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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运输业的历史
尤其是中国的
由于内容比较多,所以介绍你一些历代海运书籍【001】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146页）记载明朝尤其是南明历史的书籍，在清朝屡经焚毁和窜改，本书著者多方搜求，每得一书，即详加校勘和考证，并指出其中经过后人删补窜改的痕迹。本书收录书跋八十二篇，其中关于明季史籍的占六十二篇，大多数曾发表于《北大图书部月刊》、《图书月刊》（重庆版）、《文史杂志》等期刊，部分则为未刊稿及从日记中摘抄出来的，对于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有相当的参考价值。【002】谢国桢编著：《明清笔记谈丛》，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香港：华夏出版社重印本，1967年。（370页）明清两代的笔记，种类繁多，虽良莠不齐，价值不同，但确实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可供后人治史时参考。本书分为两部分，前半为「明清笔记谈丛」，包括《草木子》、《菽围杂记》、《濯缨亭笔记》、《见闻纪训》、《见闻杂记》、《三家老委谈》等书提要凡四十八篇，扼要介绍各书内容及使用价值等，并叙述书中有关作者生平、社会风俗、科技发明等比较生动而有意义的事迹；或连类并举一些其它笔记等类的书籍，综合比较，互相贯通印证。此外，作者还批判了以往拿笔记稗乘作为茶余酒后「谈助」的不正确看法。后半收录〈明清史料研究〉、〈明代边防史乘十种跋〉、〈丛书刊刻源流法考〉、〈三省矿防考跋〉、〈彭茗斋著述考〉、〈陈则云事辑〉、〈张南垣父子事辑〉、〈关于全祖望鲒崎亭集之题跋〉、〈平景孙事辑〉等文章，或为史料评述，或为书籍题跋。总之，谢氏此书对于明清笔记等数据的介绍，扼要明白，是很值得注重的参考书。【003】蒋考瑀编：《明史艺文志史部补》，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69年。（143页）清代思想箝制甚严，明人著作多遭忌讳而不行于世，清修《明史》时亦多略而不载。本书以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为主，再采用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及近人所编专题目录如谢国桢的《晚明史籍考》、吴玉年的《明代倭寇史籍志目》、朱士嘉的《明代四裔书目》和《中国地方志综录》等十数种资料，增补《明史》〈艺文志〉史部未予收入的书籍凡四千余种，为数相当可观，其编排次序悉依《明史》分类：（一）正史类、（二）杂史类、（三）史钞类、（四）故事类、（五）职官类、（六）仪注类、（七）刑法类、（八）传记类、（九）地理类、（十）谱牒类，另增附（十一）目录类。〈后记〉指出《明史》〈艺文志〉所载史部书籍与《明史稿》〈艺文志〉的内容仅有少数差异之处，但若干记录则与其它书目不同。【004】王崇武：《明本纪校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27]，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5年；香港：龙门书店影印本，1967年。（135页）《明本纪》原称《皇朝本纪》，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记明太祖事迹，起自濠州从军，迄于洪武五年（1372），分年编排，是研究明初史事的重要资料。该书内容大致与《太祖实录》相同，所以王崇武取今本《实录》互相校对，间采他书注其本末，而成《明本纪校注》一册。〈序〉中论考《皇明本纪》成书年代和史料价值等，指出「此书与《实录》关系綦密，而成书则在今本之前，可能为修史之原料，亦可能钞自《实录》初修本，要就史料价值言，远胜于今本《实录》矣。」正文则校勘不同版本间的正误，于每段之后附《实录》文字以兹比较，再加按语考其异同，精辟见解颇多，实为用心用力之作。【005】《古今图书集成中明人传记索引》（indexofbiographiesofthemingperiodin“ku-chint’ushuchich’eng”），香港，1963年。