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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换了那么多首辅,他换的对不对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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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皇帝换了那么多首辅,他换的对不对呢？
好多人都说崇祯多疑怎么的？可是这些说法就真的可信吗？一个人的性格，虽然从他日常的所作所为之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但是和他朝夕相处的人也不可能完全摸清楚，那些史官是不是也是听别人说的？在史书上记载的就一定可信吗？崇祯在位十七年年，据说一共换了将近20个首辅，杀了20多个巡抚、总督，包括所谓的长城袁崇焕，六部尚书也换了几十个。我想说的是，崇祯作为一个想有所作为，为了国家殚精竭虑的皇帝，他会不知道频繁换大臣的害处？是不是因为那些大臣们都只顾自己的私利，无人为国才让崇祯一次次的失望，才一次次的撤换、诛杀大臣的？
没办法，不好就要换，崇祯朝从头到尾整整17年的战事的是明朝最频密，加上14年天灾，官员犯错自然也频密，明朝的律法本身就很严格，加上言官弹劾体制，就算皇帝不严也要依法论处，崇祯皇帝自己说：我只杀贪欺之人。至于多疑，文官个人意志膨胀一系列的作为，包括袁崇焕，比如开始当时有内阁成员私改他的批红，都并没完全把他这个少年天子放在眼里，开始用内臣辖制文官，但是一旦碰到真正人才如徐光启，杨嗣昌等，他有始终信任甚至爱护倍加。历史看前人写，尤其明史前后多版，最后版已不是最真实版，自己还要多思考才是。
说真的。如果你对历史怀疑，那任何人都没有别的办法。本来历史就是用来给人评论的。其中关于你说的可信否，那些我想只有崇祯自己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做。不过，历史这么说。它应该有他的历史史实。真的，这只能说明你看的历史文献不够多。真的。许多历史内幕你是看不到的！只有专家才能看的到，供他们研究的！
崇祯是个好皇帝，他希望振兴明朝，可无奈的是，大明积重难返，内有农民起义不断，关外有皇太极八旗铁骑，可最关键的问题是，他的帝国中枢——朝廷内部人心不齐，大臣大多贪污腐朽，朝纲不振，尽管有几个首辅想重振朝纲，可政令无法执行，而崇祯急功近利。。。。后面太多了，要断网了，我不写了
当时的文官工作效率非常低而崇祯是一个急于求成的问题在加上天灾民乱外敌入侵而文官是干吃饭不干活的人整天争权夺利互相攻击崇祯自由他的缺点但是明朝的文官也是非常的烂
回天无力。皇帝都是空降兵，没有朱元璋的能力，别揽瓷器活。
据历史学家分析，崇祯是明代最贤明的一代皇帝了，鄙人认为他换人之多一方面在于他性格善疑，另一方面也可能包含他想立志强国的远大抱夫！
和他性格有关他天性多疑
主要是袁崇焕把他骗得太惨了。
明亡原因分析------崇祯也没有责任文章提交者：wuyurenshen加帖在猫眼看人【凯迪网络】http://www.kdnet.net第三部分滥杀滥换大臣关于滥杀滥换大臣，也是向来对崇祯诟病非议比较多的一条。其中流传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当属金庸在在《袁崇焕评传》一文中的一段话后来许多论及崇祯的文章都沿袭甚至原样照抄金庸的这段话（比如林洛写的《明朝灭亡的真相》）。怎么看金庸的这段话呢？我以为这段话本身真假搀杂，有故意误导人的嫌疑。金庸写《袁崇焕评传》是自诩为当成历史论文来写的，所以文中注释参考文献似乎颇为详尽。但在许多关键地方，则写小说本性故态复萌，无出处，无来源，只是空洞罗列拼凑，以作耸人听闻，煽动读者情绪之资。