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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袁世凯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重要阶段：驻军朝鲜，出任清廷驻朝全权代表，个人才华得到了一定的展示，引起了朝野的广泛关注；小站练兵，成为威震一方被维新派看重的新建陆军统帅；投靠慈禧太后，出卖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党人，借此获取晋身之资，一跃而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再授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罢官回籍后东山再起，先后出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直至帝制自为、黄袍加身，自己将自己逼上众叛亲离的绝路。
袁世凯人生的每一重要阶段，都有着一些呈螺旋状循环上升的类似经历与曲线轨迹：凭借勤奋努力，利用时势机缘，一点一点地往上爬；当爬到一定的高度时，突然悬空一脚掉下；然后进入另一新的阶段，继续步步攀升；再次掉落，等待时机再次攀爬……他就这样不懈地坚持着，一直爬到不能再向上爬的巅峰。而不懂适可而止的他朝前又是一脚，结果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与深渊，背上无法洗清的千古罪名。
一
若论念书学习，袁世凯天资平平。他生就的性格，好动不好静，于舞枪玩棒、骑马驰骋、习拳弄武格外醉心，而一提读书，他就头疼不已。因此，他两次参加科考，两次落第，也就不足为怪了。袁世凯不喜念书，不等于他无视功名。其实，他的自尊心极强，一心想着出人头地。他早年的几首诗中，都透着一股建功立业、志向远大的非凡气度。比如《雨花台怀古》：“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落第后的袁世凯到上海谋事，也混得不甚如意。1881年5月的一天，袁世凯在其嗣父袁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的帮助下，离开上海，前往山东吴长庆帐下投笔从戎，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迈出了跻身仕途的第一步。
事实证明，袁世凯虽不喜读书，但对实务却极具天赋，办事效率极高，常能于棼丝中抽出主线，抓住实质，使得不少难题迎刃而解。袁世凯这一优点与特长深得吴长庆的好感与信任，不久便委任他为庆军营务处帮办（相当于今日军训处作战参谋之职）。
个人的追求喜好、天赋才干一旦找到合适的土壤，也就意味着向成功迈进了一大步。袁世凯于正途之外脱颖而出，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爬。
1882年7月，朝鲜爆发了士兵起义、贫民响应的“壬午兵变”。为帮助朝鲜平定内乱并防范日本，清廷令丁汝昌率海军三舰、吴长庆率淮军六营在七日之内赶赴朝鲜。军情紧急，时间仓促，吴长庆成立前敌营务处，袁世凯负责军需物资供应及勘定行军路线。限令六天之内完成的事情，袁世凯三天就办得稳妥齐全。他带领前敌营务处数人率先在朝鲜登陆，在选定大军登陆地点、勘探进抵汉城的行军路线及营务料理等方面，办得有条不紊。吴长庆率部抵达朝鲜南洋港，令某营为先锋次日登陆，该营管带以士兵连日劳累、不习航海、多数晕船为由请求稍缓。吴长庆大怒，立撤其职，令袁世凯代理。袁世凯受命后在两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所有登陆准备，干练的才华一时显露无遗。
袁世凯虽然科举不中，但长期的应考诵读，也打下了一定的国学基础，这就使得他不同于过去的八旗、绿营旧式军人。他胆量极大，但又不是那种一昧蛮干的莽夫，称得上有勇有谋。无论是从戎治军，还是后来的从政治国，他一直惯用的手法，便是软硬兼施：一手拿刀子，一手拿票子。拿刀子就是杀人，袁世凯杀起人来从不心慈手软，朝鲜是其最初的“练刀”之地。清军刚入朝鲜时，军纪败坏，常入民宅骚扰，影响极坏。袁世凯对此予以严惩，当即斩首七人，撤办数人，一时名声大振，就连投身军中的吴长庆本家亲故，也无不畏服。此后，袁世凯更是以杀人不眨眼立威扬名于世。而一手拿票子，就是不惜重金收买有用之人。袁世凯记忆力极强，哪怕是一面之交，数十年后仍能准确地说出对方的姓名与籍贯，这也为他广泛结交、笼络他人带来了不少好处。更多时候，袁世凯则是两手齐出，恩威并施，控制他人，为其所用。
1882年8月28日凌晨，清军应朝鲜国王李熙之请，出兵镇压“壬午兵变”。袁世凯率领一支清军配合行动，杀死了几十名参与者。战斗中，袁世凯一路放枪，带头冲在最前面，他的坚毅勇敢感染了部下，兵变很快得以平定。于是，吴长庆在给清廷的呈报中将他大大地赞扬了一番，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报以首功。年仅23岁的袁世凯就这样以“平叛英雄”的姿态，先后进入了李鸿章及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的视野。李鸿章以其“治军严肃，剿抚应机”，荐以同知补用，赏戴花翎。清廷准奏，袁世凯一下子跃升为朝廷五品官员，后又吉星高照，接替回国的吴长庆，奉命总理营务处，兼会办朝鲜防务，统带庆字营。
