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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界关于袁世凯讨论与研究主要之点有三。
戊戌政变告密问题
时人和后人，史籍和文学作品，都说是袁世凯的告密引发了戊戌政变，以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袁的翎顶。其实，戊戌政变并不是由于袁世凯的告密引发的，后党发动政变是有一个过程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的戊戌变法引发的后党和帝党的矛盾，到七月末已经白热化，后党加快了政变的步伐，社会上也风传西太后将要重新训政。八月初三日，御史杨崇伊在庆亲王奕?的带领下，到颐和园上奏西太后，请求重新垂帘听政，西太后接纳了杨的建议，八月初四日由颐和园进城内，初六日上午重新训政，政变发生。
袁世凯告密的信息不可能在政变发生之前到达北京。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诡称奉光绪诏谕，游说袁世凯率兵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袁世凯虚与委蛇。初五日早，袁世凯按照事先的安排进宫觐见光绪皇帝，观察光绪皇帝的动向。光绪皇帝没有任何认可密谋的表示。袁于当天下午返抵天津，当晚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发维新党人围园劫后的密谋。以往论者大都说，荣禄得到袁的告密后，连夜密报北京，西太后即于次日早发动政变。传说中的荣禄密报北京的途径有三：一是以蜡丸密送颐和园西太后处，二是连夜乘火车到北京，三是打电报。经学者查清廷遗留档案证明，西太后已于初四日由颐和园移住城内，蜡丸之说自然不能成立。研究者还从当时火车、电报的技术条件以及政治制度的限制，指出火车或电报都不可能赶在初六日早朝之前送达西太后，因而构不成告密引发政变的最必要条件。
袁世凯的“四愿”
袁世凯不仅是新政的倡导者，而且是身体力行的执行者，以他为总督的直隶（今河北省）是新政的模范省，直隶的各项新政事业大都居于全国各省的前列。他以封疆大吏的身份，首先牢牢抓紧北洋新军编练这一最要之着，同时兴办实业，倡导政治改革，实行君主立宪。袁世凯曾多次倡言：官可以不做，实业不能不办，宪法不能不立。袁世凯所持的宪政积极态度与行动，得到了国内以实业家为社会基础的立宪派的赞赏与拥护。所以，有学者称，袁世凯的政治、军事、教育思想都表明，他是“正在走向资本主义化的一部分官员的代表”。在十年新政的实施过程中，袁世凯党同伐异，形成了集军事、政治、经济于一身的领袖地位，从而在辛亥革命时期成为各方政治势力可以共同接受的人物。
论者往往过分强调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自救目的，从而判定新政是虚伪的，是假维新。其实，从新政的内容和实际的社会结果来考察，人们不难发现，正是十年新政，才标志着中国学习西方、提倡新学的近代化道路进程从政治、经济、教育在制度层面上全面改革的开始，并且普及到相当的文化思想、社会风气层面。十年新政也真正动摇了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根基，成就了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迅速胜利。清王朝不灭亡于未改革之时，而灭亡于已经启动的改革进程之中，原因即在于此。
还要申明的一点是，新政的制定和内容还有其明确抵御列强的民族目的，而并不是完全对抗革命运动的反动。1911年6月，袁世凯致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的亲笔信说，他本人“有四愿”：收管海关，收管邮政，收管干路，大借欧美外债大兴实业，“隐以抵强邻，使我得多延喘息，专意振作”。
民初时期的“黄金时代”
史籍大多认为，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下令复起袁世凯对付革命党，袁世凯便乘机挟革命党造反以自重，向清廷开出了苛刻条件，索要军、政大权，扬言否则拒不出山，并命令北洋军故意延缓进兵武昌。另一方面则对革命党施加军事压力。脚踩两家船，操纵局势，双向取利，最终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袁世凯对清廷起复的诏命态度是积极的，是诚意出山为清廷镇压革命党的。分析袁世凯嫡系北洋军在武昌前线的活动，也没有迟缓进兵的表现。袁世凯出山的初意即是在革命党和清廷之间双向取利之说，得不到史实的支持。历史事实应该是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和清廷都没有把握全局的能力，各方力量互相较量博奕，袁世凯逐渐把握了政局。
袁世凯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史书多强调中华民国除了剩下一块空招牌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袁世凯政府成立后，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南京临时政府所揭橥的“振兴实业”政策，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工商业方面的法令、条例、规则和章程等。辛亥革命后的民初数年，我国工商业迅速发展，有所谓“黄金时代”之称，袁世凯政府的工商业政策是重要因素。
