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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自己是怎么评价西安事变
张学良和杨虎城
1936年12月，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件意义特别重大的事件。它对于改变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关键作用。驻扎在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被蒋派往西北剿共。张学良因不战而失东北后，内心愧疚，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加深，反攻复土之心越发强烈，对消耗自身抗战力量的内战越发不满。杨虎城同样热切希望进行抗战。同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从军事上给国民党“围剿”企图以有力打击，另一方面，出于民族大义，积极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扬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遂与红军实现秘密停火，并屡屡请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甚至声泪俱下，向蒋介石哭谏，苦陈抗战之必需，但遭到蒋的严词训斥。
人民网香港10月16日电台湾消息：张学良对于“西安事变”的自我评价究竟如何？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冀说，他于8年前听“少帅”亲口这样说：“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应该被枪毙；但是依我的良心，我没有做错！”
据台湾媒体报道，65岁的王冀，目前是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他的父亲王树常曾经是张作霖的总参谋，也是1929年张学良所指挥的东北军之军令厅厅长，后来曾任河
北省政府主席。王冀说，因为父亲的关系，所以在1989年至1993年之间，多次与张学良在台湾北投家中长谈。
1991年，他有次在张学良的北投家里问到“西安事变”，张学良这么回答王冀：“作为军人，按军法来说我是应该被枪毙；但我没做错！我为了爱国、为了救中国，我一定要让蒋(介石)委员长了解，抗日为何重要。”张学良说，好汉做事好汉担，所以他陪蒋委员长回南京。
被询及后来在台湾出现的张学良亲笔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时，张学良说：“什么‘忏悔录’？我没写过‘忏悔录’，我没什么好忏悔！”接着他就说，他写的是“反省录”。张学良告诉王冀，那时大约在一九五几年，当时先是看管他的刘乙光通知，蒋“总统”要见他，他很紧张，“一见面，老先生就说：‘你把当时在西安的事情写出来给我看看。’我说：‘这不值得写。’‘你写看看，看这几十年来，有什么想法。’我回答：‘先生要看，那我就试验试验。’”张学良回到住处之后，就提笔写了，自订的标题则是《西安事变反省录》。以后在1956年，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这本中引述了张学良之言。
张学良何以一直未回大陆？王冀说，事实上，张学良原先是一直在考虑要回大陆去的。1991年时，张学良曾问王冀：“你看我到大陆去怎么样？这么多年没回去，也该还东北父老一个人情”。王冀问他，不怕中共统战工作？张学良回答：“我现在也没有利用价值嘛。”王冀说，他当即表示愿意为张学良探个路，到大陆一行。但以后张学良访美，却是觉得不宜直接从美国直接到大陆，而又回到台湾。
张学良考虑的，依然是政治问题。对于大陆行，他其实曾经问过多人意见，最后依然未见成行。
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张学良在东北1934年2月张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此时，日本侵华日亟，国民政府一再妥协，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1935年4月，蒋为削弱张学良军力，命令张学良围剿红军，但却遭到挫折，逐渐对蒋的调遣有所反感。
1936年4月，张与周恩来在肤施（今陕西延安）会谈，提出联蒋抗日，为中共中央所采纳，与红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这时，中共的叶剑英又携带双方停战计划及毛泽东的约书来西安，张学良拿出巨额私款，赠送红军做冬季衣食补给费用。共产党也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张学良与西安绥靖主任、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向蒋面谏，却遭到蒋拒谏。蒋介石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将其所部分别调往福建、安徽。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张学良向群众表示一周内以实际行动答复学生要求。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共同逼蒋联共抗日，造成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
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停止一切内战。
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西安事变发生后，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出现主张杀蒋和放蒋的争执，但张学良、杨虎城二人都主张释放蒋介石。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曾找张学良商议释放蒋介石的四项条件：一是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声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是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是东北军、17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是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内部以亲日派何应钦为首，陈立夫、陈果夫、戴季陶等极力主张武力解决。
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讨逆”决议，由保应钦任“讨逆总司令”，任命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兵发潼关；并派飞机先行轰炸了渭南、富平、三原等地。何还给在意大利养伤的汪精卫打电报让其“速归”。相对于何应钦的武力讨伐，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人，则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南京奔走游说，为营救蒋介石积极活动。
17日，中国共产党应张学良邀请，派周恩来到西安参与西安事变的协商。中共党内也出现过“杀蒋”
与“放蒋”的意见分歧，在延安已经搭好准备公审蒋的台子，但后来又转为主张放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根据中共官方资料，中共是出于统战目的，因为即使杀蒋，并不会对共产党有什么实质意义，反而有可能使何应钦等亲日派上台，那样的话，无论对中华民族还是共产党本身都是有害无利的。
22日，宋美龄等到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去机场迎接，并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会谈。
24日，蒋中正口头答应了六项协议。即：
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
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
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其它具体的救国办法。
张学良见蒋介石接受了谈判条件，怕夜长梦多发生危及蒋性命的变故，即力排众议，决定无条件放蒋。
25日下午，张学良与杨虎城一道送蒋介石及宋氏兄妹上飞机，同时为了维护领袖威信，自己亦随同护送蒋回南京。飞机抵达南京后，张学良即被军统特务监视。
29日，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下达了法丙字第17087号命令，委派李烈钧为军事法庭审判长，对张学良进行审判。
31日，军法会审判决“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
1937年1月4日下午，张学良又接到国民政府发布的特赦命令：“经国府委员会讨论，一致决议接受蒋委员长请求，张学良准予特赦，张学良所处10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宋子文陪同张学良出席军法会审后曾说：“审判是走个手续，5天后汉卿保证回西安。”然而事实上，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即长期监禁。张学良自此一生失去自由。
张学良与杨虎城在
1938年11月起被囚禁在贵州省修文县阳明洞，
1941年5月张学良转囚贵阳市麒麟洞，由于和市区距离很近，不久很多贵州人都知道张学良关在麒麟洞，当局颇不自在，于是在
1942年2月把张学良移往贵州省开阳县刘育乡囚禁，
1944年春天再移贵州息烽县阳郎坝，冬天再到桐梓县天门洞小西湖，
1946年4月9日蒋介石在贵阳市黔灵公园会见张学良。不久之后，张学良被押往重庆歌乐山戴公馆，
1946年10月被送到台湾，
1947年移住井上温泉（新竹县）。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中国也由此实现了由内战到抗日战争的历史转折。
http://baike.baidu.com/view/449980.htm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是为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力主抗敌，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及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蒋介石于1936年12月4日飞抵西安，要挟张、杨：如不加紧“剿共”，即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杨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两位爱国将领遂毅然决定实行兵谏。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的卫队交火。蒋闻枪声，仓皇越后墙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10余人拘押。张、杨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8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与日本妥协。英、美帝国主义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宋子文、宋美龄委托英籍顾问端纳飞西安探视情况。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
中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与张、杨恳切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22日，宋子文、宋美龄飞抵西安开始与张、杨及中共代表会谈，24日，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权利，联共抗日等项协议。周恩来曾会见蒋介石，蒋表示以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20日下午，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伟大转变。但蒋介石后来背信弃义，使张学良遭长期监禁，杨虎城惨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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