宗棠、冯子材、邓世昌、林则徐等民族英雄的支撑，中国只会沦陷得更加快。左宗棠大骂李鸿章“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骂得不仅狠而且对，李鸿章就是因为过于妥协，而落了个千古骂名。
李鸿章做对了什么？他和曾国藩等人主导了洋务运动，虽然最终没有改变国家羸弱的事实，却依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很明确的自强道路。这是他最应该肯定的。其次，他曾出面签订条约，作为谈判者，他确实曾为国家利益而讨价还价。部分决策，也是可以说是对的。他当然也很不愿意把台湾割让出去，但迫于历史形势，大战初败，无奈答应了日本的狂妄要求。但他在日本时还是尽力谈判，还挨了一枪，可以说保住了他的一些颜面。
李鸿章做错了什么？这些错误依然是致命的。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政策依然让国家继续走向衰弱，国家继续割地赔款。卖国最大的罪证，在于他曾经想放弃新疆。沙俄侵略中国，土地占领最多。中国如今收复了大部分土地，却唯独俄罗斯的大片领土无法收回，还独立出去了一个蒙古。这真是让人难受的事情。而李鸿章在当时却目光短浅。当沙俄煽动新疆叛乱时，李鸿章居然主张放弃新疆领土：“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其根本就没有了解到沙俄的野心如此庞大，除了新疆外还要蒙古还要东三省，如果不及时给这只黑瞎子一个彻底的教训，今天的中国怕是只能哀叹我西域上百万领土，犹如哀叹那外兴安岭库页岛一般。左宗棠却大丈夫气节，不仅主战而且亲自带兵前往，随行还带上一具棺材，以表示不收复新疆就不回来的高尚情操。最终在晚清风雨飘摇的时代，中国居然取得了如此大的胜利，收复了丢失的最大一片领土。左宗棠也由此和李鸿章划清界限，民族英雄左宗棠也因此诞生，民族罪人的称号也降临在李鸿章的头上。
再说甲午中日战争。这战争是如何爆发的呢？伏笔是在10年前李鸿章签订的《天津会议专条》。1884年底，朝鲜爆发甲申事变，成立了亲日政权。而当时的清朝应朝鲜的邀请，派兵击溃日军，并且让朝鲜国王恢复王位。1885年2月，伊藤博文前来中国谈判，而李鸿章作为谈判者和条约签订者，却在有利的情况下采取了妥协的方针，签订内容有三：1。议定两国撤兵日期；2。中、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3。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
这关键的第三条，让日本获得了和中国相同的特权，也是胜利者中国向失败者日本的一大让步！这就是李鸿章的一大败笔，他因此该为整个事件的发生负历史责任。10年后日本向中国开战的借口也就在此。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李鸿章听了国贼袁世凯的报告后，作出错误的决定，只派聂士成1500人进入朝鲜。而日本却持续派兵到8000人。这样促使了中日战争的爆发。虽然有聂士成的多次获胜，但由于得不到其他部队的支援，清军陆地上依然惨败。在战争开始后，他曾多次要求英国进行调停，却最终失败。调停的原因，一是不愿意战争损害个人利益和慈禧的寿诞；二是知道自己的海军依然是羸弱不堪一击，害怕暴露家底。而战争最终进行了。他虽然在战前的舰队准备上有贡献，却依然没有得到慈禧的青睐，钱宁愿放到颐和园也不愿意为舰队购买物资。这样的背景，海战不输才怪。而甲午海战的失败，李鸿章也要付主要责任。外交上的失利或许还有客观原因，但用人上的错误则肯定是他的过错。李鸿章用人来自两块，一块是德国留学生。殊不知这些留学生远逊于东洋留学生，德国人都看不上眼，认为有辱清国尊严（取自姜鸣的说法）。另一块来自于淮军的当年部属。他的错误任命导致一些无能的官员贻误大局。对于战争的指挥，要求军队死守威海卫，最终舰队自成瓮中之鳖，全军覆没。
中法越南战争爆发时，淮军的潘鼎新被命令守卫镇南关，结果法军一来即撤退，并且大肆抢掠周边平民。张之洞则调动冯子材、王孝祺来反击，最终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这时候清政府又要见好就收，李鸿章主张讲和，签订了丧失越南宗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张之洞也因此和李鸿章不和。法国本来是失败者，却获得了有利的条约，这也就是主和派李鸿章的大过错。
纵观李鸿章的作为，可见他多半是希望调停主和，尽力避免战争。而最终导致的是中国在19世纪末继续沦陷，这和他错误的指挥和消极的调停有着必然的联系。出卖新疆、甲午惨败和中法胜而败，都是李鸿章卖国的最大过错。若是说什么能够弥补他的过错，我认为他的进步思想是值得肯定的。可惜他生错了时候，判错了局势。
另外他的贪污和官僚之道也是极其深刻的。民间有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说法，虽然他的财产无法估计，但他在家乡购买了大量土地和房屋也证明了他的巨资。这一点我不是很清楚，不作评论。
提倡了洋务运动～科技兴国，这是优点。缺点就很多了主要是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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