史学界对于袁世凯的研究，如同其他历史问题的研究成果一样，是层累的。在上述三个方面的补充和修正之外，对于袁世凯镇压民众，对抗革命，专制独裁，断送民国，仰赖外国，屈服强邻等等反动与落后诸方面，国内史学界则已有共识。
中国皇帝。字慰亭（又作慰庭），号容庵，汉族，河南项城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他担任过中华帝国的皇帝，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北洋军阀的领导人、大清帝国的内阁总理大臣、朝鲜王国总督。
他是一个功过参半、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但后来卖国求荣，对内暴力镇压。
袁世凯（1859—1916），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他的名字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反动政治的同义语，每一部中国近代史书都不能不提到他。
关于他的历史，中外已有不少论著。这些研究成果，是本书进一步探讨的基础。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有关袁世凯的政府档案、私人函电及已出版的专著和史料。由于许多新
史料的出现，使我们对袁世凯的历史能够获得较为详实的了解，纠正某些以讹传讹之处。本书主要目的在于揭露封建专制主义的野蛮、愚昧、虚伪和顽固，说明清末民初支配我国社会历史的一般的和特有的规律，以及违反这个规律的人物最终要失败的必然性。
他只是一个老官僚，独人班，他所争的重点实在只是个人的权位和荣誉……
袁世凯是被脸谱化了的人物，在治史者过多意识形态成见的描绘下，面貌狰狞，一无是处。历史学者唐德刚就说，自民国有史以来，他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
极端化袁世凯，显然非史学界之幸。唐德刚想给袁世凯这个遗臭百年的人物以“同情之理解”，他的努力体现在《袁氏当国》这本书中。在唐德刚笔下，称帝的袁世凯仍然是一个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派，但他同时认为，袁是“近代社会政
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亭（又作慰庭），号容庵，汉族，河南项城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曾是北洋军阀的领导人，在辛亥革命，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在位期间积极发展实业，统一币制，创立近代化司法和教育制度。但后来在杨度等立宪人士的鼓惑下复辟称帝被推翻。
历史评价引自《清朝宰相传》
袁世凯（1859～1916），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他的名字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反动政治的同义语，每一部中国近代史书都不能不提到他。
关于他的历史，中外已有不少论著。这些研究成果，是本书进一步探讨的基础。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有关袁世凯的政府档案、私人函电及已出版的专著和史料。由于许多新史料的出现，使我们对袁世凯的历史能够获得较为详实的了解，纠正某些以讹传讹之处。本书主要目的在于揭露封建专制主义的野蛮、愚昧、虚伪和顽固，说明清末民初支配我国社会历史的一般的和特有的规律，以及违反这个规律的人物最终要失败的必然性。
袁世凯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刻，正值中国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将要走完其漫长的黑暗路程的年代，也正是给中华民族带来剧痛创伤的甲午战争的前后。战前，他是李鸿章淮系军阀集团的一名初露头角的走卒。战后，趁淮系军阀衰落的时机，他在小站创练了一支新式陆军，并以此为资本，破坏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扑灭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派的一片喝彩声中，爬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显赫职位。他敏锐地觉察到，王朝衰微，人民民主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如不谋求新的对策，很难再继续维持其统治。因此，从1901至1908年，他戴着“急进改革者”的面具，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理论纲领为指导，以那支新式陆军为核心，通过办“新政”，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这个新兴的集团是淮系军阀集团的延续和发展，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结果，是帝国主义侵华由瓜分政策转到“保全（清朝）政策”的产物。