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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一个怎样的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迁评价孟子说：“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又说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所谓“所如者不合”与“迂远而阔于事情”，是说孟子的学说主张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差太远，孟子被认为是过于理想化了。
孟子提出的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
孟子与荀子同为先秦儒家大师，但其关于人性善与人性恶的观点却截然相反。那么究竟谁的观点代表儒家原则？是孟子对而荀子错，还是荀子对而孟子错，抑或是二人都错？结论只能是二人都错，也就是说二人在逻辑思辨上都是独断的，而都是出于独断这一点又恰恰便是包括二人在内的儒家的共同原则。儒家学说是一道德体系，其中的许多原则属自明性质，非由逻辑论辩可以证明，也无须通过逻辑论辩的形式证明。
荀子和孟子二人，荀子主性恶，孟子主性善，荀孟的不同不在于儒家“仁”的思想的差异，也不在于儒家逻辑论证方法的差异。孔孟荀三人所以能并列为早期儒家大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孔孟荀三人在思想和方法论上的一致。荀孟所以不同，是因为二人在儒学的理想与实践上有着不同的侧重。表面上看性善、性恶正相反对，实际上却更加反映了荀孟二人极为一致的儒家本色。
孟子和荀子都认为性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不是决定一切的，所以所谓性善性恶，先天后天，原也就无所谓善恶，性善性恶只是二人逻辑论证的不同前提而已。孟子的“义”出乎心性，但是“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也”。“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仁义者，“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先天虽有的，后天也有可能会失去。荀子的仁义虽在生性天情之外，但君子“化性起伪”，“强学而求有之”。先天没有的，后天也可以具备。所以先天有没有并没有关系，关键是要看后天能不能拥有。所以说，性善论与性恶论是同样归结为儒家“仁政”理想和“求”与“学”的实践原则，在此一点上二者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孟子和荀子既然一致，为什么会有一人主张性善、一人主张性恶？其原因即在于二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对此，司马迁早有指出。《史记》将孟子与荀子合传，是有其充分考虑的。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迁评价孟子说：“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又说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所谓“所如者不合”与“迂远而阔于事情”，是说孟子的学说主张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差太远，孟子被认为是过于理想化了。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迁评价荀子说：“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所谓“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说明到荀子时社会现实更趋恶化，更不容提出过高的理想。
孔孟荀三人的身世环境属于同一类型，都有所谓是非淆乱、老而发愤的经历。但孔子生当春秋末年，孟子生当战国前期，社会政治状况毕竟要好一些，使人感觉尚有药可救。而荀子生当战国末年，作为春秋战国最后一位集大成的学术大师，所感受到的社会环境的险恶，以及来自儒家统系的责任感和心理压力，都在孔子孟子之上。所以荀子专意著作了《性恶》一篇，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孟子讲仁义，把仁义概念建立在对人的心理分析之上。为了强调仁义，所以深自树立，高自标榜，以求激励人心，要求人在后天行事中保持其本心，是俗语所说的“唱红脸”。表面上讲性善，实际上重在后天行事。荀子讲仁义，但荀子生当战国末年，当时的情况已是人人争于利欲，君子与小人同恶，固不宜倡言心性之善，于是只有深明其恶，以求人能反躬自救，要求人在后天生活实践中厉行改造，有佛家世纪之末救世出苦海之意，是俗语所说的“唱白脸”。孟荀二人性善论与性恶论态度虽然相反，但“仁”的主张一致，强调后天实践一致，并且性善论或性恶论的独断的逻辑论证方法也是一致的。
社会政治格局是有变化的，学术的发展也是有变化的。在这方面以法家的论述最为充分，如《韩非子·五蠹》说：“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李斯秦始皇三十四年奏议：“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史记·秦始皇本纪》）
儒家的发展，有一个由“仁”向“义”、“礼”，直至向法家的“法”过渡的流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性善论与“义”相联系，性恶论与“礼”相联系，核心是“仁”。“义”与“礼”仍然是仁，之所以有性善论与性恶论的不同，则是原于历史环境的变化。“义”与“礼”变了，性善论与性恶论变了，但是“仁”没有变，儒家体系的独断性质也没有变。
对于此一性质，学术界也早有指出。
朱熹在解释张载《正蒙·天道》中“天体物不遗，犹仁体事而无不在也”一句时说：“横渠谓‘天体物而不遗，犹仁体事而无不在’，此数句是从赤心片片说出来，荀、扬岂能到？”（《朱子语类》卷九十八）所谓“赤心片片”，即表明此问题是由内心自明的，而非推理的。
梁启超说：“道家哲学，有与儒家根本不同之处。儒家以人为中心，道家以自然界为中心。儒家道家皆言‘道’，然儒家以人类心力为万能，以道为人类不断努力所创造，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家以自然界理法为万能，以道为先天的存在且一成不变，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八章《道家思想（其一）》。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东方出版社1996年编校再版。）简洁而准确地指出了儒家学说的人文实践倾向。梁启超先生又说：“荀子与孟子同为儒家大师，其政治论之归宿点全同，而出发点则小异。孟子信性善，故注重精神上之扩充。荀子信性恶，故注重物质上之调剂。……孟子言‘辞让之心人皆有之’，荀子正相反，谓争夺之心人皆有之。”（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七章《儒家思想（其五）（荀子）》。）所说出发点的小异当即指孟荀二人的论证手法不同，归宿点的全同当即指其儒家本质的一致。
参考资料：《东方道德研究》第四辑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卒于公元前87年，48岁终。现司马迁墓祠，在韩城市城南10公里芝川镇南门外，位于黄河西岸的梁山东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
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公元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二、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清廉高洁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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