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文明是从人类与洪水的斗争开始的。无论是我国的大禹治水传说还是西方诺亚方舟故事，都说明了在远古洪荒时代已经开始了与洪水抗争的事实。然而面对洪水之灾，大禹不仅总结父亲鲧筑堤防水失败的教训，疏通河床、开凿渠道，而且“身执耒锸，以民为先，抑洪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出现了“九州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史记·河渠书》）的局面，成为中华民族千古流传、妇孺皆知的美谈。而在西方，广为人知的是《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故事：诺亚受上帝启示，在上帝惩罚世人罪恶，要用洪水淹没世界、毁灭人类之前，建造了一支大船，把家人和所有的动物雌雄各一对带到船上，躲过了洪水的灭顶之灾。两个故事在东西方千古流传，经久不衰，积淀了各自的文明，饱含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演绎了多彩的文化世界。

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体现了中西文化不同的世界观。诺亚靠神的启示，借方舟逃避了神降给人们的灾难，而大禹则把洪水看作自然现象，带领人民一起用疏导的办法战胜洪水；诺亚也给人类繁衍留下了种子，但也给人类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恶提供了先例，而大禹留给人类的却是与自然界和谐与斗争的思考。这二者从根本上体现的是世界观、宇宙观上的差异。在中国，一般把宇宙的起源和发展视为一种健动不息的自然过程，而人则是宇宙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要适应宇宙的流程，也就是“天人合一”。正是这种宇宙观，使大禹面对洪水，因势利导，不“堵”而“疏”，使我们的古先帝西起沙漠东至大海将沿河流域的人民在治水斗争中凝聚一起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民族，铸造了一个治水的伟大时代，造就了一种古老的东方文明。而在西方，却试图为宇宙寻找一个不变的绝对存在，并从这种绝对存在出发规定万事万物的基本性质。作为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犹太——基督教神学，就把上帝作为时间和万物的创造者，是上帝拯救了诺亚，从而演绎了西方文明。

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体现了中西文化的核心——激进和稳健、跃动和娴静、分析和综合的差异。面对人类的“罪恶”，上帝采取的方式是毁灭人类。这种突破原有平衡取得新的跃进和突变，是西方文化的突出特征。因而在哲学上表现为充满躁动和遐思，在文学上对骑士精神进行歌颂，在艺术上张扬运动精神和阳刚之美。而在思维方式上则表现为片面的掘进，用哲学家的语言就是一分为二，同中求异。因此，上帝不用做整体思考，仅执一端就可以让人类重新繁衍，哲学家、思想家仅围绕一个着眼点，便可寻根究底地铸造自己的理论大厦，形成自己的学派、主义，以至思潮蜂起、理论迭出，再现了西方文化典型的特征——分析。而与此相反，面对洪水之灾，中国的古先帝们前仆后继，大禹终于在“堵”和“疏”的矛盾思索中找到了治水方针，并综合运用当时各种原始的知识和技能而治水成功。这凝聚了东方文化典型的思维特征为综合，积淀了东方文化的核心为稳健和娴静，用哲学家的语言就是合二为一，异中求同。因而中国哲学的整体观念年深日久，中国文化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成为底蕴，中国美学的阴柔之美成为崇尚。它就像大海深处,有美丽的珊瑚,飘曳的海草,也有悠闲的海鱼,同波涛汹涌的海面相比,构成了一幅娴静多彩的图画。这就是东方文化的境界。大禹治水和诺亚方舟体现了中西方伦理道德观上的差异。两个故事从表面上看形成了西方疏散人、东方疏导水的治水思想上的差异，而从深层次看则体现了西方文化讲究天赋人权，强调个体本位，张扬主体性，而东方文化更强调礼治，讲集体本位和人伦责任的差异。在诺亚方舟故事中，虽然看不到诺亚为人类而斗争的痕迹，却可以看到造方舟的周密计划，感受到他抓住机遇，持之以恒造大船的主体精神，领悟到他利用外部条件应付危机，以退为进的应变思想。西方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从古希腊文化的民主思想，到文艺复兴发展到极致，色彩浓重地描述着追求独立人格、个性解放、强调个人主义的画面。这一方面促使西方文化异军突起，人才辈出，成绩卓著；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意识形态的混乱，个人主义的无限膨胀，形成了自我表现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而大禹治水精神世代弘扬，培育了中国自省、自律，从集体本位主义出发的礼治思想和重义轻利的文化观，形成了中国人谦和、礼让、重社会责任的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这种文化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妇随的外儒内法的社会结构和人伦责任，一方面保证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稳定，使大民族千年延续，但另一方面也禁锢了人的个体性、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建立。此外，西方重横向夫妻关系，东方重纵向血缘相承。诺亚携妻避水，而大禹则继承父业，新婚四天便去治水，也反映了东西方封闭与开放的思想文化特征。

形成东西文化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差异也是精彩纷呈的。诺亚方舟和大禹治水为我们呈现了中西文化的美丽景观，引导我们走向中西文化差异的源头，启发我们思索中西文化的特质和精髓，促使我们相互借鉴、彼此“扬弃”。使“娴静”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跃动”的西方文化相映，使东方的责任意识和西方的权利思想相辅，从而生成绚丽多彩的人类文明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