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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具影响得人物之一。他从湖南一个偏僻得小山村以一介书生进京赶考，二十八岁便靠中了进士，从此以后，他一步一个台阶地走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直到一品官位。
曾国藩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由乾隆盛世走向没落、衰败的转折时期，此时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交相煎迫。曾国藩曾因母丧返乡，却恰逢太平天国横扫湖湘大地，清王朝统治岌岌可危，曾国藩趁势在家乡组建了一支湘军，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清王朝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至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曾国藩一生功过，让人争论不休。他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先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大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但也有人骂他是民贼、元凶、汉奸、民族罪人、擅权滥杀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可谓毁誉参半。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时，就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斥其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等等，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一无是处。
让后人产生疑问的是：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手握重兵，掌握地方大权，有没有过推翻清王朝并取而代之的想法？他不但自己不做皇帝，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主动解散了湘军，并强迫曾过荃离职回家。
曾国藩为什么要这么做？一般认为有三点原因：
第一、是他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使然，他深受晚清理学大师唐鉴的影响，起兵的目的相当明确：就是保卫明教；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保卫清政府。其个人追求是做一个中兴之臣，封侯拜相，光宗耀祖。曾国藩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浸染。他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尤其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教，不耻下问，博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由于他博览群书，涉猎文献，所以在政治上有自己的独特观点：若要统治者“内贤外王”，就要自如地运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他推崇程朱理学，曾提出治理天下的办法，涉及吏治于廉洁、选材与用材、物质与财用、兵力与兵法等。尽管其手下部将王闿运、曾国荃等屡次劝进，都被他严辞拒绝。
第二、是称帝条件不具备。南有曾国藩，北有僧格林沁，这两人被清王朝倚为肱股之臣。当时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最受器重，拥有一支以强大的骑兵为主的庞大队伍，不同于八旗兵，战斗力极强，而且部署在中原河南腹地，虎视东南，也使曾国藩不敢轻举妄动。
第三、曾国藩起兵是以保卫明教和忠君保国相号召，一旦称帝，实属不忠不义，大逆不道，人心必失。就湘军内部来说，左宗棠名下者为楚军，李鸿章名下者为淮军，湘、楚、淮虽有关联，但湘军实已分裂。以英国为首的国际在华势力已决定扶持清政府。这些因素，曾国藩不会考虑不到。因此，尽管曾国荃等一再劝其取清王朝而代之，曾国藩仍打定主意不为所动。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知识分子。他认为“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
这些是他成为清朝中兴名臣的思想基础。曾国藩从外表而言，也是典型的知识分子：“貌之过人者，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
曾国藩没有称帝野心，只做中兴之臣，客观上对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强侵略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现在的南京）被攻陷后，还有余部三十万人活动于各地，北方的东西捻军方兴未艾。国内动乱频仍，外国列强环伺中华，虎视眈眈，内忧外患之中，如果曾国藩乘机称帝，战乱又起，中国统一的前途和命运又会经历更多磨难，人民更会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仅从这个意义上讲，曾国藩也算是人民大众的有功之臣。
在曾国藩创立湘军的过程中，曾经有四次被人劝说做皇帝：王闿运两次、左中堂一次、水师统领一次。但是曾国藩都没有造反，为什么？虽有名士相劝，但曾国藩主观上并没有要当皇帝的想法。曾国藩从一个艰苦立学的农家子弟到京城高官，其被提拔之快，在满清历代都不多见，这显然与皇家的特殊重用密不可分。因此他对满清皇朝，心存感激。曾国藩的晚年接受了道家的思想。道家有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功成身退。打下南京以后，曾国藩脑子里想的就是如何功成身退，而不是怎样造反。他在劝他的弟弟回家的时候，送给他弟弟很多诗，诗的内容全部贯穿着一个内容，即功成身退。
唐浩明认为，从客观原因分析，假如曾国藩真的造反了，不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曾氏客观上不具备争夺帝位的实力，虽然他创立的湘军一时风光无量，他也官至直隶两江的最高行政长官，但他更清晰地看到，其嫡系打下南京后便彻底腐败，不可再用，而另一支嫡系水师，在未来的北方战场上，因缺乏河流可用也失去了优势。第二，湘军内部有强大的反对力量。比如左中堂的楚军。第三，朝廷的防范部署。湘军的这支部队，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满人的朝廷就对它又用又疑。在它打下南京后，对它的防范就更加加强了。第四，大清王朝最得力的部队——蒙古亲王增格林沁在打下南京后由北方迅速南下，他的目标就是盯住南京城。因此，曾国藩不造反也有他清醒、老道、谨慎的一面，他一定看到了这样一个未来的局面。比那些头脑发疯的以他弟弟为代表劝他称帝的人们，曾国藩更显得头脑清醒、目标远大，正因为这样，他不想造反。
唐浩明说，曾国藩的人生历程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层是平凡而顺遂，第二层是在快乐中度过，第三层是有事业、有成就、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天资不高且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正是凭借着自己的文化底蕴、道德原则和政治智慧在人生功名道路上做了一次智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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