论人论事，应该具体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否则得不出公正的判断。崇祯即位时所处的时局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接收的文官队伍是魏忠贤时代遗留下来的,沉渣泛起,良莠不齐。如何从这支队伍中提拔挑选出真正贤能之人，是个棘手的大问题；第二，他即位时国家正处于险恶形势之中，内忧外患、天灾人祸，蜂拥并至，兵变民变迭相交起，内战外战轮番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扶危定倾”，扭转形势是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了解了这两点，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崇祯时期，前后的内阁成员多达五十多位，以及兵部尚书更换十四位之多。首先来看内阁成员的问题。崇祯刚即位的时候，四位内阁大臣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普都是魏忠贤时代遗留下来的。这四个人当中除了李国普为人正直以外，其他三人则大抵是阿附讨好魏忠贤之流。但崇祯上任之初，乃至处死魏忠贤后的一段时间，并不可能对整个文官体系都来一个大清洗大换血，许多事情还是都要依靠这些人来办理。四位内阁辅臣受到弹劾，崇祯还对他们有所保护。但增加乃至更换内阁成员显然是势在必行。就这样仅仅在崇祯即位之初的天启七年十二月，批准原内阁首辅黄立极退休后，就通过外廷会推再加金瓶抓阄的方法一下子增加了六位新的内阁成员，以至内阁达到空前的九人之多。但这样的内阁显然不会稳定，一来当时的外廷本身也是魏忠贤时代遗留下来，通过这样的外廷选举，很难选出理想人员；二来崇祯对这些内阁成员也都不了解，金瓶抓阄本身就说明了问题。果然在接下来，施凤来、张瑞图连连受到弹劾，辞职而去，而新被推选入阁的来宗道、杨景辰本身就是魏忠贤时期以拍马奉承、逢迎讨好闻名的卑污小人（杨景辰还是魏忠贤下令修纂的《三朝要典》的副总裁），在言官们不断弹劾，仅仅半年左右，就被罢免。在剩下的五人当中，也并非就都干净了。比如周道登是典型的滥竽充数，昏聩无能的代表。一次崇祯问他“宰相须用读书人，当作何解”，结果他瞠目结舌，回答不出来，呆了半晌才说“容臣等到阁中查明回奏”。这时崇祯已经颇为不满，接着又微笑的问他“近来诸臣奏内多有‘情面’二字，何谓情面？”结果此人还是答不上来，但又不好意思再说“查明回奏”，只得把情面二字颠倒，“情面者面情之谓也”。这样的人最后显然也只能得到一个罢归的下场。再有一个刘鸿训，也是个沽名钓誉，徒有虚名，实则品行不端之徒。此人在天启年间得罪过魏忠贤，上任后，又以反魏急先锋的面目出现，明史中说他“毅然主持，斥杨维垣、李恒茂、杨所修、田景新、孙之獬、阮大铖、徐绍吉、张讷、李蕃、贾继春、霍维华等，人情大快”，为自己捞取了足够多的政治资本。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内阁九名成员已经被撤换了六人，而实际上，李国普早就申请辞职，崇祯虽然不断挽留，但还是留不住，崇祯元年五月，他就“得请归里”。所以实际上是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原先内阁定下的九人已去七人。平心而论，如此大规模的频繁调换内阁成员，从具体过程来看，崇祯并没有丝毫可以指责的地方。这是评价成基命、文震孟、蒋德璟等崇祯时期的内阁大臣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些人“执正不惧，斟酌时宜”，不时贡献一些微小的益处，是可以的，但如果要他们“扶危定倾”，那就很难说了，显然这些人是办不到的。但显然对于崇祯而言，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只能“时献微益”，而是能够“扶危定倾”的人才！