（222页）[缺编纂者及出版者资料]本索引根据1934年中华书局影印本《古今图书集成》中有关明代传记部分，即：明伦汇编之皇极、官常、氏族；博物汇编之艺术、神异；理学汇编之学行、文学、字学诸典编成。目录部分附有姓氏的英文拼音，依字母次序排列。【006】吴晗：《读史札记》，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358页）本书选录1931至1948年间作者所撰的札记式论文共十一篇，按写作时间顺序编排。除〈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投下考〉及〈元代之钞法〉外，以下各篇都是有关明史的：（一）〈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考证《金瓶梅》一书的时代，认为大约是万历十年至三十年（1582-1602）间写成的作品，退一步说，最早也不会早过隆庆二年（1568），最迟亦不能后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并扼要论述其时代背景。（二）〈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是以《李朝实录》中的记载为中心，探讨建州史前期著名领袖李满住的家世、住地及建州左卫的西徙，明与朝鲜两属下的李满住及其灭亡的经过。（三）〈明代的军兵〉记明代的军与兵、卫所制度、京军、卫军的废弛、募兵、军饷与国家财政等军事上的问题。（四）〈记明实录〉摘录《明实录》中资料百数十则，分成五类，辑为长编，「《实录》价值，言人人殊，记『评骘』第一；采录纂修，史官之职，记『史官』第二；椒园焚稿，史宬尊藏，记『仪制』第三；高、光著录，数经改修，记『掌故』第四；内廷录副，士夫争传，记『传布』第五。」（五）〈明教与大明帝国〉论证明之国号出于明教（摩尼教），对明太祖与红军、大明帝国与明教的关系加以探究。明教自唐代输入，至南宋而益盛，穷流溯源，因并及之；明教又与自出佛教之弥勒教传说及白莲社合，故亦连带叙述。（六）〈记大明通行宝钞〉申述明太祖印造大明宝钞和历朝流通的情况，兼及户口、食盐、钞、关、商税及俸给、赎法等与钞法有关的事项。（七）〈明初的学校〉记明代初期的国学和地方的府州县学，认为「研究明代学校和政治的关系，洪武一朝是最有代表性的时期。」（八）〈「社会贤达」钱牧斋〉指责钱谦益（牧斋）对明朝失节、出卖祖国人民，在清朝则名列《贰臣传》，羞辱至极。最后两篇文章中的一些说话，是针对着写作时的环境和人物而发的，多少含有影射的成分，详见〈后记〉所述。本书内容，虽如作者所称「只是若干专题史料的汇集」，但它除了整理和提供很多有用的资料给读者参考外，还有不少精辟的见解。【007】孟森：《明代史》，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7年。（392页）本书原稿是孟森在北京大学讲授明清史时，由北大出版组铅印发给学生的讲义，经劳贞一校对，杨联升作〈序〉，重新出版。书分两编，第一编「总论」两章，论《明史》在史学上之地位及《明史》体例。第二编「各论」共有七章：第一章〈开国〉述太祖建国及洪武年间大事；第二章〈靖难〉记建文朝事之得失，靖难之变及其后明运之隆替，仁宗、宣宗两朝大事等；第三章〈夺门〉述英宗正统初政，土木之变，景帝即位后的措施，夺门之变，宪宗、孝宗朝的政局和诸朝学术；第四章〈议礼〉论武宗之失道，世宗时的议礼及其影响，穆宗朝的政治、学术；第五章〈万历之怠荒〉分冲幼之朝、醉梦之期、决裂之期叙述神宗在位四十余年的朝政，附光宗在位一月的经过；第六章〈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论天启朝之阉祸，崇祯致亡之痴结，流贼及建州兵事；第七章〈南明之颠沛〉载弘光朝、隆武朝、永历朝及鲁王监国事迹。本书论述明代大事与制度、学术等，简明扼要，实为近人研究明史的早期代表著作之一。【008】李光璧：《明朝史略》，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232页）本书原是作者在天津师范学院讲授明清史课程讲稿的一部分，经过修改和补充而成，概略地阐述明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历史。