袁世凯久居军营，用心揣摩，渐渐地就有了一些个人练兵、带兵的心得。他主动为朝鲜编练亲军，不到一年，就“成效大著”，“其技艺娴熟，步伐整齐，堪称劲旅”，不仅博得朝鲜君臣赞赏，连西洋官员也颇为称道。
1884年，朝鲜开化党人在日本的指使下发动“甲申政变”，挟持国王李熙，杀害大臣，组建新政府。袁世凯闻讯，不待清廷指示，当机立断，冒着生命危险率军攻打王宫。支持政变的日军开始反击，经过一番激战，袁世凯终于救出朝鲜国王，一举粉碎了甲申政变与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
甲申政变平定后，得势的袁世凯开始整日趾高气扬、居功自傲，很快就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方方面面的谴责、反对与攻击。陷入窘境的他不得不托辞母病，请假回国。
不久，清廷欲将软禁在保定的朝鲜大院君李应释放归国，试图加以利用。经李鸿章保奏，清廷拟让袁世凯护送，委任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返回朝鲜，袁世凯阻止俄朝结盟，禁止朝鲜谋取独立活动，维护华商及清廷在朝利益，在巩固、强化中朝宗藩关系方面可谓尽心尽力。但是，他锋芒太露，一点都不讲究艺术策略，不仅没有吸取上次教训，反而更变本加厉，摆出一副监国大员、太上皇的架势，遇事直入王宫，态度傲慢，颐指气使，咄咄逼人，结果伤害了朝鲜君臣的自尊心，激起他们的强烈不满。他们一方面要求清廷派员替换，一方面加速背离清廷。与此同时，袁世凯对朝鲜内政外交的过分控制，因阻碍了西方列强特别是日本的染指，也招来他们的一致忌恨。
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利用朝鲜君臣急欲脱离清朝的心理，趁机大举进攻。袁世凯多次恳请日本大使谈判的和平努力受挫，只有求助李鸿章派兵增援。李鸿章对敌强我弱的中日实力了如指掌，不想骤然开战，一心指望俄、英等国出面调停，也就未派援兵。日军布列朝鲜要津，以重兵包围袁世凯使署，并扬言要派兵将他押送出境。孤立无援的袁世凯在无奈之际只好给李鸿章连连拍发电报，托病请辞回国。
二
袁世凯落魄逃归，在天津散居了一段时间。当然，他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利与失败，已尝到权力滋味与甜头的他，于表面上无所事事，实际上却以其特殊而敏锐的政治嗅觉，正紧张地观察分析着时局的发展与走向。
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很快就见成效，在袁世凯靠山的联合保奏与举荐下，光绪帝下旨，任命袁世凯为新建陆军督办大臣。
1895年12月16日，袁世凯奉旨前往距天津60余里、离北京300里许，素有京津南大门之称的小站，接管定武军，督练新建陆军。
袁世凯的人生，也因此而进入了第二个重要阶段。
清军由八旗、绿营，经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就总体而言，清军之编练，并未达到真正近代化的程度，特别是中日两军对垒，清军简直可以称得上不堪一击、一触即溃、一溃千里。袁世凯投笔从戎置身庆字营，已深刻认识到淮军之不足，因此，他在编练朝鲜亲军时，除用淮军勇营的操练法之外，又采用了英美装备与德式操练法。而小站练兵，他更是全盘更新：聘请了十多名德国、日本、美国军事教官；武器装备由德国进口，清一色的曼利夏步枪、马枪、手枪和格鲁森速射炮，此外包括电台、手表、帐篷、雨衣、雨帽、毯子等，全部都是洋货；他成立新建陆军督练处，下设参谋、执法、督操三个营务处，以及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教习处等，订立各种章程，完善军队的组织制度；建制更是以德国和日本的近代化军队为准，分为步、炮、马、工程、辎重等五个兵种。
如果说袁世凯发迹于朝鲜，那么他真正起家，便是由小站练兵。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谁握有军权，谁就能够左右政局，主宰全国。历经十多年摸爬滚打，早已深谙官场之道的袁世凯自然十分看重这支即将崛起的新军，几乎将所有心血付诸其中。他每天都要身穿军服，足蹬马靴，腰扎皮带，斜挂佩刀，白天观操，夜晚巡营。且军令如山，法纪严明，一旦发现违法乱纪者，严惩不贷。有一天晚上巡营时，他发现一名士兵偷偷吸食鸦片，当即抽出佩刀将其斩杀。另外，袁世凯深知淮军克扣士兵饷银的陋习，为防止新军出现类似舞弊现象，每每饷银发放之时，他总是亲自监督，保证让每一分饷银如实发放到普通士兵手中，这也博得了士兵们对他的特殊好感。为让官兵效忠于己，打起仗来勇往直前，袁世凯不仅经常训话，还像曾国藩那样编了一首《劝兵歌》，让新军士兵扯开嗓门唱个不休：“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神鬼必不容。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你若常记此等话，必然就把头目升。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将古今中外练兵之法熔为一炉，袁世凯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将操兵、练军、治军之术简直发挥到了极致，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层次。于是，他编练的这支新建陆军，仿佛横空出世，很快就成为一支国内最具战斗力的近代化军队。