这才是崇祯不断调换内阁成员的真正原因。更何况象成基命、文震孟、蒋德璟这些人恐怕连“时献微益”都做不到，他们最擅长的是说些空话，漂亮话，做和事老，以及说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来压人，于当时可以沽名钓誉，于史书中也可以获得一个“性宽厚，识大体”，或者“最严正”的美名。时称‘真讲官’。”），但于实际却没有半点裨益。对那些真正有才干的，能做些实际事情而不是只会说空话的内阁辅臣，崇祯还是对他们充分任用甚至抱有感情，比如温体仁、徐光启、杨嗣昌，方岳贡等。其中温体仁在内阁中长达七年，为什么？因为他能做实事，能保持清正廉洁，不怕得罪人。至于如徐光启，崇祯五年当上内阁大学士，就深受崇祯信任，甚至他生病了，崇祯都不放他回家，以至死于任上。听到他死讯，崇祯甚至下令罢朝一天，以表示对他的哀悼。崇祯对杨嗣昌的深厚感情，在下面还会说到，这里不必多说。崇祯时期内阁成员的频繁更换调动，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作为崇祯来说，他需要的是能真正帮助他扭转局面，“扶危定倾”的人才，这样的人在文官集团中相当难得，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为什么说文官集团中根本没有这样的人，在后面的部分会分析到），既然找不到这样的人，当然就只能通过不停的调换来寻找了。对于崇祯而言，这是无可非议的。难道明知道这些人难以胜任，还让他们一直继续干下去，坐以待毙吗？虽然最后的效果不理想，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崇祯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到最后，崇祯已经接触到一些相对来说当时文官集团中最有才干的人了，比如方岳贡，方以智，新生的一代更有头脑更有实际才干思想更敏锐的士大夫群体也已经成长起来，接近成熟，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等。只可惜时局已经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了。另一方面，当时的那些进入内阁的文官们，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本身就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往往干了没有多久，就自知能力不足，或者自知渎职，不断请求辞职。兵部尚书频繁调换，原因大体也类似。《明史》中关于崇祯时期兵部尚书的列传主要集中在《列传第一百四十五》内，这一篇内共介绍十四人：张鹤鸣（弟鹤腾）董汉儒（汪泗论）赵彦王洽（王在晋高第）梁廷栋熊明遇张凤翼陈新甲冯元飙（兄元飏）这十四人中，张鹤腾、汪泗论、冯元飏未担任过兵部尚书职务，只是作为附带介绍，可不论。而张鹤鸣、董汉儒、赵彦、高第四人主要是在天启年间担任兵部尚书。张鹤鸣在天启六年第二次担任兵部尚书，崇祯即位之后，由于魏忠贤的关系，接连受到弹劾，马上就退休了。如果也把他算作崇祯时期的兵部尚书的话，似乎有些牵强，当然勉强算的话也可以。王在晋在天启和崇祯时期都当过很少一段时间的兵部尚书，把他算崇祯时期的也勉强可以。如果把张鹤鸣、王在晋都算上的话，这篇内介绍的崇祯时期兵部尚书共有八人。加上只提及一句的申用懋、张国维，还有另有传的杨嗣昌，傅宗龙[列传第一百五十]，以及无传但在其他人的列传中的提到的张缙彦，是十三人！比十四人还少一个人！按照时间顺序列举一下名单的话，分别是张鹤鸣、王在晋、王洽、申用懋、梁廷栋、熊明遇、张凤翼、杨嗣昌、傅宗龙、陈新甲、张国维、冯元飙、张缙彦(或许有误,欢迎大家指出)金庸竭力要给人造成一个崇祯喜欢滥杀大臣的印象，他说崇祯“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这些话初听起来耸人听闻，触目惊心，但细加考察，多有不尽不实的地方。