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观点：文学之文以情为主，应该华美而不重实用。他曾有“华美无用之文学”的措辞，钱玄同提出质疑，此“无用”二字是否与一贯之主张有冲突。其实，此“无用”二字表达了陈氏一种很重要的文章观念。所谓“无用”，即无实用之谓也，并非无价值。文章区别于文学，正是在实用与不实用上划清界线。应用之文以理为主，应该朴质而有用，清除“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的恶劣文风。魏晋以后，应用之文骈化倾向日益显著，大有不骈就不能作文的趋势；唐宋古文家企图扭转这种风气，其策略不是促进小说的发展，戏剧的新生，以减轻应用文体肩负的美文职能，反而加速了应用文体文学化的步伐，使其变得更加小巧精致，更加失去了应用的品格。所以，无论是骈文还是古文，都未能将应用文体引向健康发展的方向。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碑铭墓志，极量称物，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表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陈独秀深谙此弊，提出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彻底分家，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赞同。经钱玄同、刘半农的进一步论证补充就完全具有实际的操作价值了。（摘自《应用写作》杂志1994年第4期第45页《“五四”现代应用文发展简述》）检举
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他创造了党，有功劳。”然而，虽然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对陈独秀建党的功劳是高度肯定的，但对陈独秀的总体评价，依然是负面的。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1903年，陈独秀和留日学生一起参加拒俄运动，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不久，回到安庆，组织"安徽爱国会"，并被推选为该会章程起草委员会主席。后到上海，协助章土钊主编《国民日日报》。1904年，到芜湖安徽公学任教，创办《安徽俗话报》，并组织了反清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6年，陈独秀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英语。1907年回国，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师。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安徽独立，成立了都督府。陈独秀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和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1913年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军事斗争。失败后亡命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
1915年，陈独秀回到上海。9月，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1月，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为北大文科学长。在此期间，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袁世凯复活》、《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文学革命论》等许多文章，高高举起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反对封建军阀专制，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孔教；提倡科学，提倡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倡导者和主将，对当时的青年一代，有着巨大的影响。
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6月11日，他到天桥新世界游艺场散发自己起草的传单，因此而被捕入狱。出狱后，因在北京无法立足，由李大钊护送到天津，然后转至上海。
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先后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革命》、《谈政治》、《讨论社会主义》等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于8月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任书记。同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接着，创办了《劳动界》周刊、《共产党》月刊，并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到广州后，他又和谭平山等组织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由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的重要影响，以及在中国共产党创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这次会议上，他缺席当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领袖。
1922年7月，陈独秀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1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3年回国。6月，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此期间，陈独秀先后发表《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农民问题》、《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主张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丢掉农民。形成了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基础。
1925年2月，陈独秀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5月，参加领导了上海的五卅运动。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3月，在中山舰事件中；5月，在“整理党务案”事件中，陈独秀都采取了右倾、妥协、退让的政策。蒋介石乘机篡夺了国民党的领导权。7月，陈独秀又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反对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陈独秀参加领导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宣言》，硬说蒋介石“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农之事”。使党和人民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结果，在几天之后，蒋介石便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遭到严重损失。
大革命时期，党中央的领导机关一直设在上海。1927年初，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机关由上海迁至武汉。4月27日，陈独秀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作了一定的批评。但是，大多数代表对其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和危害，还认识不足。因而，他仍然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会后，陈独秀继续坚持他的右倾投降主义。7月，他下令解散了武汉工人纠察队，并交出全部武器。致使汪精卫叛变革命时，当地工人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由于陈独秀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也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致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惨重失败。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解除了陈独秀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另外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张国焘主持工作。在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上，对陈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隐居上海，专门研究文字学，在政治上更加动摇，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并多次拒绝了党给予他的改造自己的机会。如中共中央决定，要他前往苏联，和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他拒绝了；1928年，要他到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又拒绝了；六大后的新中央告诉他，共产国际要他到莫斯科去担任东方部长的职务，他初则应允，后又取消；最后，他又拒绝了党中央要他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的决定。与此相反，他却联合彭述之等人，反对六大路线，反对六大选出的新中央。1929年，他公开为托洛茨基辩护，反对共产国际；公然主张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只能进行合法运动，反对打倒国民党政府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成为取消主义者；并与一部分人组织秘密小集团，反对共产党。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1929年12月，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并和彭述之、高语罕等81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接着，他又组织托派，任托派的中央委员、常务委员和总书记，成为中国托派的领袖。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翌年4月，在南京受审。国民党以“危害国民”罪，判处他13年徒刑。一年后改判为八年，关在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1937年8月，抗战爆发后，陈独秀作为政治犯被释放出狱。
出狱后，陈独秀拒绝了一些人要他到美国去写自传的要求，也没有同意张国焘要他再组织一个“共产党”的要求，还拒绝参加国民党的国防参议会。当时，他表示了抗日救国的态度。王明、康生曾诬陷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但在1937年至1938年间，他仍然拒绝党中央要他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以后甚至公开撰文诋毁我党“游而不击、破坏抗战”，最终拒绝了党对他的挽救。
功大于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