袁世凯练军成功，同时也使得小站新军成为创练新军的模范样板，全国各地再度添练新军，必从小站抽调军事骨干担任教官。正是从他编练的新军中，走出了四个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六个民国总理、陆军总长（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唐绍仪、张怀芝、靳云鹏），34个督军。这不能不说是袁世凯的功劳，也是他创造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近代奇迹。
三
小站新军是袁世凯的看家资本与起家基础，他能继续前行，一步步迈向权力的顶峰，自然得益于这支一手创建起来的新军。然而，新军在给他带来权力与荣耀的同时，也带来了危机与危险。袁世凯的最后失败与覆灭，也源自这支新军。
早在练军之初，袁世凯就被监察御史胡景桂参了一本，说他“徒尚虚文、浪费国帑、克扣军饷、诛戮无辜”。一般而言，只要被监察御史参奏，一旦查出什么纰漏，就会小命难保；哪怕没有什么问题，也会惹出一身臊，最轻也得撤职。幸而奉旨查办的荣禄在观看编练只有三个月的新军洋操表演之后，对其焕然一新的军纪军容大为赞赏，“旌旗一色鲜明，颇有马鸣风啸气象”。据有关资料记载，最令荣禄称奇的是，袁世凯居然能把军队练得像家养的鸽子一般，放收自如，一声呼哨，曲尽其妙。因此，他不仅以“查无实据，毋庸置疑”复奏，还将袁世凯着实褒扬了一番，说他“血性耐劳，勇于任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一桩坏事就此变成了好事，袁世凯“扭亏为赢”，不降反升，虽仍专管练兵事宜，但已加官为直隶按察使。
小站练军初成，一时间令各方瞩目。
维新变法期间，袁世凯因其手中拥有的资本与实力，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当缺乏实力的维新派感到变法有异、即将遭到慈禧太后的残酷扼杀之时，他们的目光，不禁落在了身居小站、手拥兵权的袁世凯身上。加之袁世凯一度倾向维新，是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捐过5000两银子，还提出过一套自己的改革变法方案，于是，康有为等人认为：“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他们想利用这支雄居海内首位的新建陆军进攻京城，保护光绪皇帝，以保证变法能持续长久地进行下去。在维新派“抚袁以备不测”的建议下，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夸他兵练得好，将他提拔为候补侍郎，许以“专折具奏”之权，告诉他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稍具政治头脑的人都能看出光绪的这种频繁召见背后所隐藏的真实含义，这自然引起了慈禧、荣禄的警觉。为防止袁世凯被维新派所用，狡猾的荣禄制造英俄两国在海参崴开战的谣言，趁机调动军队驻扎长辛店与天津陈家沟，切断新军由小站进入北京的必由之路。
一方倚重利用，一方早有防范，袁世凯就这样被置于“帝党”与“后党”两派势力并不对等的夹缝之中。
眼看光绪不保，戊戌变法即将失败，维新派领袖无计可施，只有将最后的赌注押在袁世凯身上。康有为道：“往袁处明言之，成败在此一举。”于是，就有了见诸各种史书的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求他举兵诛杀荣禄、囚杀慈禧、发动军事政变的记载。
袁世凯在谭嗣同的一再追问下被迫表态，因慈禧与光绪有前往天津阅兵的计划，他流露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气概，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但前提是“若皇上在仆营”，并表示马上返回天津加紧部署。
袁世凯虽未进入权力中枢，但对宫廷之争多少也有所耳闻，凭他敏锐的政治嗅觉，深知帝、后两党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且摊牌在即，他似乎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血腥味道。光绪虽为皇帝，可实权却握于慈禧之手，军权尽归荣禄。就荣禄当时掌控的军队而言，北洋其他各军四五万，淮、湘各军70多营，京城旗兵数万。而袁世凯的小站新军虽为一支劲旅，但只有区区7000人，能出动的最多有6000人，怎么也不可能在后党警觉防范的情况下贸然攻入北京。因此，他答应维新派，趁慈禧与光绪阅兵之际，在自己的地盘上收拾荣禄与慈禧。这看似托词，实则切实可行，也说明了袁世凯能够审时度势，不好虚放空言。但问题的关键是，还未到阅兵那一天，慈禧就发动了宫廷政变，将光绪囚禁在南海瀛台，宣布重新训政。