全书八章的内容如下：（一）明帝国的建立，社会经济的恢复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高度发展；（二）永乐、宣德间封建政权的巩固与对外扩张；（三）正统至正德时期明帝国统治的危机；（四）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沿海倭寇的侵扰与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海盗商人的东来；（五）嘉靖至天启时期统治阶级的腐朽、党派纷争、封建掠夺的加深和阶级斗争的新发展；（六）满族的兴起和建国，明朝「辽事」的失败与明末农民大起义；（七）清军入关和汉族人民的抗清斗争；（八）明朝的文化。【009】黎杰：《明史》，香港：海侨出版社，1962年；台北：大新书局，1964年；[缺出版地]：九思出版社，1978年。（650页）本书分门别类，概述明代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第一篇〈明代政治述略〉分明初、明代中叶、明代末叶及南明四个时代记叙重要史事；第二篇〈明代法制述略〉分成四章讨论职官制度、兵制与刑制、考选制度、财政制度；第三篇〈明代学术思想述略〉阐述：（一）思想概略，（二）文学概略，（三）晚明三本名著（《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与西洋学术之输入，（四）艺术概略；第四篇〈明代的交通、都市与人口〉详列有关记录；第五篇〈明代的社会状况〉略论明代的农工商业、风气与宗教。书末附〈明代大事表〉。【010】李洵：《明清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香港：文昌书局翻印本。（261页）本书原为作者讲授明清史的讲稿，是一册概论式的著作。〈绪论〉讨论明清时期的历史及分期、史料与史学等问题，以下共有九章。作者将明代历史发展分成五个阶段来叙述：（一）反元民族斗争的胜利与封建帝国的建立，1368-1402；（二）十五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重大发展，1403-1435；（三）十五、十六世纪顷明帝国的危机，1436-1521；（四）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继续发展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1522-1596；（五）清的建国与明帝国在农民起义浪潮冲击下的灭亡，1596-1644。第六章以后属清史范围。【011】沉明璋：《明代政治史》，台北：自印本，1967年。（294页）这是一册概略叙述明代史事的著作，分成十章：（一）大明帝国的创建〉；（二）〈明初的政局〉；（三）〈明初的对外〉；（四）（五）〈明室的中衰〉；（六）〈明代的外患〉；（七）〈张居正的相业〉；（八）〈明季的秕政〉；（九）〈明室的覆亡〉；（十）〈明代的制度〉。纲目清楚，内容则多引用《明史》文字。【012】姜公韬：《明清史》，台北：长桥出版社，1979年。（167页）本书是傅乐成主编《中国通史》（共八册）中的一部，用语体文撰写，通畅易读，采录图片颇多，史事的叙述则较简略。第一章〈元明之际〉交代元末社会、民族意识与白莲教的兴起，风云际会的草泽群英，朱元璋早年的发展、平陈友谅与张士诚、北伐与统一的经过等。第二章〈明太祖的开国规模〉记叙明太祖定都、封王和藏富于民的财经措施，明代的学校与选举，太祖一朝严刑峻罚的事迹，并对政府组织和卫所制度一加探讨。第三章〈制度的更张与势力的发扬〉概述靖难之变后国家的内外发展：通漕与都城的北徙，宦官势力和阁权的递进，削藩与边防的始坏，明初与蒙古、女真的关系，郑和下「西洋」，西南开发与安南内属。第四章〈明朝中后期的政局〉介绍明代中叶以后政治日趋败坏的情形：土木之役与朝事的反复，成化、弘治之间的政治与军事，藩王之变，议礼与奉道，南倭北虏，政潮迭起的内阁和张居正的政绩。第五章〈明清之际〉依次说明党议与阉祸，努尔哈赤的龙兴大业，明朝的守御，流寇亡国与清人入关，南朝恢复的失败和清统一的告成。第六章〈清朝的极盛与中衰〉。第七章〈五百年社会文化的掠影〉综述明清两代人口发展与土地利用，商业与工艺，社会流动，书吏、幕友、乡绅，王学的风靡与反动，从「经学即理学」到「六经皆史」，文学与书画。