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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余姚龙泉山腰，有四石碑亭，为四位先贤而筑。其中一亭的碑文是：明遗献黄梨洲故里。楹联：孝子忠臣祀典千秋列东庑，儒林道学史家特笔著南雷。横额：名邦遗献。这座碑亭是为明末黄宗羲而建。
黄宗羲（16l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宁波余姚明伟乡黄竹浦人。父尊素为“东林”名士，被魏忠贤陷害。他受遗命问学于刘宗周。十九岁人都讼冤，以铁锥毙伤仇人。他领导“复社”成员坚持反宦官权贵的斗争，几遭残杀。清兵南下，他召募义兵，成立“世忠营”，进行武装抵抗，被鲁王任为左副都御史。明亡后隐居著述，屡拒清廷征召。他与孙奇逢、李顒并称三大儒。学问极博，对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以及释道之书，无不研究。史学上成就尤大。所著《明儒学案》，开浙东史学研究之风气。在哲学上，反对朱儒“理在气先”之说，认为“理”不是实体，只是“气”中的条理和秩序。但认为“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又说“盈天地皆心也”，具有泛神论倾向。以为“致良知”之“致”字即是“行”字，反对“测度想象，求见本体，只在知识上立家当，以为良知”。揭露了君主一个私有天下产业的罪状，作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大胆结论。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肯定“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改革土地、赋税制度。反对传统的农本工商末的观点，强调工商皆本。这种政治历史观在当时有进步意义。文学方面，强调诗文必须反映现实，表达真情实感。著作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集》等。
黄宗羲在1668年，接受宁波学者万泰、陈同亮、陈夔献等邀请来甬，在白云庄“证人书院”讲学。在此期间，他还在范钦曾孙范友仲的帮助下，冲破范氏严格锁阁的族规，成为破例登上“天一阁”读书的第一个外姓人。他不但接触了天一阁全部藏书，还亲手编著了《天一阁书目》，撰写了《天一阁藏书记》。
黄宗羲作为浙东史学鼻祖，治学的特点，是从儒家经义和纯粹理学的框框中解脱出来，提倡以六经为根祗，兼谈历史，贯通经史，通达古今，经世致用，为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黄宗羲一生追求正义，充满乐观精神。他在《山居杂咏》一诗中云：
锋镝牢囚取次过，依然不废我弦歌，
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
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
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传人问胜着多。
黄宗羲一生中轶事颇多，在民间广为传颂。
明末天后年间，太监魏忠贤专权，独揽朝政，排斥异已，一批正直朝官被捕被杀，接连酿成震惊中外的“六君子”、“七君子”惨案。黄宗羲父亲黄尊素，就是被冤杀的“七君子”之一。黄宗羲见父亲被害，为国优家仇而发愤读书。明以前二十一史以及诸子百家俱已了然胸中。十九岁那年，闻说崇祯接位，便草似了向朝廷讼冤的奏疏，辞别故里，只身赴京申雪冤屈。
这时，朝廷为平民愤已将魏阉一党伏法。黄宗羲便上疏朝廷，请求追究魏党余逆。于是朝廷下旨刑部，究治许显纯、李实一伙。