过去的一致看法，都是认为袁世凯出卖了维新志士。但据近年来史学家的研究考证，事情似乎有了一定的变化与转机，那就是慈禧发动政变在前，袁世凯告密在后。
以袁世凯的老奸巨滑，在没有最后角逐之前，他决不会轻举妄动，不论是帝党、后党，哪一方他都得罪不起。荣禄是袁世凯晋升得势的恩人，这对追求实利不以道德为准绳的袁世凯来说，越过这层障碍并不困难，但只要他稍有异动，或者说稍有不慎，那将不是他“诛荣禄如杀一狗耳”，而是荣禄杀他“如诛一狗耳”。光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也不敢得罪，尽管光绪无权，可要整治袁世凯这样的臣下，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袁世凯被逼到了一根细细的钢丝上，并且不走还不行。可只要一迈脚，身子就会失去平衡，直至摔得粉身碎骨。
事实真相是，袁世凯将维新党人的“杀禄围园”计划藏在了肚里，当时并未告密，而是从北京匆匆返回天津。在天津的袁世凯得知慈禧发动了宫廷政变，心头真是又惊又惧。结局已见分晓，现在不是他袁世凯杀荣禄与慈禧，而是荣禄与慈禧决定他的命运与生死了。袁世凯心里十分清楚，“戊戌政变”的起因在于权力之争，并非是他与谭嗣同的密谋泄露，不然的话，他就不可能全身回到天津了。但是，密谋暂时没有泄露并不等于永远不被泄露。怎么办？是将维新党人的计划继续深埋心中，还是向荣禄和盘托出？一时间，袁世凯彷徨无主，怎么也拿不定主意。不说吧，又担心维新党人有所招供；说了吧，对自己也很是不利。在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皇权的国度，出卖百姓崇奉的皇帝，毫无疑问将被置于全体国人鞭挞拷问的境地。况且慈禧已是风烛残年，年轻的光绪一旦重新执政，那时的他必将死无葬身之地，甚至会招致诛灭九族之祸。并且就是说了，因有参与之嫌，且未及时告密，还有“马后炮”的投机嫌疑，不仅难以博得慈禧、荣禄的欢颜，而且很有可能会加速他的灭亡。那两天的袁世凯，可真是绞尽脑汁，左右为难。
两相权衡，袁世凯最终还是选择了说。
于是，袁世凯先告密于荣禄，荣禄再呈于慈禧。谭嗣同在“戊戌政变”中根本就没有引起慈禧的注意与重视，这便是直到政变发生四天之后才有捉拿他的通缉令发布的缘故。袁世凯的告密并未直接造成维新变法的失败，但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致使包括“戊戌六君子”在内的大批维新党人被捕被杀、被革被逐，使所有维新变法的成果前功尽弃。
袁世凯虽然告密，但慈禧仍将他归于维新一党，且参与“围园密谋”证据确凿，居心叵测，加之并未主动自首，所以“欲置之重典”。这重典会有多重？在一个人治社会里，不论轻重与否，只要慈禧一句话，袁世凯的脑袋就得搬家。所幸荣禄出面，力保相救，总算将功折过，就此逃过一劫。而最要命的是历史评说，长期以来，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都扮演了一个鼻梁涂白的不光彩角色，背上了卖主求荣的骂名。
就本质而言，袁世凯不仅同情维新，还真属维新一派，此后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并且就维新变法这一事件本身而言，1914年，身为民国正式大总统的他，不仅追认“戊戌六君子”为先烈，还在北京建立祠宇，将事实宣付清史馆立传。当然，他这样做，也不排除对当年的出卖之举有着一定的忏悔与掩盖之意。
四
袁世凯简直像个魔术大师，眼看就要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他竟然摇摇晃晃地走过了那根细细的钢丝绳而安然无恙。
将功折过，袁世凯的性命保住了，地位也保住了。走过一段人生的低潮期，他又开始往上升迁，进入了人生的第三个重要阶段。1899年6月16日，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年底署理山东巡抚。1900年3月14日实授山东巡抚，正式成为实权在握的一方诸侯，这也是他由军权向政权迈出的关键一步。这一年，以山东、直隶为中心的义和团运动高涨。如何对待在自己管辖的地盘上如火如荼的义和团?是剿，还是抚？对袁世凯来说，这又是一场新的考验。
慈禧欲利用义和团剿灭洋人为己报仇，竟然丧失理智地向西方11国列强同时宣战，袁世凯却对其管辖内洋人洋教施以有效的保护措施；清廷多次令他派兵驰援勤王，他就是抗旨不遵；部下主动请缨，他也不准允；后又积极参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发起的“东南互保”运动……袁世凯这样做，无疑是保存了自己的实力，避免了像其他几支武卫军在八国联军的打击下几乎全军覆没的下场。“庚子之乱”（1900年是农历庚子年）后，清廷五支武卫军，只剩下袁世凯这支保存得相当完整的武卫右军，袁世凯也成为清末唯一拥兵自重的大臣。但他违抗朝廷圣旨，如若惹恼生性多疑、手段残忍的慈禧，决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因此，袁世凯走的又是一步险棋，但他又不能不这样做。他不能听凭拳民驱洋教杀洋人造成混乱无法收拾；他更清楚地知道，以其编练的虽是国内一流劲旅的新军去对付强大的八国联军，无异于以卵击石，除了像其他四支勤王的武卫军那样遭致覆亡的命运外，不会有更好的下场。事情既然做了，他只有尽快想法弥补，继续走荣禄的门子，向慈禧表达忠心。