首先他关于明代连一个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要杀谁不是皇帝一个人左右。明代关于官员功过都有很明确的赏罚规定，有功的受到的奖赏，有过失的，就要追究责任。这并不是凭哪个人高兴决定，更不是从崇祯时期才开始的。只不过崇祯时期国家战乱更加频繁，因此显得对官员追究责任加以责罚的事情发生频率更高，但这种情况本身并不以崇祯个人意愿为左右。当时的背景。崇祯登位之初，清除掉魏忠贤的势力之后，面对的首要任务就是整顿边防。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起用袁崇焕之外，另一点相当重要的就是严明法纪，有功必赏，有过必惩。这一点并不仅仅是崇祯一个人的想法，而是许多人共同的呼声。比如崇祯二年的兵科给事中许誉卿给皇帝的上疏认为有必要扭转向来用人过滥，法律废弛，赏罚不明的局面。所以今后应该重申法律，明示边臣“今后如敌军入境不能堵截，攻城不能入保，杀伤人口隐匿不报，在外的巡按御史可以据实揭发，在内的科臣可以参驳弹劾，按律逮治。”[晚明史p779]对此，樊树志评论说以法治军是绝对不错的，因此“如果继续发生敌军入境不能堵截等失职事件，一定要按律逮问。思宗毫不犹豫地批示同意”。其实即便按照现代观点来看，这样的做法也是无可非议的。尽管后来事实上对失职人员按律逮治也不能阻止敌军一二再再二三地入境抢劫屠杀，但并不能因此否定这种做法。正如现在社会用法律惩处犯罪，并不能因此彻底杜绝犯罪现象的发生。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应该用法律惩处犯罪，那显然就荒唐了。其次他提供的这些官员被杀或自杀的数据本身就很可疑，仅仅初看就可以看出三四处明显的错谬，仔细和史料对照的话，这段话更是千疮百孔。所谓杀死的不必说了，他把自杀的居然都算在崇祯头上，说是被崇祯逼死的。这本身就是心理过于乖戾对历史人物有严重偏见下产生的怪异思维。须知明代官员如果自知犯有重大过失重大渎职罪，往往会自杀，这和皇帝逼不逼实在半点关系扯不上。比如崇祯元年，在袁崇焕被崇祯任命前往辽东，但还未上任前，辽东巡抚毕自肃管辖下，宁远发生兵变，结果毕自肃“自知治军无方，上疏引罪后”，就在中左所上吊自杀了。难道说，这也是崇祯逼他自杀的？要知道这个时候崇祯才刚刚上任，唯一做的大概只是惩治魏忠贤，即便是对魏的阉党也还都网开一面，宽容有加，谈不上真正的清除。他如何来逼毕自肃自杀？说出这种话的人根本对古代士大夫官员心理缺乏基本的了解，这些人如果自觉有愧于国家的话，根本用不着谁来逼，往往会以一死来赎罪。崇祯上任以后，国家战乱频繁，兵变民变，以及军队失利，国土沦丧，城池失守，这些过程中都会官员因自觉渎职而自杀，难道说都是崇祯逼的？此外还有战死的，病死的，难道也都是崇祯导致的？“把所有的罪状往崇祯头上一推省力固然是省力，但也不过是在歪曲历史而已这些列出的人当中，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战事失利，玩忽职守而被惩处。其中大部分人即便按照现在的观点来看，上军事法庭受到审判，大概也绝不冤枉。而且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之所以受到惩处，并不是崇祯一个人的意志能决定的！怎么能算都是崇祯滥杀滥罚？从受惩人员的数字来看，也绝对没有金庸其他一些人渲染的那么夸张！再拿金庸特别强调的十四个兵部尚书（以我所见似乎只有十三个，不知道还有一个是谁？）的问题来说，按照金庸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说法，似乎这十四个兵部尚书大多都惨遭崇祯迫害，甚至许多都被处死的，以此来表明崇祯刻薄寡恩，猜忌多疑。但如果考察事实，就知道大谬不然。