【013】邓明炎：《明代之建国及其兴亡》，台北：天山出版社，1976年。（167页）本书是一册概述性的著作，就明代建国及有关兴衰的史事摘要分述，并藉此阐明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道理。全书分为下列九章：第一章〈明太祖之开国〉，述元帝国崩溃、群雄竞起和明太祖创业的经过，认为太祖成功的原因在于以民族主义号召天下、以仁义取得人心及见识过人。第二章〈明太祖的政治措施〉，从政治上的革新和严酷的统刑两方面对明太祖的措施加以探讨，指出一切制度都力矫元时之枉失，但太祖得国后不免猜忌，故其设施实在得失互见。第三章〈明成祖时代〉，记靖难之变及其后的杀戮，综述成祖的事业与其功过。第四章〈仁宣的盛世〉，述仁宗、宣宗的继立及两朝治绩，认为主要应该归功于辅佐得人，如蹇义、夏原吉和三杨等。第五章〈明代的中央政府制度〉，讨论初期的宰相制度、内阁的形成、阁臣的任用、内阁的职权、票拟与批红。第六章〈明代中期的忧患〉，就宦官专权、土木之变、景泰御虏、夺门之变、宪宗与孝宗时代的政治、武宗之昏乱、世宗的迷信等史实，说出明代中期内忧外患日趋严重的情形。第七章〈晚明政治的败坏〉，从张居正的革新说到神宗的弊政、光宗熹宗的荒乱、平倭与援朝、东林党祸及挺击、红丸、移宫三大案。第八章〈明室之覆亡〉，叙满洲兴起、宁远之捷、流寇猖獗与崇祯亡国，并分析明室倾覆的主要原因。第九章〈南明之复国运动〉，记弘光之消沉、隆武之简朴、永历之颠沛及鲁王监国，而以郑成功的光复事业作为尾声。各章内容，多取材于《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及孟森《明代史》诸书。末后附〈明代帝系表〉、〈大事年表〉、〈明代职官表〉。【014】存萃学社编集、周康燮主编：《明代社会经济史论集》（第一至三集），香港：崇文书店，1975年。（220页；344页；373页）本书选辑1936-1967年间王崇武、吴晗、梁方仲、王毓铨、李光璧等学者在《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禹贡半月刊》、《历史研究》、《历史教学》及《史学月刊》等学报上发表有关明代社会经济史的论文共四十九篇之多，照原版影印而成，极便利治明史者参考。第一集十四篇，计有：王崇武〈明代之屯垦政策与井田说〉、〈明代民屯之组织〉、〈明代的商屯制度〉；赖家度〈明代农民的垦荒运动〉；陈诗启〈明代的工匠制度〉；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李光璧〈明代手工业的发展〉；白寿彝、王毓铨〈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全汉升〈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额〉；清水泰次著、王崇武译〈明代之漕运〉；童书业〈重论「郑和下西洋」事件之贸易性质〉；贾敬颜〈明代瓷器的海外贸易〉；李光璧〈明代西茶易马考〉；刘炎〈明末城市经济发展下的初期市民运动〉。第二集收录十六篇，依次为：郭厚安〈略谈明初的屯田〉；方楫〈明代的军屯〉；王毓铨〈明代军屯制度的历史渊源及其特点〉、〈明代的王府庄田〉、〈明黔国公沐氏庄田考〉；周良霄〈明代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杨国宜〈晚明土地占有关系的演变〉；傅玉璋〈谈谈李自成的均田〉；王守义〈明末农民军「均田」口号质疑〉；刘重日〈「均田」口号质疑的质疑〉；陈鸣钟〈试论明建国初年土地田亩户口赋役诸制度〉；梁方仲〈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王崇武〈明代户口的消长〉；王毓铨〈明代的军户〉；何维凝〈明代之盐户〉；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第三集收有论文十九篇：洪焕椿〈关于明代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问题〉；柯建中〈试论明代商业资本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方楫〈明代手工业发展的趋势〉；史宏达〈明代丝织生产力初探〉；彭泽益〈从明代官营织造的经营方式看江南丝织业生产的性质〉；郑天挺〈关于徐一夔《织工对》〉；梁方仲〈明代「两税」税目〉、〈一条鞭法〉、〈释一条鞭法〉、〈明代十段锦法〉、〈明代银矿考〉、〈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方楫〈明代治河和通漕的关系〉；吴缉华〈明代的海陆兼运及运河的浚通〉；方楫〈明代的海运和造船工业〉；陈得芝〈试论郑和下「西洋」的两重任务〉；田静〈明代辽东的马市贸易〉；傅玉璋〈李自成起义军的商业措施〉；赵俪生〈论明末大农民军对货币财源的积累〉。