北京陷落后，慈禧让袁世凯接济经费，他半点儿也不敢怠慢，先后派人送去白银21万两、绸缎200匹及大量食物。仓促逃亡的慈禧得了袁世凯接济，心里的感激自不待言。慈禧到达西安，袁世凯运送大批军火以供保卫之用。和约将成之际，他又作好了迎接慈禧回銮的充分准备。袁世凯摸准了老佛爷的脾性与心思，一年多的逃亡生涯，她是受足了气吃够了苦；如今再次回京，她需要的就是金钱、体面、豪华与排场。所以，袁世凯首先献给慈禧两座豪华的彩棚，一座扎在保定车站，一座设在北京城门，犹如“凯旋门”一样，让败逃而回的慈禧在灿烂的鲜花、亮丽的彩灯照耀下，产生一种虚幻的凯旋感觉；其次，袁世凯献上的是以巧取豪夺手段搜刮弄来的100万两银子，在当时国库空空如也的情况下，10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乐得慈禧笑眯了双眼；最后，袁世凯别出心裁地准备了两只供太后赏玩的鹦鹉，当李莲英将鸟笼捧到离慈禧两三尺远的地方时，两只鹦鹉突然亮开嗓门清脆地叫道：“老佛爷吉祥如意！”“老佛爷平安！”慈禧见状，简直笑开了怀，一年来所有的窝囊委屈随着鸟儿殷切的叫声顿时烟消云散。直到这时，袁世凯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终于落地。
于是，“众望所归”的袁世凯被清廷正式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大清帝国的实际“宰相”。后又一身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八个大臣之职，权势远远超过当年的曾国藩与李鸿章。
于是，清朝末期一个新的时代——袁世凯时代就此拉开帷幕。
这是一个被史家与大众忽略了的多少算得上充满生机、焕然一新的时代，其中最亮丽的出彩之处，便是被称为“清末新政”的社会变革。清末新政无论是改革的广度，还是其力度与深度，都超过了戊戌维新变法。慈禧为清除镇压“百日维新”带来的负面影响，推动这场新的改革，赦免了除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三人之外的其他所有维新派、革命派党人。就实质及影响而言，清末新政的有力推动者、实际执行者便是大权在握的袁世凯，在增练新军、创建巡警、改革司法制度、推行地方自治、发展实业、广兴教育这些新政改革方面，袁世凯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只因他后来称帝自为，一生中的诸多功绩被有意无意抹杀殆尽了。
然而，袁世凯并不满足于此，他想继续前进，将这场改革运动推向极致——由器物而制度，实行君主立宪。他逢人便称：“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并自告奋勇地提出将直隶作为立宪的试点省份，面奏慈禧太后，说立宪应先组织内阁，从改革官制入手。按袁世凯的改革方案，立宪最重要的是设立资政院与责任内阁。资政院为疏泄舆论的清议机构，责任内阁实质上就是架空皇帝，由总理大臣、副大臣代替皇帝行使职权。袁世凯的这一涉及制度的深层改革方案，虽能推动大清帝国的封建专制向西方民主政体转型，但也不乏其个人私心。他想在拥有京津军警力量的同时，进京与庆亲王奕同时组阁，奕为国务总理大臣，他做副总理大臣——在控制朝政的同时，也为自己预留后路——慈禧已是日薄西山，说不定哪天腿一蹬眼一闭，光绪就会从瀛台走上前台，成为名副其实的皇上。袁世凯心里比谁都清楚，光绪对他的出卖定会不依不饶。而与奕同时组阁架空皇位执掌朝政大权，哪怕慈禧故去，他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袁世凯的做法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反对。皇室宗族得知袁世凯不让他们参与政事后，醇亲王载沣拔出手枪抵住他的胸膛厉声叫道：“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幸亏奕及时赶来排解，载沣才没有扣动扳机；守旧派认为这种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会引起社会动荡，难以施行；立宪派认为袁世凯推行的只是“大臣专制政体”，而不是真正的君主立宪体制；就连那些太监，听说袁世凯的改革方案中有一项是裁撤他们，于是，百余名太监趁他下朝之际将其拦住，百般谩骂围攻，又是奕出面劝解，才给袁世凯解了一围。要说这些都算不得什么，最关键的是此举引起了慈禧的疑忌与不满，她担心责任内阁制成立后君权旁落。因此，袁世凯的立宪改革不但没有成功，反被慈禧的另外两名宠臣——瞿鸿几与岑春煊借机参了一本（史称“丁未大参案”）。袁世凯几乎动用了所有看家本领，通过花钱打点、疏通关系、伪造假证等手段，好不容易才没有“翻船”。但仍被慈禧以明升暗降之法让他离开北洋新军，进京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袁世凯正心惊肉跳地夜夜做着噩梦呢，光绪死了；第二天（1908年11月15日），慈禧也死了。袁世凯大大地吁了一口长气。不过他的长气还未吁完，报应就从天而降了。宣统帝溥仪即位，其父载沣监国，为摄政王。早想一枪结果袁世凯性命的载沣大权在握，加之要为其同父异母的兄长光绪帝报仇，所以他刚一上任就准备拿袁世凯开刀。
袁世凯又一次被推到了鬼门关口。