就拿这十四个人当中被金庸特别点名的几位来说，他说“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似乎给人脑海中一个副图景，两个兵部尚书先后相继，满怀着对崇祯恐怖统治的愤怒控诉，一脸悲壮的从桌上拿起一杯毒酒，毅然服下，然后痛苦的倒地挣扎，痉挛扭曲，七窍流血而死，两只大大的眼睛还睁着，死不瞑目，似乎在向苍天控诉崇祯这个暴君屠夫的黑暗残暴的恐怖统治，这就是金庸试图通过他的文字想给读者传递的印象！但事实真相如何呢？梁廷栋是崇祯三年到四年间的兵部尚书，根据《明史》记载，其人才干还算可以但品行操守上有些问题”张凤翼则是崇祯五年当上兵部尚书，在位将近五年，可算的上时间最长的一位兵部尚书了。仅凭这点看，他应该是有些实际才干的。事实上他在任期间对平定农民叛乱还是提出过许多有成效的建议的。尽管明史中说了这么一段“初，贼之犯江北也，给事中桐城孙晋以乡里为忧。凤翼曰：‘公南人，何忧贼？贼起西北，不食稻米，贼马不饲江南草。’闻者笑之”。《晚明史》作者樊树志以此说“兵部尚书犹如白痴”。但以我的观点看，这应当就是同僚之间随口说的一句玩笑话而已，被载入史书作为评论一个人的根据则未免过于武断。崇祯九年的时候，满洲虏兵又绕道长城喜封口侵入关内，直逼京师。满兵经过的是梁廷栋的辖地，对此有直接责任，被命令戴罪入援，而作为当时兵部尚书的张凤翼显然也负有责任，受到言官王家彦的弹劾，为了减轻罪责，他也“自请督师。于是宝坻、顺义、文安、永清、雄、安肃、定兴诸县及安州、定州相继失守。”这种情况下，当然他们就逃不掉被言官弹劾的命运他们两个人都自知渎职罪大，害怕受到法律制裁，所以干脆每天服用少量大黄，最后生病而死。可以说他们的死和崇祯没有半点关系。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原因，真要说造成他们慢性自杀的真正原因，那也是言官的蜂拥而上的弹劾，而不是崇祯。明代言官群起攻击之下的舆论压力，连作为皇帝的崇祯都要害怕（以后崇祯之所以不能公开主张和谈，以及不能迁都，大抵都是屈服于言官的舆论压力的淫威下）。另外一点张凤翼当时虽然被“议罪夺其官”，但到了崇祯十一年七月，又“论前剿寇功，有诏叙复。”如果说大黄是毒药，他们每天吃大黄就算是服毒死，那也就勉强算吧！但如果这都要算成是崇祯逼死的，那就未免有点滑稽了。再说杨嗣昌,所谓杨嗣昌自缢死,更是胡扯.事实上正如樊树志所说,“早在崇祯十三年底至崇祯十四年初，杨嗣昌已身患绝症。正月初六日，病情趋于严重。正月初八日向皇上报告军情时，流露了行将就木的忧虑：‘臣忧劳病瘁，奄奄垂毙’”[p1025]等到张献忠奇袭襄阳，杀死襄王的消息传来后，惊吓忧虑之下，病情加重，饮食不进，“遂至不治”。有些人硬要附会说他是上吊或服毒而死，不知道是什么心肝？又是出于什么病态心理？事实上崇祯对杨嗣昌这样有才有识，不计个人得失，真心为国操劳，和他肝胆相照，为拯救国家危难甘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两人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君臣的关系，不如说是两个披肝沥胆的朋友关系。杨嗣昌可以说是明末少数几个不光说几句空话漂亮话来沽名钓誉，能够真正提出可操作建议的文官，他提出的先安内后攘外，加饷足兵，以及用四面六隅、十面张网来围剿农民叛乱军，都不失为在当时条件下，当时的认识局限下，可以暂缓危机（至于解决危机，那是谈不上）的可行策略。至于具体实行过程中，没有能够贯彻到底，这就不是杨嗣昌的责任了。正因为杨嗣昌和崇祯同样是为了解救国家危难，置个人得失毁誉于不顾，有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所以两人才能成为肝胆相照，推心置腹的好朋友。杨嗣昌举荐的熊文灿昏聩懈怠，以至纵放本已濒临灭亡的张献忠部队。