【015】黄开华：《明史论集》，香港：诚明出版社，1972年。（681页）本书收录作者十余年间所写的七篇论文，凡数十万言，其中有关南京政制者两篇，分析晚明政治社会的有两篇，讨论黄梨洲的也有两篇，而字数最多、最为可观的，则是关于明代土司制度设施与西南开发的专论。各篇内容大略如下：（一）〈明政制上并设南京部院之特色〉考据有关资料，指出成祖迁都燕京以后并留南京部院，成为明代政制上的一大特色，是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其存在亦自有实际之需要。（二）〈补明史南京七卿表〉补正史之所未备，按《明史．七卿表》所列，尽属北都七卿，本表则详列南京七卿的更替，据此亦有助于观察中枢人事的动向。（三）〈明代土司制度设施与西南开发〉探讨明代统治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制度与政策，按土司制度是奠定开发西南少数民族的基础，此文资料丰富，整理排比，用功非浅，相信是目前研究有关问题最详尽的著作。（四）〈晚明寙政促致社会经济崩溃之剖析〉讨论明室败亡的关键所在。（五）〈晚明科举与士风颓败之探讨〉指出晚明的科举制度非特无助于学术政治，转成败坏人才之具。（六）〈读《明夷待访录》书后〉就《明夷待访录》一书，综述黄梨洲对明代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思想、科举取士等各方面的意见。（七）〈明遗老黄梨洲之史学〉专论黄梨洲治史的成就及其影响编修《明史》的大概。【016】李光涛：《明清史论集》（上、下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748页）本书辑录作者二十年间在《学术季刊》、《东方杂志》、《大陆杂志》等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凡五十二篇，内容主要关于两方面：一是明代与朝鲜的关系，作者利用朝鲜《李朝实录》中的资料，就个别的问题加以考证；另一是明清之际的史事，因明代覆亡、清朝代兴的关键原因，官书向无纪录，而汉满民族的交涉，官书隐而不载、或载而不实者，所在多有，作者引用内阁档案资料，究明若干史事的真相。引文中不乏贵重资料，考证亦详。作者对明清两代档案文献之研究，用功颇勤，凡与问题有关的资料，均尽量予以摘录。【017】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634页）[另台北世界书局有翻印本]本书收录论文四十四篇，大约可分为两类：一为历史事实的论述，一为文献资料的考订，主要集中于满清入关前后事迹的研究。其中大部分曾在报刊上发表，或曾收于《心史丛刊》及《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中，少数则为未刊稿。属于明史范围的，有〈建文逊国事考〉、〈万季野明史稿辨诬〉、〈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明烈皇殉国后纪〉、〈任民育〉、〈南明永历帝致吴三桂书跋〉、〈后明韩主〉、〈三朝辽事实录评〉、〈崇祯存实疏钞跋〉、〈传钞本黄景昉国史唯疑跋〉、〈书明史钞略〉、〈书樵史通俗演义〉、〈重明遗民传序〉等十余篇。书首有商鸿逵的〈编辑说明〉，指出「著者是一个旧型的历史学者，其在学术工作上的成就，受了他的立场、观点和治史方法的很大的限制。但……同时也应该承认，他在若干具体事情的看法上也自有其精到的、敏锐的地方。」编辑本书时，除了考虑文章的内容对现今的研究工作有无参考价值外，还特别注意暴露政治压迫和对封建统治者内部矛盾的著作。台北世界书局翻印本合订为一册，对〈编辑说明〉有所删改，著者所撰其它有关历史的文章附目亦削去后半。