好在张之洞极力劝谏，加之载沣担心处决袁世凯会引发新军闹事，也就手下留情饶了他一命。但是，摄政王载沣仍给袁世凯以严厉的惩处——以“足疾”为由，罢免他的一切军政大权，将其开缺回籍。
要谈袁世凯，必须抛开历史课本的有色眼镜来看，袁世凯一生有三个重要的时期，在朝鲜，办新政和辛亥革命。
在朝鲜，所谓弱国无外交，相信会在他的人生观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而日本，通过君主立宪形成的强大，也会让他对与革新前的日本相似国情的中国的出路有了一点模糊的认识。即在一个强有力的统治阶层的领导下进行于世界潮流同步的资本主义改革，而当时只能依靠汉人官僚来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的满人政府显然已经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该由什么样的统治阶层来完成这一变革？这个时期的袁世凯肯定还在考虑和观望着。
小站练兵，是袁世凯涉足新政的一开端，但新政并不是他主导的，而是旧湘淮系崛起的官僚如李鸿章和张之洞所领导的，这一时期，是占据着中华大地绝大多数的汉人领导阶层迅速从满人的统治下攫取权利的黄金时代，这一变化在八国联军进北京这一被后世视为国耻的事件中达到高潮。当时北洋领袖李鸿章在广州正和香港的英军策划东南互保，即如果八国联军有推翻清政府的念头，则约束京津一代的袁世凯的武卫右军等新式北洋军队作壁上观，而远离清廷统治中心的东南各省伺机独立，以英国为保护，并看形势来夺取中国政权，南洋领袖张之洞也约束自己的故系将领的部队不得参战（当时新军的编成分两部分，即以直隶的北洋新军袁世凯部和以湖北为中心的南洋新军），所以造成了当时北京附近空有十几万装备精良的新式陆军和数倍的巡防营旧军，而清政府却只能依靠装备着大刀长矛的义和团和装备落后的由甘军组成的武卫后军来抵抗的局面，迅速的失利是很正常不过的事，事后，李鸿章等看全国形势，推翻请政府的时机依旧不成熟，也不可能得到狡猾的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的洋人的支持，故出来善后。此后旋死，由袁世凯接收了其北洋势力。在这一时期，袁世凯随着对北洋新军的掌握，显然已经意识到，由占人口多数的汉人来统治中国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而当时列国环饲，都愿意用清廷来限制中国的崛起，加上很多省份还是满人控制政权，对于长期任职于中央的袁世凯来言，他是不愿意用激烈的手段来夺取政权的，因为这必然将导致国家的分裂。所以，他采用的是一种渐进式的夺权。
辛亥革命，一日之间，中国半数土地易帜，让袁世凯不得不接受暴力革命的方式，但随着和孙文的会谈，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迅速崛起，成了一个迷茫的疑问。
首先，中国各省用一种自发革命的方式推翻了清政权，虽然各省打着革命的旗号，但真正奉行同盟会命令的也只有江西的李烈钧，云南的蔡锷是梁的学生，主张的是君主立宪，山西的阎西山，关起门来做皇帝，湖北的黎元洪，主要是南洋新军的将领在主导，根本没把同盟会放在眼里，其他各省，甚至有很多不过是清政府的旧官僚换个门面而已。这样一个群雄割据的局面，需要怎样一种力量来统一？毫无疑问，这是需要一个纽带的，袁世凯首先想到的是同盟会，用政党的理想和凝聚力来把各省联系起来，于是，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北京之谈便出现了。
然而，北京会谈，总体来讲却让袁世凯非常失望，首先，同盟会的精神领袖孙中山，本身就是一个在国外长大的假国人，除了空洞的口号，毫无能力，在个人能力上，他居然幼稚的对袁世凯说，中国的未来就在于三件事，第一是推翻满清，这一点已经完成，第二，在十年训练一百万新式陆军，来获得国家的稳定和抵御外辱，第三，修十万里的铁路，来振兴经济，因为美国就是依靠铁路。完成了飞速的国力的积累的。一百万新式陆军要多少军费？孙大炮大概觉得加加税就解决了。如果中国的民族实业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使修成十万里铁路，又有什么用处？袁世凯对孙的个人虽然在公开场合进行了大大的褒扬，但私下里，是什么想法，大家完全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组织形式上，同盟会也完全不具备一个党派所应有的凝聚力，当时的同盟会只是一种非常松散的组织，大家的目的就一个推翻满清，推翻满清后怎么做？事实证明，同盟会最后连自己控制的省份都摆不平！
于是，袁世凯把眼光投向了日本，小小的日本是通过什么来团结国家的上层建筑的？忠君，爱国！这是一种精神的纽带，让日本的武士和商人们放弃了个人的利益，而投身帝国复兴的大业中来的。而中国人，所缺少的不正是一种共同的精神信仰么？看看各省割据的军阀，甚至北洋派系的内部，所有失去理想的人们只能拼命的攫取经济利益，用纸醉金迷来掩盖自己精神的空虚，其实，一直以来，中国人民都不缺少爱国的精神，即使恶劣如东陵大盗孙殿英之流，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曾英勇的率领军队打过几次硬仗。被历史课本骂臭了的大军阀段其瑞，吴佩孚在下野后也都拒绝过出任日伪政权的高官，中国人，愿为国士的执拗从未缺少过，缺少的，只是一个前进的方向，所以袁世凯称帝了，妄图用君臣的孝衣来重新为中国的士人寻找一个理想。我个人认为，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完全可行的。