袁世凯正是依靠这个集团的势力，不遗余力地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王朝，破坏正在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然而，当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风暴来临的前夕，他在与世袭的满族亲贵集团的政治争斗中遭到了惨败，灰溜溜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陷于崩溃的绝境。历史发展造成了一种新的局势和条件，使得已经失势三年的袁世凯扮演了“末世英雄”的角色。他迅速地集结起北洋集团的军事政治力量，赢得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立宪派的依赖和支持，先打着“实行君主立宪”的旗号，强夺了清政府的一切权力；又迎合时代潮流，举着“赞成共和”的幌子，巧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但是，这个专制皇权的崇拜者和觊觎者，根本就不相信在中国能实行民主共和。他之所以要和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妥协，握手言欢，实际上完全是为了尽快绞杀革命。因此，一上台他就不择手段地加强个人权力，破坏法制，践踏民主，追求专制独裁的统一；并把民主派视为集权路上的最大障碍，趁民主派尚未巩固阵地之际，步步紧逼，迫使他们退出政府，裁减革命军队，接着便无情地把他们浸在血泊里。他又解散国会，撕毁“约法”，将民主政治的痕迹扫荡净尽。然而，这一切扼杀民族生机的反动行为，却都是在“统一国家”、“救国救民”及“保卫共和”的动听口号掩饰之下完成的。
民主派对袁世凯的让步，换来的是灾难性的打击。满腔悲愤的孙中山，率领残存的部分民主力量仓促逃往国外。一些助纣为虐的进步党人，在袁氏推行的封建独裁暴政面前吓得目瞪口呆，不敢再倡言宪政了。1914至1915年，北洋军阀气焰万丈，腐恶的政治势力好象安如泰山了。袁氏顾盼自雄，以为自己是天运所选定的人物，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历史的进程。于是，他悍然恢复帝制，企图建立万世一系的“洪宪”王朝，强令人民世世代代接受袁氏的暴虐奴役。但是，正如同一切事物发展到极端就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样，全国人民终于识破了他的真面目：原来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的“英雄”、“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是一个背信弃义、食言自肥的封建暴君，是一个寡廉鲜耻的卖国贼。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人民的愤怒情绪在许多地方发展为骚动或起义。规模虽小，但相当普遍，宛如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波涛汹涌，势不可挡。孙中山重整旗鼓，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独裁者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国内斗争的形势迅速发生变化，使袁氏建立家天下的私欲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共同利益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以致进步党人和那些对帝制心怀猜忌的北洋军阀也都意识到，不撇开袁世凯就不能保持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势力的利益。于是，他们便和当初袁世凯所要消灭和排斥的一切社会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讨袁”。短命的洪宪王朝在各种势力的打击下仅仅闹了八十三天就消失了。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袁世凯：他本来要追求世袭的绝对的独裁权力，结果却使他的一切既得权力都丧失殆尽。
中外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妄想扭转历史车轮前进的丑角，这类丑角没有一个不是以身败名裂而告终。袁世凯的历史又一次证明：凡是不顾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违背人民意志而倒行逆施的人，无论他是多么骄横跋扈，显赫一时，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对于袁世凯的历史评价一般以负面居多，但是这些负面评价是否公允也被质疑。
袁世凯有任事之才、治军之能，实为清末一务实干练的能臣，自小站练兵至接掌北洋，还有他建新学的学校，主张废科举，引进西方学说，又成立一支警察部队，令中国军警分离。袁世凯对中国的军事和工业化，有很大的贡献。
然而袁氏当国时期，为巩固个人独裁权力，不守约法、解散国民党，使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失去在制度下健康发展的机会。有人指他是暗杀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的元凶，但实际元凶可能是其他人；而无论袁本人是否曾授意杀宋，此事成为党人发动二次革命讨袁的引爆点，结果造成了中国的南北分裂。
