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熹的理分殊包括怎样的哲学思想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物才能穷其理。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知轻行重。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论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是专指理言，有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的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b>答案补充</b>
理一分殊本来就是哲学思想。如果就中国哲学而言，就是讲的形器、道气关系
万事万物各有禀受之后，其性之各各不同，若一物“自各全具一太极”，如何来说明各物的区别呢？在这里，朱熹采用了理与气结合的不同情况来加以解释。他说：“论万物之一源，则理同而气异；观万物之异体，则气犹相近，而理绝不同也。气之异者，粹驳之不齐；理之异者，偏全之或异。”（二）［注：（二）《文集·答黄伯商书》。］这就是说，世界的万事万物是理与气结合生成的；就理与万物的同源来说，各物的理都是相同的，而气有纯粹与驳杂之区分；就万物禀理成为不同的物体来说，气虽区别不大，但各物所禀之理有偏有全，因而大不相同，从而各物有不同的性。他还举例说，如人与动物在气的方面区别不大，所以都知寒暖、识饥饱；但在理的方面却大不相同，人具有仁义礼智之性。“至于虎狼之仁，豺獭之祭，蜂蚁之义，却只通过些子，譬如一隙之光。”（一）［注：（一）《朱子语类》卷四。］朱熹认为动物也分有仁义礼智，具有太极全体。只因气禀不同，蜂蚁才只有一点点义，虎狼只有一点点仁。
朱熹还将“理一分殊”与华严宗的“一即一切”作了区分。朱熹认为，理得于天而个于心；华严宗认为，一切事物只是心的显现。朱熹强调分殊；华严宗只讲理的“一多”，而不讲理的“分殊”。
“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顶顶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向何处？（二）［注：（二）《延平答问》。］朱熹这一番话是借以宣扬他的老师李延平的观点来说明与华严宗区别的，认为“一即一切”否认了“分殊”，违反儒家传统，逃避社会伦理关系，不能“经世致用”。（三）［注：（三）《朱子语类》卷二七。］现在仍有一些学者认为朱熹的“理一分殊”是华严宗的“一全是多”、“多全是一”、“一在多中”、“多在一中”的翻译，然而实际上，朱熹自己早已作了答复。
前面提到朱熹曾引用禅宗的“月印万川”比喻“理一”与“分殊”的关系。这便成为后世学者认为“理一分殊”的思想是承袭禅宗思想的一条主要论据。朱熹的“月印万川”的譬喻，引自玄觉的《永嘉证道歌》，原文是：“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四）［注：（四）《大正藏》卷四八。］
实际上，从“理一分殊”的内容看，朱熹借用禅宗“月印万川”说明“理一”与“分殊”关系，并不恰当。朱熹自己似乎也觉到这点，因此他更多的还是用植物生长来作比喻。
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分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谓乾道变化，各证性命，然后又只是一个理。此理处处皆浑沦，如一粒粟生为苗，苗便生花，花便结实，又成粟，还复本形。一穗百粒，每粒个个完全；各将这百粒去种，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间只是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总只是一个理。（一）［注：（一）《朱子语类》九四。］
朱熹这一比喻更能表达“理一分殊”的思想。在这个比喻中，喻为“分殊”的每一粒粟都具有喻为“理一”的“粟”的完整基因和生物全息。
朱熹这种“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的整体主义认识方法，是对天台宗“性具实相”的整体主义认识方法的直接继承。天台宗“性具实相”说认为，宇宙森然万象，本性一发自足。若用今天的话来说，即具体一事一物都是一个完整的小宇宙，而不是宇宙的一部分。二者何其相似乃尔。
在和“理一分殊”直接相关的宇宙发生说上，朱熹的逻辑思维也是仿用天台宗的一套。在天台宗的宇宙发生说中，智凯即反对地论师的“法起”，也不赞同摄论师的“心起”。他认为，法起的主张，在逻辑上是自己生自己，宇宙万象岂非成了没有本体的“自在之物”？他认为这种理论不对，是一个极端；“心起”也不对，摄论师的“心”是指杂染的心，相对于清净的心来说，“心起”在逻辑上是主张宇宙万象是“他生”，这种理论的错误在“出于思拟推测”，即凭头脑想象出一个世界。这种理论也不对，是代表另一个极端。智凯在批判两个极端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多相摄”的“性具实相”理论：认为宇宙间一切都自然存在，完全具足，即非自生，也非他生；现象不仅自然存在，完全具足的，即非自生，也非他生；现象不仅自然存在，而且不是单一的、孤立的存在，而是作为互相联系的整体而存在；一切现象虽千差万别，但都显示真如的“实相”。天台宗的“性具实相”说，即不否认宇宙万象的存在，也不否认真如佛性的永恒普遍，而是用整体主义的手法把二者相摄为一。这在逻辑思维上不能不算一种高极的思辨，它比起那种悖于常识的“心生万物”的粗糙唯心主义和自观世界是物质而没有本体论论证的朴素唯物主义要精致多了，在理论上也更能说明问题。朱熹自称人十五六开始，就留心于佛，（一）［注：（一）《朱子语类》卷一０四。］在他的著作中常常引注《法华经》，他对天台宗这套方法心领神会，他的“理气不能相离”思想就是最好的例证。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朱熹的“理一分殊”从思想内容到逻辑思维方法都援入了天台宗的“性具实相”说。