这天，刑部大堂大开正门，审讯许显纯、李实，旁听百姓成千成万，黄宗羲也在其中，可是，刑部碍于许显纯是孝宗皇后外甥，问案软弱无力。许显纯在铁证面前仍是百般狡赖。黄宗羲见此忍无可忍，大吼一声：“逆党！你害死我父，铁证如山，还敢狡辩！”从抽中抽出铁锥，猛刺许显纯道：“我看你从实招与不招！”锥锋至处血流遍地，吓得许显纯跪地叩头：“愿招！愿招！”可是，许显纯写了招状后，仍有恃无恐，他对刑部道：“下官虽属逆党，诬害同僚，罪有应得。但下官乃是孝宗皇外甥，系皇亲国戚，朝廷曾有明律，自应得到免罪。”刑部大员见说，只是“这个这个”地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黄宗羲见状，便向刑部申诉道：“许显纯与魏逆勾结，连成死党，丧尽天良，满朝忠良尽死其手，实为恶贯满盈。天纲恢恢，自应与魏党同处论斩。历朝早有明训：法不阿贵，何况外戚。大人自宜为国除奸。倘若放虎遗患，百姓怎能答应，后果那堪设想！”
刑部见黄宗羲说得慷慨激昂，句句是理；又见众学子、百姓怒目如火，便也壮了胆量，判决许显纯、李实同处斩刑。
当天深夜，黄宗羲正在灯下看书，只听一阵笃笃叩门声。他开门一看，只见一个人如鬼影般闪了进来，对黄宗羲道：“我是你父昔日同僚，亦是李实之友。他家托我带三千黄金给你，以补当日诬害你父罪过，只望你勿再追究李实之罪。”说罢，提上金来。
黄宗羲一推黄金，说：“这三千两黄金能买屈死的冤魂吗？能买国泰民安吗？李实罪有应得，欲想侥幸，休想！请！”立即把那人连同黄金推出门外。然后，他奋笔疾书，把当晚之事，写了一本奏章，向朝廷揭露李实欲施贿赂之罪。朝廷准奏，下旨刑部复审，追究李实贿赂罪。大堂上，李实还想狡辩，忽见黄宗泰从袖中抽出利锥，吓得连喊：“愿招！愿招！”
两逆斩首之日，黄宗羲偕同被害朝官子弟，设祭狱门，祭奠忠魂。一时间，香烟缭绕，哭声震天。黄宗羲把众狱卒召集一起，晓以大义，然后问道：“你等作恶，虽属受人指使，但罪责难卸。只要你等讲出谁是杀害黄尊素的凶手，其余免究！”
众狱卒见问，便把两个吓黄了脸的狱卒推了出来。颤声道：“是叶咨和颜文仲亲手用毒药害死黄尊素的。”二狱率连忙跪倒在地，大喊“饶命！”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黄宗羲大喝一声：“恶贼！岂可饶你！”抽出利锥猛刺，便把两个狱卒刺死狱中，以祭奠先灵。
第二天，崇祯皇帝宜黄宗羲到金殿，说：“卿少年有为，为父报仇，为国除奸，有功社稷，精神可嘉。孤封你……”
崇祯皇帝还未说出，黄宗羲即插言奏道：“为国除奸，为民雪恨，为父报仇，巨子之责，何功之有。宗羲不愿为官，愿扶榇南归，尽孝于乡。”
就这样，黄宗羲不受封赏，毅然扶栋回到余姚，将父亲的遗体安葬在化安山。
黄宗羲毅然回乡之后，攻读史经，练习武功，关心国情。可是从京城不断传来坏消息。原来，魏党头目阮大铖以重金贿赂朝廷升官，在南京弄权作威。此时，清兵陈于关外，内忧外患，朝政日非。黄宗羲联合南京大学生一百四十人，组织“复社”，起草《南部防乱揭》，笔伐阮大铖，掀起一场轩然大波。阮大铖恼羞成怒，下令捕拿有关人士，黄宗羲等人都被投进囚笼。这时，明朝已日薄西山，终被李自成所灭。卖国贼吴三桂弓贿兵入关，一时风声鹤唳。正欲加害黄宗羲等人的阮大铖，趁乱逃之夭夭，黄宗羲也便在乱中脱身，返回浙东，回归故里。
黄宗羲一回到余姚，就闻报清兵已侵占北京，挥师南下，即将祸及浙东。眼看山河破碎，黄宗羲忧心如焚。想起明王朝父亲被害，自己被囚，恨满胸中。但他思虑再三，终以国事为重，义无反顾地变卖家产，欲起义军抗清。旁人劝他：“如此腐败的明王朝，已被它害得够苦，何必再去保它。”黄宗羲答道：“个人恩怨事小，社稷存亡事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怎可不保！”他亲自在余姚、绍兴一带招募了五百多名义士，树起“世忠营”旗帜，与官兵一起联合防守钱塘江，保卫正在绍兴监国的朱后裔鲁王。他向鲁王多方献策，作了“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颁布浙东。后来，终因清兵势大，寡不敌众。黄宗羲见大势已去，被迫移驻四明山，结寨为营，驻兵杖锡寺，作长期抗清打算。
黄宗羲住在杖锡寺，每日读书练武。一天，黄宗羲踏勘四明山地形，信步来到离杖锡寺不远的静修寺。
静修方丈是位有道的高僧，平时十分钦佩黄宗羲的为人。今见黄宗羲来访，便热情款待，纵谈形势，十分融洽。待告辞已是傍晚时分了。方丈从床柜内取出一个黄包袱递给黄宗羲道：“这是先人留下的书籍，留你作个纪念吧。”