1915年袁世凯在日本外交压力下，接受了形同干涉并垄断中国内政的“二十一条”要求中之大部分条款，使其政绩蒙上污点。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在东亚地区因欧战爆发而陷入国际权力真空之际，面对日本一国独强的巨大压力，袁世凯及北洋政府对于抵抗日方二十一条要求，实已尽最大之努力，以此深非似欠公允。
嗣候袁氏违背民国公意，称帝登基，遭到全国反对，至此袁氏之威望彻底破产。称帝之举堪称袁氏政治生涯中所犯之最大错误。
有人认为，袁氏是一个投机分子。在光绪帝委以大任时，他却投靠慈禧太后一党。到宣统继位后，被摄政王强迫退休的他，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强迫摄政王退位，掌握清廷大权，本应平定革命的他，反过来为自己的利益，支持革命迫使清帝退位而得任民国总统。这全是选有利益的一方投靠的行为。
关于袁世凯的挽联：
袁世凯的自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
看中国再造共和。
杨度挽袁世凯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抑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实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黎元洪挽袁世凯联
华夏日重光，回思缔造艰难，亿兆生灵应感泣
勋名天不朽，太息受终危急，万几擘画失师赀
冯国璋挽袁世凯联
为天下痛，更哭其私，一柱存亡关气运
如四时行，成功者退，千秋华夏仰威灵
骆宝善口中的袁世凯
（下文根据：骆宝善2006年8月19日在凤凰卫视做的一期节目《<世纪大讲堂>：民国人物系列之袁世凯》进行整理）
（1）清末新政中的袁世凯
晚清十年的新政是当时中国当政的主流势力在中国全面移植西方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的一个努力。在新政当中，袁世凯是最中坚的力量，坚强的力量。《辛丑条约》签订不久，李鸿章去世，袁世凯被清朝政府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是个少壮派，当年才42岁。清朝政府这时候，任命他当山东巡抚，巡抚就省长了，他当山东巡抚才一年半，而且这个时候正是他妈妈去世，在那个“夺情”期间，就是过去按中国规定，父母去世，他要辞官回去三年守孝的，清朝政府要他夺情，叫他继续在这当官，还在他母亲去世这个夺情期间，又把他从山东巡抚提升成为直隶总督，可见清朝政府对他十分重用和信任。
他在直隶总督任上，全面地大刀阔斧地在河北省这里进行了资本主义的改革。
在经济领域里边，他在河北这里进行了全面的倡导，推动实业的发展，就是建设工业，发展工业。比如说当时的滦州煤矿，就是后来的开滦煤矿的一部分了，像唐山的水泥厂，启新洋灰公司，都是这时候他主导建立起来的。他还鼓励民间，民营的资本大量发展工业，更可贵的是，他在直隶全省各州县推行这种实业的建设。他常言，官可以不做，实业不能不发展。一直到他罢了官，回老家，他还多次表示，罢官不算什么，但是实业救国是我念念不忘的一件事情。在军事方面，大家都知道的，他编练的北洋新军，那就是当时中国最近代化的军队。在政治制度方面，他首先在天津这里进行了法制方面的改革，移栽西方的司法制度。在天津首先实行议会制度，然后在这取得经验，向全省推广，作为实行立宪，实行宪政的基础措施。他在全国积极倡导实行君主立宪，他常言，官可以不做，宪法不能不立，那就说，我们的君主立宪是绝对要实行的。在文化领域，袁世凯在整个的河北省推行了新式教育的发展和兴办，因而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就。他自己身体力行，创办大学、中学、小学，在十年新政期间，就是到辛亥革命之前，他当直隶总督的这么几年，直隶这一省建立了有大学两所，各种专门学校，类似于现在的中等技术学校有29所，各级师范学校有40多所，中学22所。现在大概一个区，一个县中学都不止22所，当时要在河北省有22个中学，那是了不起的大事啊。
他还联合了其他的地方督抚，比如像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端方，一起联合上奏折，要求清朝政府废除科举，结束八股考试，到了1905年，清朝政府最终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废除了科举，就是不再八股取士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尤其是明清以来六百年的这种取士制度，人才录用制度得到了彻底的改革。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啊。当时的读书人都靠科举吃饭啊，现在不考举人、进士、秀才了，都要上新学了，那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阻力呀，他们想了许多办法，让这个旧的考试和新学接轨，借用一个词吧，是实现了这种废除科举的软着陆，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震动。
