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1610-1695）汉族，字太冲，号南雷，尊称为南雷先生，晚年自称梨洲老人，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
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清初五大师”。
黄宗羲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他的父亲黄尊素为万历进士，天启中为御史，是东林党人，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又下狱，受酷刑而死。十九岁的黄宗羲乃进京讼冤，并在公堂之上出锥击伤主谋，追杀凶手，明思宗叹称其为“忠臣孤子”。黄宗羲归乡后，即更加发愤读书，“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且建‘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发（疑系“林”字——笔者按）之绪”（《清史稿》480卷）。又从学于著名哲学家刘宗周，得蕺山之学。清军入关后，黄宗羲召集里中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参加反清战斗，达数年之久。失败后返乡闭门著述，清庭屡次诏征，皆辞免。
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清政府撰修《明史》，“史局大议必咨之”（《清史稿》480卷）。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真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他的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明夷待访录》一书计十三篇。“明夷”本为《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曰：“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为六十四卦中第三十六卦，卦象为“离下坤上”，即地在上，火在下。“明”即是太阳（离），“夷”是损伤之意。从卦象上看，太阳处“坤”即大地之下，是光明消失，黑暗来临的情况，意光明受到伤害。这暗含作者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愤懑和指责，也是对太阳再度升起照临天下的希盼。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是等待贤者来访，让此书成为后人之师的意思。另外，“明”就是太阳，亦称为“大明”，暗合“大明朝”；“夷”有“诛锄”之解，又有“视之不见”之解，暗含作者的亡国之痛。该书通过抨击“家天下”的专制君主制度，向世人传递了光芒四射的“民主”精神，这在当时黑暗无比社会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原君》是《明夷待访录》的首篇。黄宗羲在开篇就阐述人类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他说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也就是说，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然而，后来的君主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均见《原君》）。对君主“家天下”的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黄宗羲一生著述大致依史学、经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杂著为类，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黄宗羲生前曾自己整理编定《南雷文案》，又删订为《南雷文定》、《文约》。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及其后开始草创，并由后人和学生共同合作完成的《宋元学案》这两部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开创了中国史学上的新体裁，即“学案体”。学案体以学派分类的方式介绍一定时代的学术史，这种体裁被清人取用，成为编写中国古代学术史的主要方式。
黄宗羲（公元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州先生，余姚黄竹浦（今明伟）人。黄宗羲是明清之际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与自然科学家。
黄宗羲自云其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黄宗羲生长于书香小康之家。父亲黄尊素为明万历四十四年进士（1616），明熹宗时的御史，东林名士，因弹劾阉党魏忠贤被害。年仅十九岁的黄宗羲，袖藏铁锥，孤身赴京为父讼冤。当时，崇祯即位，阉党失势，黄宗羲在刑部大堂当场锥刺魏忠贤死党许显纯等，其事轰动海内外。
在同社会恶势力的殊死斗争中，黄宗羲初步察觉到明朝封建统治的丑恶本质。因此他淡泊功名，孜孜追求经世致用的学问。开始，他遵照父亲生前嘱咐，用三年时间，“自明十三朝实寻，上溯二十一史”，全部阅读完毕。之后，他便有计划地研读六经、历史、哲学、天文、地理、历算、音乐、数学等方面的书籍。他还拜浙东名儒刘宗周为师。刘宗周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对黄宗羲影响极大。黄宗羲学业上进很快，二十多岁时已誉满东南了。
甲午之变后，黄宗羲高扬民族气节，投身于武装抗清的斗争，并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抗清失败后，黄宗羲以清醒的头脑对国家兴亡、历史变革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反思。康熙三年，五十四岁的黄宗羲在十年前撰写的《留书》的基础上，又完成了一部启蒙主义杰作《明夷待访录》。这本书猛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断言“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主张改革土地、赋税制度，提出“工商皆本”的先进思想，批判了传统的农本工商末的观点，全书闪耀着民主主义的光芒。黄宗羲一直隐居乡间，清廷诏征博学鸿儒，聘他预修《明史》，他三次坚辞不就，致力于探讨经国济世的实学，整理和研究祖国文化遗产。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在哲学的本体观上，致力于阳明心学的总结、修正和改造，明确提出了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气一元论”，这是他最可贵的贡献。作为一位哲学史家，黄宗羲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极为重要的概括：“一本万殊”。这在他七十五岁时完成的学术巨著《明儒学案》中得到充分体现。这部著作对明朝三百年间各个学派的学术思想作了系统的、完整的介绍和评述，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学术思想史的大作。黄宗羲八十四岁那年，《明文海》问世，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部著作，共四百八十二卷，参考明朝各家文集二千多种，费时二十六年。黄宗羲著作极为宏富，据统计，他一生的著作有六十余种，一千三百余卷，数千万字。黄宗羲努力著述同时，还在宁波、绍兴、海昌等地讲学、培养学生，是浙东学派的创始人。清朝著名学者万斯同，万斯大，阎若璩等，都是他的学生。
黄宗羲一生长期坚持自然科学研究，撰写了二十余种科技类著作，在天算、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黄宗羲的天算研究主要集中在鲁王监国时期，最足见造诣的是他对元代郭守敬《授时历》所作的深入研究，著有《授时历故》、《春秋日食历》、《回回历假如》、《气运算法》等。黄宗羲在地理学方面的研究起步甚早，创修了《四明山志》，顺治十七年撰成《匡庐游录》，康熙三年写成《今水经》。他倡导走出书斋进行实地考察的科学研究方法，与顾炎武同开一代新学风。在黄宗羲的科技思想中，主张“推物理之自然”，从自然本身去寻找物理，反对祥异神化的瞽说，这些建筑在科学基础上的无神论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一位著名思想家，而‘黄宗羲定律’则是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概括出来的。何谓“黄宗羲定律”？意思是说，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黄宗羲指出，封建赋税制度有“三害”：“田土无等第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积重难返之害。”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一层剥削；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如何从制度上防止“黄宗羲定律”重现？叶青教授认为
黄宗羲（1610年－1695年），字太冲，號梨洲，世稱南雷先生或梨洲先生，浙江寧波餘姚明偉鄉黄竹浦（今黄埠鎮）人。明末清初經學家、史學家、思想家、地理學家、天文曆算學家、教育家。黄宗羲與顧炎武、王夫之並稱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明末清初三大儒）；與弟黄宗炎、黄宗會號稱浙東三黄；與顧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並稱為“明末清初五大師”。黄宗羲亦有“中國思想啟蒙之父”之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