黄宗羲接过包袱，道：“多谢大师的厚意。人如萍水，还望大师赠几句真言。”
方丈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道：“鱼近水则嘻，树近土则活；子近母则健，臣近君则强。请君好自为之。”
黄宗羲回到杖锡寺，打开包袱一看，原来是几本书籍。书里记载着地理形胜，十分欣喜。细想方丈之言，想到自己是明朝左都御史，理应追随鲁王左右，抗清保明。
第二天，他把山寨交给部将，自己轻装到舟山保鲁王去了。
经过与清兵几次死战，终因寡不敌众，连连失败；又闻报他的四明山寨被火烧毁，部将殉职。黄宗羲知道大势已去，复明无望，长叹一声，回归余姚，避居于化安山，侍奉老母，开始他著述讲学的生涯，写成了《明夷待访录》、《明儒待访录》，《宋元学案》等史学巨著。
黄宗羲回归故乡后，潜心著述。他接受宁波学者万泰、陈同亮、陈夔献邀请，到宁波讲学。起初在万泰家里组织“证人讲会”，后来迁到延庆寺作为讲学场所。因黄宗羲讲学论述广泛，见解独到，来听他讲学的人越来越多。万泰索性将自己在管江岸的万氏墓庄的房子让出来，建立“能上证人书院”。黄宗羲在宁波讲学外，还经常被邀请去绍兴、海宁、崇德、余姚等地去讲学，被誉为当代大学问家。
清代康熙皇帝闻黄宗羲之名如雷贯耳，接连两次召他去京担任傅学鸿儒的官，都被黄宗羲回绝了。违抗圣旨，是要杀头的。但黄宗羲为了表示自己的决绝，就在父亲的墓边，营建了自己的墓穴，在里面放了一张石床，决心以死抗旨。
过了几年，康熙皇帝准备纂修明史，又想起了黄宗羲，以为最合适的人选非他莫属。于是又下了一道圣旨，要黄宗羲进京去主持史局。
钦差到了余姚，消息很快到化安山。黄宗羲闻报，即写下了一份遗嘱，吩咐儿子黄百家：“钦差来时，将此呈上。说是黄宗羲死了，已留遗嘱在此。”随即手撑雨伞，脚踏麻鞋，意思是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蹭清朝的地，独自走进墓穴，躺到石床上。
第二天，钦差大臣鸣锣开道，来到化安山。见黄百家披麻戴孝出来迎接，对钦差道：“家父前日辞世，现有遗嘱在此”钦差接过一看，见上面写道：“明史未修，宿愿未遂。日后朝廷开设史局，门下万季野和小儿百家可当此任。”钦差虽知其中有异，且喜有万季野、黄百家可替代，同样可以回复圣旨。于是便带着二人上京去了。
黄宗羲待钦差走后，便从墓穴中出来，专心著书立说。一直活到八十六岁。
作为一代大师的黄宗羲，享有高寿，名满江浙，不但子孙满堂，而且桃李天下。
一六八八年冬天，也就是黄宗羲七十九岁时，他自营生圹，中设石床一张，不置棺椁。置办如此简陋的后事，他的学生都百思不解，便问：“后事乃一生之归宿，自古以来极为讲究，先生今以石床代棺，以石穴代椁，怎么可以呢？”黄宗羲答道：“汉代有个叫赵歧的人，死前要儿子在墓穴中以沙堆床，上放竹席。死时只身穿素净衣衫，头发披散，而且身上只盖一张被单，当天进墓，当天掩埋。他那样做也正合我心意，况且我身遭家国之变，死后何必大操大办呢？”
到黄宗羲八十六岁病危时，写下了《梨洲末命》一文，他嘱咐说，我死后第二天早上，就用棕棚抬到墓穴中去，平常衣服，一被一褥，不得增加陪葬物品。棕棚要抽出来，凡世俗所行折斋做七，一概扫除；若有交谊至厚的人在墓边植几株梅花，则要稽首致谢。在临终时，他口授《绝笔诗》命儿子作记：
筑墓经今已八年，梦魂落此亦欣然，
莫教输与鸢蚁笑，一把枯骨不自专。
黄百家一切遵照其父遗嘱，只在石床边放几部他的著作。
黄宗羲在生前，希望他的子孙把两条现成的石柱移至他的墓前作为望柱，并且自拟了楹联：“不事王侯，待子陵之风节，招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上句用的是东汉时余姚人严子陵的故事；下句用的是晋仲宁的故事。晋书载：“虞喜曾屡征不起，朝廷有事，只得‘就喜咨访’。这两个故事所含寓意，也正是黄宗羲一生风节的写照。
参考资料：http://yefc.blogdriver.com/yefc/10575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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