朱熹的“理一分殊”思想，被国内外学者广泛研究，有些从东西文化比较角度进行研究。如冯友兰先生认为，朱熹哲学体系中的理与气相当于亚里士多德体系中形式与质料。李约瑟博士认为，莱布尼茨的“单子”、“宇宙前定和谐”与朱熹的“物物有一太极”和“理”是一种有机的秩序极为相似。他还举出莱布尼茨曾读过的中国儒家的著作，在他的通信中也提到朱熹的太极。李约瑟的结论是：莱布尼茨哲学思想受到朱熹哲学思想的影响和启发。
马克思对“改变世界”的推崇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它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这是马克思的哲学理想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指出：“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这里的反对既不是逻辑的反对也不是道德的反对，而是“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因为“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的哲学理想就是在这种实际的批判中实现“哲学的世界化”或“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其次，这也是马克思从事意识形态批判的需要。我们知道，意识形态的批判乃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也十分突出的特点，这也正是其真正的优势之所在。这种“批判”既包括对历史上意识形态根源的揭露(马克思的理论建构本身所做的工作)，也包括对意识形态根源的消解(马克思主张诉诸实践的批判)。马克思之所以提出意识形态批判，当然是有其思想史前提的。马克思不满意于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逻辑批判，也不满意于费尔巴哈的道德批判，所以，他必须找到扬弃并超越这两种均有致命缺陷的批判方式的第三种可能性，那就是马克思所主张的“实践批判”。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已经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所采取的逻辑批判的姿态，并不能真正触动现存事物，而且把问题局限于思辨的范围之内也不可能发现意识形态本身的“秘密”，所以它不可能摆脱唯心主义的羁绊和桎梏。而费尔巴哈则从人本主义立场出发，进行道德的批判。但正如恩格斯所讽刺的那样：“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来和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抗衡。”由于没有发现并揭开意识形态的秘密，无论是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还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哲学，它们本身都没有能够摆脱意识形态的蒙蔽。这恰恰是它们的不彻底性之所在，也恰恰是它们仍然囿于唯心主义的语境之中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再次，马克思之所以推崇“改变世界”，还是正确揭示人的本质的诉求。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存在及其本质乃是生成着的，这种生成性只有通过改变世界的实践本身对人的存在的塑造才能被表征出来并得到确证。就此而言，实践乃是哲学把握人的本质的惟一可能的视野和途径。显然，马克思的新哲学功能观无疑是主要针对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思辨的批判和费尔巴哈的“道德的宗教”的。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语境中的哲学的功能，并不是外在于哲学的外部效应，而是哲学完成自身的一种内在要求。这样，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就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哲学的逻辑建构特征同哲学的功能性特征的内在统一。这也是马克思哲学不同于也优越于以往哲学的地方。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