【018】苏同炳：《明史偶笔》[人人文库]，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125页）本书辑录有关明史的论文四篇，占全书主要篇幅的，一是〈明代相权问题研究〉，阐述洪武初年的君权与相权、内阁、票拟与批红、相业与相体、明代宰辅职权的演变等等；另一是〈明代的邸报与其相关诸问题〉，记明清两代的邸报，评述《万历邸报》并对其作者问题提出商榷。此外，还有〈论台湾外记中的郑芝龙史事〉和〈沈光文的出身考〉两篇短文。【019】黄彰健：《明清史研究丛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655页）作者此书收录有关明清两代史事、政制及史料考证的文章共二十余篇，凡数十万字，分作五卷：卷一以论述明代制度为主，计有〈论《祖训录》所记明初宦官制度〉、〈论《祖训录》颁行年代并论明初封建诸王制度〉、〈论明初的四辅官——并论明初殿阁大学士的设置及东宫官属之平驳诸司启事〉、〈读皇明典礼〉、〈读明刊《毓庆勋懿集》所载明太祖与武定侯郭英敕书〉诸篇。卷二探讨明律，有〈《大明律诰》考〉、〈律解辩疑、大明律直解及明律集解附例三书所载明律之比较研究〉、〈明洪武永乐朝的榜文峻令〉三篇。卷三论考明代史料：〈校印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序〉、〈明实录校勘记引据各本目录〉附〈今存明神宗实录为初修本说〉、〈明末实录书成腾写四份说〉、〈明外史考〉及〈续记〉、〈读明史王艮传〉、〈《明史考证逸》纠谬〉。此外，卷四〈论明初北元君主世系〉、〈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等篇讨论满清史事，卷五则辨析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史事。【020】李光璧编：《明清史论丛》，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294页）本书辑录探讨明清两代政治、社会、经济各面的论文十八篇，有关明代及明清之际史事的约占三分之二，内容围绕着以下几个重心：（一）明代土地及田赋制度——赖家度的〈明代土地占有关系和赋税制度的演变〉综论明初民田和官田的性质、明代皇庄庄田扩张的影响和一条鞭法的历史意义；梁方仲的〈明代粮长制述要〉说明粮长制设立的目的，粮长的职责及其所享有的特权，制度的演变等。（二）明代的手工业生产——李光璧〈明代手工业的发展〉概述明代手工业者的社会地位，丝织和棉织技术的提高，烧造和矿冶的进展，造纸和印刷业上的成就；贾敬颜的〈明代景德镇的瓷器和松江的棉织业〉则就瓷器及棉织业的代表性产地加以探究。（三）明末农民起义问题——李光璧的〈明代农民大起义〉略述农民起义的扩大和发展，李自成颠覆朱明王朝的经过，张献忠的建国和失败等；董玉瑛的〈有关明末农民起义流动作战的一些问题〉剖析流动作战的过程和所使用的方法，它本身所具备和创造了的条件，其表现及缺点等；马少侨的〈明末武冈人民的反藩役斗争〉记叙崇祯末叶武冈人民反对岷王企修建王城之役而掀起的武装事件。（四）明清民族关系及抗清运动——李文治的〈晚明统治阶级的投降清朝及农民起义军的反清斗争〉强调吴三桂的投敌给满清打开侵略之门，文武汉奸的投靠对清朝统治中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644年以前农民军坚持反封建压迫的斗争是正义的，而华北及中原广大地区沦陷后他们把斗争目标转向清朝，是符合广大汉族人民要求的；李光璧、赖家度的〈清朝建国及天崇时期的侵明战争〉探讨明朝和女真各部族的关系，努尔哈赤的建国和明廷对「辽事」的失败；而记述满清入关前后各地人民抗清情形的，有赖家度〈一六四五年江阴人民的抗清斗争〉、杨宽〈一六四五年嘉定人民的抗清斗争〉。（五）明代科技问题——燕羽的〈徐光启和《农政全书》〉、〈宋应星和《天工开物》〉两篇分别讨论明代两位科学先驱者的生平及他们的代表作。【021】包遵彭编：《明史论丛》（十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这套关于明史研究的丛书共有十册，各册标题依次为：一、《明史编纂考》；二、《明史考证抉微》；三、《明史考证逸》；四、《明代政治》；五、《明代土司制度》；六、《明代边防》；七、《明代国际关系》；八、《明代经济》；九、《明代国际贸易》；十、《明代宗教》。除了第三册全本及其它各册中少数文章是清人所撰之外，收录的多是近数十年来较为出色的论文，每册并有编者的简要〈导论〉。在明史研究的范畴中，这套网罗了近百篇专论的大规模论文集，是很方便参考的。