面对言官们的疯狂弹劾，崇祯迫于压力，不得不让本来担任内阁辅臣的杨嗣昌亲自督师征剿张献忠，在临行前，崇祯亲自赐诗，赐酒，在杨嗣昌上任初打胜仗以后，他马上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杨嗣昌发去手谕，其中说“卿自昨年九月初六日辞朝至今，半载有余，无日不悬朕念，与行间将士劳苦倍尝，而须发尽白，深轸朕怀。又闻卿调度周密，赏罚严明，深慰朕平寇安民之意图”。这话正如樊树志所说“字里行间流露出思宗对杨嗣昌的特殊感情，连须发尽白之类琐事也挂在心上”。不象是皇帝对大臣说的话，象是对分离的亲人朋友深切挂念而说的话。即使当最后杨嗣昌征剿不利，襄王落于张献忠手中被害，他自己也不幸病亡身死。崇祯也并没有因为一时成败而改变对杨嗣昌的深厚感情，他下谕旨说“督师阁臣杨嗣昌，攻虽未成，尽瘁堪悯，与祭一坛，地方官护柩回籍”，不仅如此，崇祯甚至还亲自写了一篇感情深厚的祭文，其中说“惟卿志切匡时，心存许国，……赍志深渊，功未遂而劳可嘉，人已亡而瘁堪悯。……英魂有知，尚其祗服”。杨嗣昌是死了，群狼一样的言官对他的疯狂弹劾却没有停止，有人说他有六条可斩之罪，还有人甚至认为应该对杨嗣昌断棺戮尸（这是那个也在崇祯年间担任过内阁大臣的蒋德璟说的）。崇祯顶住这些人的压力，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推，以保护杨嗣昌，他说“杨嗣昌系朕特简，拥兵不效，朕自鉴裁，况才尚有可取，各官见朕有议罪之旨，大家排击，纷纭不已……姑不深究，各疏皆留中，谕尔等知之”。后来他又追赠杨嗣昌为太子太保。崇祯对杨嗣昌也算得上仁至义尽，情深意重。仅以崇祯对杨嗣昌的态度而论，就足可驳斥那种认为崇祯刻薄寡恩，只会冷血滥杀的的谬论再说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的问题，这两个人从明史的记载来看确实曾经下狱。但事实上是下狱之后又都被放出来的。傅宗龙崇祯十二年因罪入狱，关了两年后就被放出来，崇祯十四年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在与农民叛乱军作战中，被俘不屈而死。张国维[列传第一百六十四]至于张国维，在专讲兵部尚书的《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五》中没有对他的介绍，只提到了一两句话，其中一句是“帝曰：‘大司马缺久，无逾卿者。’元飙以多病辞，乃用张国维。”，另一句是“十六年五月，国维下狱”，此外就没有了。从这两句话，似乎又是崇祯在张国维当了兵部尚书没有多久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就把他投入监狱，这样的叙述，很投一些人的胃口，很能验证他们心目中那个暴虐专横的崇祯形象。但实际上在《列传第一百六十四》中有专门对张国维的介绍，对他入狱前后的经过叙述的比较详细，不妨摘引一下，看看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十六年四月，我大清兵入畿辅，国维檄赵光抃拒螺山，八总兵之师皆溃。言者诋国维，乃解职，寻下狱。帝念其治河功，得释。召对中左门，复故官，兼右佥都御史，驰赴江南、浙江督练兵输饷诸务。出都十日而都城陷。”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的很清楚，他入狱的原因并非是崇祯要和他过不去，而是他部署防守清兵失利，而受到言官的弹劾诋毁，“言者诋国维，乃解职”，很清楚，言官的弹劾才是他下狱的原因。而把他放出来的倒是崇祯，“帝念其治河功，得释。召对中左门，复故官，兼右佥都御史，驰赴江南、浙江督练兵输饷诸务”。他基本上下狱之后没有多久就被崇祯放出来的，就这居然也被金庸列入被崇祯迫害的兵部尚书名单中，有些人看来在搜罗崇祯罪状方面真是不遗余力，无所不用其极了！后来张国维在南方从事抵抗满清侵略的活动，最后英勇就义!