既然谈到袁世凯的称帝，自然要谈到袁世凯的失败，我觉得他的失败并不象历史课本上说的那样是万人唾骂，失去民心的结果，他不是输给了革命党人，而是输给了时间。
二次革命的胜利，除了西南几个省份，袁世凯已经完全的控制了中国的局势，事实如此，但反抗的声音并没有真正的消除，袁世凯这一点是清楚的，但他当时对自己的时日无多，相信也是体会得到的，作为中国的华盛顿，一手复兴了汉人政权，他更希望能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强大，这是一种千秋万世的荣耀，出身于士人家庭的他，当然更无法抗拒，于是他转而对军阀内部的割据势力动手，首先，他创立了北洋新军之外的模范团，并以此扩编了几个师，希望能在北洋军之外重新打造一只军事力量来做制衡，老袁是想杯酒释兵权了。北洋内部以段琪瑞为首的军阀不可能不知道，于是，私下的抵制已经开始了。段辞去了陆军总长的职务，冯国章也躲在南京观望风色，如果能再给袁世凯十年的时间，相信他一定可以把北洋那些桀骜的老家伙们卸甲归田，可惜，他和时间赛跑的游戏是无法改变规则的，为了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打造的帝国复兴，他贸然的作出了赌博，于是，他输了。护国战争中，在蔡锷那三千老弱残兵前，北洋军阀们却以一种默许的姿态消极抵抗，袁世凯吐血身亡，而中国人又一次在分崩离析中迎来了另一个黑暗的战乱年代。
纵读那北洋时代的历史，当时的各种力量，唯有袁世凯真正能实现中国式的理想，只有在他当大总统的时期，中国是最接近统一的。也是最自主的。最有可能实现中国特色的崛起，可惜，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灾难，让我们在历史的黑夜中且哭且行。。。。
袁世凯在维新运动中的表现，史学界向来评价极低，斥之为投机钻营。苏全有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袁世凯与维新运动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袁世凯作为洋务派后起之秀，其思想动向渐趋维新派阵营，处于二者之间；二是袁世凯向翁同和所提建议，同康有为相比更加切实可行；三是袁世凯之所以告密，是因其认为康有为的“杀禄围园”计划根本行不通，转而厕身后党。袁世凯在维新运动中的活动不应一概理解成投机行为。(苏全有《袁世凯与维新运动关系再认识》，《许昌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
周建林认为，袁世凯的势力在清末新政中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得以急剧扩张，其权势已远远超过当年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利用新政时期急剧扩张的军事政治实力，一方面逼迫清帝退位，一方面使革命派将辛亥革命的成果拱手相让。(周建林《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势力的扩张》，《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4期)
农伟雄通过对辛亥武昌首义后国内出现的全面停火和南北议和时期袁世凯个人经历的考察，认为袁世凯“出山”是中国政坛的众望所归。此时袁已不属于封建朝廷的旧官僚，而进入“自由资产阶级政治家”行列，是刚刚从自由君主派变成自由共和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农伟雄《袁世凯与南北议和新论》，《江汉论坛》2002年第2期)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后对和谈停火积极追求，并在革命党人压力下采取措施迫使清帝退位。这一阶段，袁世凯倾向共和，成为第一任总统。(农伟雄《由“君宪”到共和的袁世凯》，《安阳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杨波分析了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的原因。认为：孙中山让位的客观原因在于，一是辛亥革命后呼唤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此人非袁世凯莫属。二是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政绩卓著，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各阶层“拥袁弃孙”的一致倾向。