不过，内容的编排和论文的选择等，似未经过严格的考虑，例如部分作品的撰写年代过于久远，或者所论过于琐细，以致整套丛书予人参差不齐的印象；而且，编者若能有效地引用最新的研究成果作出比较，则更能说明出所选论文的价值所在。详细内容，可参阅各册的提要。【022】赵令扬：《明史论集》，香港：史学研究会，1975年。（88+34页）本书是作者把发表在各学报上有关明史研究的论文，照原版影印辑录而成，共收论文七篇：（一）〈论明代之宦祸〉综论明代宦官为祸政事的经过，指出自太祖、建文之严御宦官至成祖宠任宦官，为明政一大转折点。至英宗时终发展为一代之祸。明之衰亡，乃宦祸所致；而宦祸之兴，则为士大夫与宦官勾结及党争所促成。（二）〈论南明弘光朝之党祸〉记述崇祯殉国后，南下诸臣不思合力救国，反而继续加强党争的情形。（三）〈记明时中国人在东南亚之势力〉概括明代华侨活跃于东南亚的状况，认为明初至宣德是全盛时期，正统至正德期间是奋斗时期，嘉靖至崇祯则是与欧人对抗的时期。（四）〈明宪宗朱见深之婚变〉考查宪宗因宠爱万贵妃而废后一事的经过，并反映宦官专横的情形。（五）〈记明代会同馆〉分析明代会同馆（招待外国国王、王族和使节的机构）的职务及对外交、贸易、文化等活动的影响。（六）〈论明太祖政权下之知识分子〉探讨明太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政策。（七）〈李贽之史学〉阐述李贽所撰《藏书》、《续藏书》及其「六经皆史」的观点。【023】李文治：《晚明民变》[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之23]，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225页）[香港远东图书公司翻印本]关于晚明民变问题有不少研究成果，本书是较早期的著作之一，其内容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说，是着眼于民变之兴衰演变以及在历史上的作用、影响等，「力避前人之隐讳，据实直陈。」作者认为，晚明民变的发展可以分为下列四个时期：（一）天启七年（1627）至崇祯六年（1633），?
徐福渡海求仙公元前221年，秦工赢政横扫六合，以极大的魄力和才能，统一了中国。国事初定，秦始皇便四处周游，一为巡政，二寻“长生不老”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一次巡游来到东海岸边，心甚往之，于是征召大批方士，询问海中神仙与仙药事。一个叫徐福的方士上书秦皇，“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秦王大喜，立即下诏征童男女3000，百工技艺之人，携带五谷等物，由徐福率领，东入大海“求仙”。徐福，史籍对他没有太多的记载，今天只知他是江苏省赣榆县人，没有任何航海经历的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方士徐福等人入海求仙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者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但徐福就在这第二次出海后，竟一去不返。2200年来，徐福航海成千古之谜。史圣司马迁说徐福到了“平原广泽”。但这个平原广泽是哪里呢？近年来，日本在徐福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权威地宣布：徐福当年所到的“平原广泽”是日本；日本皇室人员也不无骄做地称，徐福是日本人的祖先。据日本人考证，徐福从山东琅琊出发不久，在海上遇到了一场持续数天的大风暴，船队被刮到朝鲜半岛，稍事停留，他们便南下到达日本九州。在九州熊野县新宫市的波多须浦登陆，上岸后，徐福经武雄进入筑紫平原。徐福的人马在筑紫平原中心佐贺屯扎了9年，又折回九州岛，到了高千穗的“日向”，在今歌山县的新宫之地停驻了3年。尔后又到了伊势湾腹地，进到内陆檀原，并在此称王，最后在富上山麓终其天年。卒年不详。徐福完成了中国有史记载以来第一次航海探险，是人类航海史上的壮举。他把把秦代先进的农耕、蚕桑和医药技术带到了日本，使日本的农业、养殖业、纺织业、医药业都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徐福是一个永远值得人们怀念的中日友好的使者。