袁世凯深深知道，实行新政最重要的是录用人才，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他在新政期间，全面地培养新式人才，培养新式人才的首要的办法是要建学校，学校的首要的主导力量是教师，那就大量地发展师范，培养教师，各种长期的、短期的师范建立了几十所。自己培养来不及，就用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当时日本是中国的榜样，那是最成功的榜样。而且日本离我国最近，还有同文之便，所以日本是大量派去留学生的地方。
可以举一个例子，当时袁世凯请严修，是天津的一个大教育家，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创始人，请他来主持直隶的学校改革。严修接受了袁世凯的礼聘。严修提出说，我先去日本考察，回来我再接受你这个任命，袁世凯说，我有经验了，前是，我请吴汝伦，他就说他去考察，回来他不干，你先来上任，上任了，接受了我任命，你再去考察。严修40几岁，那时候40几岁已经是老头了，他带了很精干的考察队伍到日本考察三个月。早晨、下午，一天两场到四场的考察，从日本的文部省到日本的幼儿园，大学、小学、中学，严修自己去，每一趟亲自去，事必躬亲，到那去，去访问，去向人家的官员请教。到小学、幼儿园，坐在那就听人家讲课，乃至于那些学生们的课外活动该怎么做，该怎么组织，他都事必躬亲取经，那种精神啊，那种态度啊，十分令人感动，后世的人，能赶得上的，说实在的，就不多，不是没有。袁世凯还大量地延纳了海外的精英，同光之际，我们中国派出了第一批留美的学生，有一百一二十个人，这一帮人最先是被李鸿章接纳到了北洋的幕下，他完全全盘地接收下来。
他在直隶总督任上有7个年头，实际上有整整6年，1901到1907，然后1907年的年中，上调中央，去当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在六个军机大臣当中，他的资历最浅，但是他的才干最高，管事也最多。当了一年的军机大臣，到他1908年，他虚龄50，在北京这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50寿辰的庆典，这时候袁世凯权倾朝野，红得发紫，如日中天。但是好景不长，一个多月以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了，就在帝、后百日大孝期间，当国的载沣对袁世凯下手了，找了一个借口，说他脚有病，你回家休养吧，这就叫做回籍“养疴”，就是把他贬回到老家去，据说还差一点把脑袋给他砍了。这在袁世凯的仕途官场上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他正在高潮当中，那么一下子把他打回老家去了。
到辛亥革命枪响之前，袁世凯被打回老家这个时候，过去被贬了官的人，他们的声望很快没了，但是只有袁世凯在这三年当中，他的声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逐节攀升，当时的朝野都希望清朝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就在这个背景下面，辛亥革命枪声响了，清朝政府又重新把袁世凯请出来，当湖广总督，到前线去镇压革命党。
十年前的庚子年间，荣禄手下的那个“武卫军”五军，全军覆没了，被八国联军打败光了，只有袁世凯这个新建陆军，神差鬼使地在八国联军攻打天津之前，清朝政府调到了山东去，完整地保持了新建陆军这一支力量，袁世凯也调到了山东当了巡抚，这个新建陆军就成了后来袁世凯的政治资本和军事资本。
辛亥革命一起，中国人，外国人，朝野，从皇室到革命党，一致认为只有袁世凯出来收拾局面，这样他顺理成章地当了清朝政府的最后一任内阁总理，当了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当了大总统，后来去当皇帝，都是在这个机遇下起来的。
（2）二十一条并非称帝交换条件
日本借着欧战之机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日本驻华大使日置益禀承日本政府的训令，进见袁世凯，提交了这个二十一条的条文。
好多史书，小说家也说，日在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文本的时候说，请大总统再高升一步，意思是说你接受二十一条，我日本支持你称帝，咱们达成这个政治交易，这说是袁世凯拱手卖国的最重要的根据。其实早在30年代初，王芸生在撰辑《60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时候，就指出这个说法没有根据，不合事理，不可采信。袁世凯指挥了整个二十一条的谈判过程，现在我们能见到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原本，二十一条的修正本，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的文本，这三本原本的东西，袁世凯在上边用红笔，就用朱笔，用墨笔做了批文，在许多地方做了重点的圈点，除了这些圈点之外，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条文的批示有70多处，长短的批文。指出牵涉到国家领土主权的绝对不谈，日本在中国扩大权益，把势力发展到长江腹地，发展到东南沿海的第五号内容，这大家都知道的，第五号内容绝对不谈。这一条不仅不能承认，根本不能谈，坚持住这一条不能谈。他指示外交部，要认清当时强弱的悬殊，耐心谈判，能够谈到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同时说希望拖，把给日本的谈判尽量地把时间拖长，因为日本提出是秘密交涉，他想用拖的过程当中，希望引起欧美列强的注意，进行国际的干涉。