还有说“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也是令人啼笑皆非，王在晋在天启二年当过几个月的兵部尚书，崇祯元年同样只当了几个月的兵部尚书，他是因为被牵连到内阁辅臣刘鸿训受贿而篡改任命张庆臻总督京营的敕书的案件中，他是兵部尚书，连带的负有责任，因此才被革职的[列传第一百三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五]这个勉强可以说是革职查办吧（只是如果这种涉及贪污受贿的情况，不被革职的话，那是不是又要说崇祯统治下腐败公行呢？），那说熊明遇被革职查办就有些莫名其妙，他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正常的调换职位而已，根本谈不上革职查办！熊明遇是在梁廷栋之后当的兵部尚书，他过于相信对农民军用招抚手段，导致农民叛乱军“久愈猖獗，莱城被围几陷”，后来又袒护用金帛牢醴贿赂入侵的满虏退兵的沈棨，所以当了将近一年的兵部尚书之后，也“以故官致仕。久之，用荐起南京兵部尚书，改工部，引疾归”，这个待遇应该也算不错，最后也是他自己说身体有疾病才辞官退休的。这难道又是崇祯在迫害他了？（值得一提的是熊明遇是明末喜好西学的学者之一，他著有《格致草》一书，张永堂说该书的特色“不但对于个别自然现象作了科学的研究与记录，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意从这些个别研究中寻找出通则与定理。因此他著作中有不少所谓的‘恒论’‘演说’。如卷一有‘原理恒论’‘原理演说’”[p19《明末清初理学与科学关系再论》]。熊明遇的儿子熊人霖也是西学名家，著有《悬象说》《地纬》《函宇通》。此外熊明遇对明末大学者大思想家方以智的影响也相当大，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西学的兴趣，应该说受熊明遇启蒙）金庸说的这几个人当中只有王洽和陈新甲是因为渎职而被处死的。即便是这两个人的死，也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是崇祯横暴专断，想杀就杀。王洽的死很大程度上是袁崇焕连带造成。王洽也好，袁崇焕也好，他们获罪而死并非是崇祯一个人能够擅自决定的，满清修的《明史》字里行间往往有意无意夸大崇祯个人作用，以达到丑化崇祯目的（同时也是受满清自身绝对专制的影响，以为大臣生死全由皇帝个人决定，以此来逆推明朝）。事实上，这完全是对明代的政治不了解的缘故，在决定这些人生死中，文官大臣的作用大于皇帝个人的作用，法律的作用大于个人感情的作用。崇祯说的这八个字“此国家法，朕不得私”，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决定自己身边服侍当值的一个太监的生死问题上，崇祯尚且做不了主，涉及国法，他也不能外加干涉。更何况对于那些朝廷的大臣巨僚呢？并不是他要抓王洽就抓王洽，他要杀袁崇焕就杀袁崇焕，根本不是这样。事实上这些最终都是要在文官的许可下，经过审理，对照法律才能最终决定的。客观的说，这是皇帝和文官们两方面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才能最终作出的决定。而并非是单方面的因素再来说陈新甲的死，但事实上真正决定陈新甲之死的并非和谈泄密本身，而是在这之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他在洪承畴率军支援锦州冒进败亡的事件中就有重大责任，当时的经过是“锦州被围久，声援断绝。有卒逸出，传祖大寿语，请以车营逼，毋轻战。也就是一开始洪承畴和崇祯皇帝的意见都认为应该持重缓进，“承畴以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帝以为然”。而陈新甲则坚持要求分四道夹攻，并派遣张若麒去游说，同时亲自写信激洪承畴出兵，为了进一步说服洪承畴，“陈新甲又派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到洪承畴行营与张若麒相互配合，以赞画军务贯彻兵部的主张”。