法显渡海求经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大发展，引起了僧侣们西行取经的意愿，其中的佼佼者首推法显。法显，东晋僧人、旅行家、翻译家，中国僧人赴印度留学的先行者。俗姓龚，约公元337年出生于平阳武阳（今山西襄垣）。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法显等五人从长安（西安）出发，西行寻求佛教戒律。他们长途跋涉，过流沙（泛指今新疆中部大沙漠），穿越葱岭（帕米尔高原以及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脉之总称），到达北天竺、中天竺地区。法显在印度留学三年，学习梵书、梵语，抄录经率。又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居住二年，搜寻经籍。公元411年，法显自狮子国返归中国，采取了乘船穿越马六甲海峡，绕行东南亚半岛，然后北上的海上之路。他登上一艘返航的中国商船，在海上漂泊九十日，抵达广州西南方的耶婆提国，停留五个月等候季风，后搭乘另一商人大船，启程返国。在海上颠簸了近三个月到达了今山东半岛的青州长广郡界。回国后，法显将所得梵文佛家经典译为汉文，多达百万余字，又将游历当时三十余国的见闻编辑成《佛国记》一书。此书不仅是研究古代中外交通的名著，也是研究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历史的重要文献。法显出国14年，足迹遍及30余国，不但带回了佛经（后来翻译整理出6部24卷），而且还把国外所闻所见及海上斗风战浪的经历整理成《法显传》（又称《佛国记》、《佛游天竺记》等），为了解东南亚各国及航行情况提供了重要史料，也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基础法显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是中国航海史上有重要贡献的人物。鉴真渡日鉴真和尚(688～763年)，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即今江苏省扬州市)人。14岁时出家，26岁时已经是能融贯各家专长，声名远播的律宗大师了。唐天宝元年(742年)冬十月，日本学问僧荣睿和普照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礼请大和尚东渡日本，向日本国传法。唐天宝二年（743年），鉴真和尚率弟子道航、思托等21人准备东渡，但因荣睿、普照被同行僧人诬告是海贼，受到官府搜捕而告吹。但鉴真仍决意再次东渡，出钱买船，沿长江东下，却因遇到狂风恶浪再度失败。鉴真仍不甘心，第三次东渡尚在酝酿便又因被人告密而流产。唐天宝三年(744年)冬，鉴真率领荣睿、普照、思托等30余人，秘密南下，刚到浙江黄岩县的禅林寺，便被官兵重重包围，第四次东渡又告天折。天宝七年(748年)六月，鉴真、荣睿、普照等共35人从扬州出发，向东航行，沿江而下，出了长江口，在越州三塔山停留一个多月，然后驶到舟山群岛附近的暑风山。到十月中旬，船从暑风山启航，扬帆东驶。后漂航到海南岛的最南端，便跟随商人到了振州(今海南省崖县)，然后辗转北返。在路经端州时，荣睿病死。途中，鉴真和尚劳累过度，医治不当，双目失明。回到扬州，仍然在准备着下一次的机会。唐天宝十二年(753年)十月，此时鉴真年届66岁高龄，而又双目失明，但他仍然应允随使团东渡日本。二十九日晚，鉴真一行24人在黄泅浦(今江苏常熟黄泅)与日本遣唐使船队会合，踏上了第六次东渡的航程。除船工外，船上还有随行的十八位僧人和八十五位玉工、画师、绣师、缮工、镌碑工，又有大量经卷、香料、药材以及所需粮食和生活用品。经两个月的艰苦航行，鉴真和尚终于抵达日本萨摩国阿多郡的秋妻屋浦(今日本鹿儿岛县川边郡坊津叮秋目村)，并于次年二月到达日本遣唐使船队的始发港――难波港。鉴真和尚从743年起到754年止，历经11年，前后6次东渡日本，真是备受艰辛，屡遭磨难，终于达到东渡日本、弘扬佛法的目的。鉴真给日本带去了先进的中国文化，在日本无私地贡献出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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