主观原因在于，一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尚不具备掌握政权的思想准备，产生功成身退思想；二是随着中华民国成立，革命党人认为满清已经推翻，民国已经建立，只剩建设问题；三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尚不具备管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杨波《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原因探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邓亦武认为，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态度对中国政局的发展至关重要。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为使其中国利益不受损害，表面上主张对中国革命实行保持中立的不干涉政策，实际上却竭力扶持袁世凯上台主政。袁世凯上台得到了列强在舆论、和谈、财政和外交四个方面的支持。(邓亦武《刍议列强对袁世凯上台的支持》，《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何大进认为，革命派流露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缺乏稳定政局的能力,使西方传教士感到其利益受到了一定威胁,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并最终选择了袁世凯。(何大进《辛亥革命时期西方传教士对袁世凯的选择》，《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8期)
关于洪宪复辟，纪能文认为，尽管袁世凯负有明显的历史责任。但也应看到，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转型和过渡中，袁世凯在社会失序状态下建立政权，面临着既要恢复社会秩序，又要摆脱经济窘境；既要促进社会进步，又要对外抵制侵略的复杂课题。这一时期政治局势的失控、文化传统的失落和社会心理的混乱都对袁世凯的政治心理和政洽行为有着重大影响。洪宪帝制是当时复杂历史背景下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纪能文《从共和总统到洪宪皇帝——袁世凯洪宪复辟的历史透视》，《天津师大学报》1996年第4期)
何善川认为，袁世凯内阁在国家政体近代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袁世凯内阁从政治体制上看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政权结构，其组织形式上一定程度地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原则，是对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一种抨击，对封建专制政体的一种否定。在推动清末国家政体近代化方面无疑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何善川《论袁世凯内阁与清末国家政体近代化》，《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张步先、苏全有认为，发展工业是袁世凯经济思想中的核心内容。袁对中国经济近代化所起的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外理性抗争，进行利权回收；二是倡国货、拒洋货；三是引进外资；四是引进、推广机器，发展工业，扶持民族资本工业。民国初年，袁世凯致力近代化实业使民族资本步入黄金期。过去一般论著总认为民初民族资本黄金期的形成是由“一战”造成，其实如果没有袁世凯的近代化意识及其全力投入开发，“黄金期”不可能形成。(张步先、苏全有《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工业发展》，《山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3期)苏全有考察了袁世凯的对外开放思想，认为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开通商“特区”，扩大开放范围；二是大胆引进外资,促进经济腾飞。此外，他还注重侨资。(苏全有《论袁世凯的对外开放思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刘宏考察了袁世凯兴办军事学堂的原因，认为：一是基于甲午、庚子战败反思；二是出于北洋军队现代化需要；三是出于北洋军队迅速扩充需要。(刘宏《袁世凯兴办军事学堂原因探析》，《历史档案》2000年第1期)
郭剑林认为，作为清末民初特定时期的历史人物，袁世凯在某些方面确实起了消极作用，如复辟帝制等，但不应以“窃国大盗”来盖棺论定。(郭剑林《关于袁世凯评价的几个问题》，《河北学刊》1994年第6期)
其实，对袁世凯的评价可能很大部分是因为阶级统治的需要。。例如戊戌变法袁世凯是否告密。 在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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