最终的结果是洪承畴被这些人游说心动，再加上为个人私利考虑，最终决定放弃持久作战，贸然出兵，导致松山大败，明军被围歼！可以说松山大败首要的责任人就是兵部尚书陈新甲，其次才是洪承畴和崇祯皇帝。在这个事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皇帝下令进行的会谈为什么要秘密进行呢？以至于主持和谈的陈新甲把秘密泄露出去后，不但和谈马上终止，甚至连陈新甲本人也前罪后罪并发，入狱身死。按照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明代的皇帝不是专制独裁么，崇祯不更是以专制刚愎而闻名么？既然皇帝决定了要和谈，下面的人迎合皇帝就是了？有什么必要偷偷摸摸的进行？问题的关键正在于，和某些人想象的相反，明代的皇帝不但不是所谓的专制独裁，而是在许多事情上，如果得不到众多文官的支持，那么就根本推行不下去的。许多人把崇祯之所以秘密进行和谈，以及秘密泄露后终止和谈归结为是面子问题，根本就是一派胡言，真把历史当儿戏！这里有什么面子问题？国家当时所处的困境众人皆知，和满洲叛乱分裂分子暂时达成和议，不失为暂时缓解危机的一种权宜之计！难道明朝军队两线作战，疲于奔命，左支右绌，接连打败仗，崇祯就有面子了？崇祯再愚也不会愚到这个地步！更何况，和谈最后的目的是要达成一个结果，一个协议，过程固然可以秘密进行，那最后的结果也能秘密不成？和议成功的话，最后达成的协议总要公布出来，难道那时公布，崇祯就能更有面子了？有些人看待历史真是皮相肤浅之极！问题的关键是，如果和议公开进行的话，那么在众多文官的反对声音中，从一开始就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就算崇祯作为皇帝，就算他支持和议，那也无济于事！在和谈这样的大事上，即便是明朝的皇帝也没有自己决定的权力（这和某些人头脑中想象的那个所谓君权专制对照一下，真是讽刺）。这才是和谈之所以要瞒着众多文官秘密进行的根本原因！正如樊树志所说“按照思宗的本意，是想秘密达成协议，造成即成事实，减轻北边压力，集中力量对付中原的李自成、张献忠”。也就是先斩后奏，先不经众多文官许可达成协议，然后再让他们面对即成事实，崇祯做皇帝做到这个份上，也是够委曲求全了。一旦泄密，在文官集团强大的舆论攻势压力下，和谈也就只能终止。某些人以为崇祯想杀谁就杀谁，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把什么过错都往他头上推，亡国的责任要他一个人来担，真是荒谬已极！王洽和陈新甲这两个兵部尚书的死，我们做了一个交代，很显然上面所说的事实可以看出，他们远非是崇祯皇帝随心所欲，想杀就杀的！
无所谓对还是不对明未体制性问题，换谁都做不好
lz可信
明朝大势已去，一人之力无力回天。崇祯对于大臣的表现过于急功近利。过度追求他们在短时间了内拿出解决的办法并解决问题。但是就当时的环境是内忧外患，天灾人祸连连。朝廷内部腐败积成已久，受贿，朋党之争成风。其腐化的开始在万历年间就已经开始了。到了天启更加严重，到崇祯已经是风雨满楼的局面了。崇祯在对于魏忠贤的处理，让他以后过于相信自己个人，而对于大臣们在时局面前的成就则越来越感到失望。同时他在所有的事情面前总是相信对的是自己，错只会错在大臣们没有精心尽力。每次事故的发生都不会反省自躬下自己在用人和决策方面的过失。同时对于袁崇焕的处置让太多的忠臣感到失望，也表现出崇祯缺乏对于大臣的信任，对大臣的多疑。同时在人事上他也没用做到知人善任！诸多的可将之才不是被大臣朋党之争所埋没被害，就是被他亲手所杀，也在于他过分的把责任推到失事人身上，而没有深远的考虑原因。崇祯的失败不但有他个人的因素也有体制的因素更有当时时事的原因。一个朝代腐败到一定时候被推翻那是历史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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