这样一直拖了几个月，拖到5月，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的时候，欧美国家没有一个出来来支持的，甚至于像俄国还打算趁火打劫。袁世凯也征询了袁政府文武们的意见，诸位说，咱们是接受，是给日本打一场，文武官员们一致认为，只有接受，打不得。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整个过程当中，国人仇日的情绪跟恐日的情绪，这两者是同时存在的，仇恨，那么仇恨日本人趁火打劫，提出这样的苛刻的条件来灭亡中国，这种仇恨之气确实是一股民气，但是这个民气没有实力做后盾，这个民气只能是一股窝囊气。恐日的这个情绪，恐日的这个病确确实实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回过头来看，从1895到现在的1916，20年，在这20年当中，1895年一次甲午战争，中国打败，大清王朝败了，1905年，日俄战争，沙俄帝国被日本打败了，日本趁打败大清王朝、打败俄国的那种余威睥睨世界，连欧美都看不在眼里，你中国算什么。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他才敢那样肆无忌惮的来欺负。
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唯一能做的，那就是用艰苦的谈判，用艰苦的够挣扎一点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在这样一个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说换换别的势力，换换别的人当政，当时也只能这样了。所以最后二十一条被迫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接受了。五.九，国家定为国耻纪念日，说是奇耻大辱，这确实是。在五九签字之前，五.八，五月初八那一天，袁世凯就向全国通报，不得已，只有签订了，这实际上是奇耻大辱，在国人说这是奇耻大辱之前，他都承认这也是奇耻大辱。当是这种谈判，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没办法。当时在国外，中国的留学海外的精英胡适，已经很成名的胡适就说，这个谈判应该说在之前中国的历史当中，是没有过的，该柔的时候柔，该刚的时候刚，争取了对自己最大的退让了。王芸生在30年代初编辑《60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时候也说，在回顾整个谈判，袁世凯的指挥和领导，应该说是没大错的，当年的一些历史学家，比如说陈恭禄的《近代史》啊，像这个蒋廷黻的《近代史》啊，也都肯定了，这时候二十一条的交涉。应该说这种结论，是中肯的。说他拱手卖国，起码是没有历史依据的。但是后来接着二十一条订立之后，他就马上就称帝了，而且这个政治交易啊，谁也很难保证他们没什么幕后的政治的交换。政敌们拿着作为攻击他的靶子，这是理所当然的。
（3）称帝是遗憾
袁世凯被后人指责最多的是他称帝问题。其实袁的年号就是“洪宪”就是弘扬宪法的意思。当时倡导袁世凯君主立宪的许多都是知识精英、民主斗士，如杨度、严复、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等，严复还是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也是《天演论》的翻译者。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更适合中国的国情，相比而言君主制优于共和制，而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并不矛盾，没有皇帝的国家未必就能实行民，主。英日等国皆属君宪政体，是事实上的民，主政体，君主立宪是完全值得选择的一种政体。当时国会的议题非常明确，就是更改国体，推行君主立宪，在给袁世凯的推戴书中说：“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固请袁世凯称帝，赞成中国改制为君主立宪国体。另外，中央大员、地方藩镇、还有十九将军，纷纷表态支持实行君主立宪。从美国支持袁世凯就可看出所谓帝制是指君主立宪制。在洪宪前，美国相关部门经过反复物色，终于在1913年2月以“卡内基基金会”的名义，向袁世凯委派了宪法顾问古德诺。古德诺是美国政治学家，曾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是美国政治学会的主要创建人。袁世凯让古德诺在立法院工作，兼任内阁宪法顾问。他从历史、政治、法律、国际关系以及国民素质等方面，论证、比较了君主制与共和制的长短，明确表示，“中国如果采用君主制，比共和制更好，这是毋庸置疑的。”“从共和回到君主，只要真正落实君主立宪的具体计划就行了。”当时还拟定了《新皇室规范》，其中包括“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幷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这些是典型的君主立宪法律条文。但称帝后遭遇了蔡锷护国军的声讨，也被后人屡屡指责和批评。这是他晚年的最大的不足和留下来的最大历史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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